前言

不同县级行政区划名称互相重复的现象，在郡县制诞生之际便开始出现，此后，更成为古代中国行政区划建置沿革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自先秦至清末从未断绝。

一、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两汉作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开创与奠基阶段，发展、完善于此期的行政区划制度和行政区划格局深刻影响着后世王朝。

西汉时期，行政区划制度从郡国并行转向全面郡县；新莽时期，王莽调整境内大半行政区划；东汉建立，光武帝恢复汉制、省并县国，随着两汉之际行政区划政策的调整完善和王朝疆域的扩张收缩，重名县级行政区划数量也波动起伏。

对此，两汉政府曾采取多项措施管控和治理。本文的论述即着眼于此，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史料，对两汉时期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由来和政府采取的管治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系统研究。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不仅体现出统治者的政治取向，还深刻反映着民生经济、赋税政策等社会现实，因此，长期以来，历史学与沿革地理学都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作为重点方向研究。

于己而言，自高中时笔者已对中国行政区划深感兴趣，故硕士论文选题更倾向于此方向。纵观古代中国，汉代作为大一统王朝开创期，自立国至灭亡四百余年间，上承统一中国但短促而亡的秦制，下启千余年来后世王朝的统治范式，在华夏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此期，为稳固政权和发展经济，两汉统治者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的行政区划尝试，如：西汉初建立时，高祖刘邦推行郡国并行制，为功臣与刘氏子弟广建封国，并在诸侯封国与皇帝直辖土地同行郡县制。

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推恩令等政策众建王国，瓦解王权，高祖所建封国此期多名存实亡；新莽时期，篡汉的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州、郡、县三级制，并将全国大半地名改易，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十分繁乱。

东汉初立后，光武帝刘秀着手省并郡国，恢复西汉行政区划。上述两汉统治者的种种举措，都对后世朝代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研究。

但若要系统化、全局化研究两汉之际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有一定难度，且学界前辈已取得一定成果，故笔者尝试将研究主题缩小。

受本科经历启发，笔者注意到重名县级行政区划问题。彼时，笔者求学地的邻近城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地级市），所辖临夏市（县级市）、临夏县为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给当地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查阅大量资料后，笔者发现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同级别行政区划出现重复名称是常有现象，其形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读音相同，文字不同，如唐时陕西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与甘肃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

另一种是读音、文字均相同（本文主要研究这种重名类型），如明孝宗弘治初年，因意外来到中国的朝鲜官员崔溥曾言“我所经处，浙江有通州，北京亦有通州，徐州府有清河县，广平府亦有清河县，一海内州县有同名者，何也。”

这两种重名方式历史上长期并存，针对此情况，每个王朝都或多或少采取过管控措施，但由于古代中国政权更替、疆域变化，重复地名虽经过管控，却依然不断出现。

作为地方基础行政区划，全国范围内的县级政区数量多、分布广，因此县级行政区划的重名情况更为常见。自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县级行政区划的重名现象未曾断绝。

直到1979年，国务院颁行《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时，明确规定“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的公社名称、一个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一个市内的街道、胡同不重名。在上述范围内，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

县级政区新命名时才被禁止使用已有名称（但类似于临夏市、临夏县这种历史遗留情况，未再专门改易）。在重名县级行政区划存在的千余年中，两汉时期因数量庞大、情况复杂。

又更具代表性：此期，比例最高时，全国范围内重名县级行政区划占到县级行政区划总数的7.2%，部分地区，如：琅邪郡的重名县级行政区划占到郡内县级行政区划总数的61%（据《汉书·地理志》统计）。

由此，笔者决定将目光锁定于两汉，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简牍、封泥等考古史料的解读，探究两汉之际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由来与政府的管控措施等问题。

行政区划是中央政府为了对其管辖区域进行有效统治而实行的分级管理政策，其伴随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两个概念的逐步形成而诞生。古代中国，西周以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只存在政治关系，而未发生行政关系”。

因此，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行政区划。一直到西周末期，周天子权力下移，各诸侯国开始掌握封地实权，逐渐形成自上而下的管辖制度时，行政区划才开始形成雏形。

到秦汉后，郡县两级制的行政区划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中国行政区划的基础也开始确立。

古往今来，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区划多次调整，其建置沿革也备受学界重视，众多学者涉猎其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存在的大一统王朝，两汉的行政区划自然倍受研究者青睐。

但纵观相关成果，学者们对两汉间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演变较少涉猎，且针对此期曾大量出现的县级行政区划名称重复这一现象，学界也鲜有关注。

因此，笔者将通过对两汉基础史料中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整理，一方面梳理出两汉重名县级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其由来原因和政府的管控措施，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并为其他学者深入研究两汉地名和中国古代的重名县级行政区划建置沿革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与学术启示。

二、研究现状评述

近年来，我国多地曾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如：2020年6月，吉林省公主岭市从由四平市管辖改为由长春市管辖。

2019年1月，山东省原地级市莱芜撤销，其所辖两区划归济南市管辖；2011年7月，安徽省原地级市巢湖所辖区、县分别划由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管辖。

如此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行政区划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不但规范与制约着国家、地方间的行政制度，还与地域间经济、文化活动息息相关，因此，合理、科学的行政区划已成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1979年，国务院曾颁行《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明确禁止全国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的名称重复。

但此前已有重名情况却未再改易，如：甘肃省临夏县、临夏市（县级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和田市（县级市）便依然保留。

作为中国行政区划体系变迁史上的重要一环，重名县级行政区的出现虽可追溯到先秦，但长期以来，关于其建置沿革却并未受到学界重视，特别是两汉阶段。

两汉之际的重名县级行政区划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还存在三地重名等特殊情况，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此期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研究，为当代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优化、其他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命名提供参考、借鉴之用。

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以来，社会动荡、局势复杂，学术研究亦受影响，关于两汉县制的研究也停滞不前，一直到民国年间，王国维先生作《汉郡考》一文（收录于《观林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才逐渐恢复。

在《汉郡考》中，王国维先生利用清末发现的数枚汉封泥与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河内郡、豫章郡及济南县、苑县等地地望（地望指地理位置，出自：“圣祖勒铭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远，则是以汗山或肯特岭为狼居胥山。

准其地望，皆与古书相合”），这种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考证的方法，为两汉县制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具有积极作用。

此后，受民国时期报纸、期刊大量发行影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创办了历史地理学学术期刊《禹贡》，该刊先后发表有多篇两汉县制研究的论文。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史念海先生的《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禹贡》，1934年第1卷第8期），此文研究视角独到，是学界第一篇系统化研究两汉时期郡国、县邑数量变化的文章。

这与古时学者研究两汉县制时仅校注传世文献或简单梳理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谭其骧先生的《西汉地理考辩》（《禹贡》，1937年第6卷第10期）则主要考察了两汉时期部分郡、县的地理位置和边界。

并附以自绘地图，其中部分地图成为建国后由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西汉图组的基础。

此外，民国至建国期间，其他期刊所发表两汉县制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得到保存，如林志纯《太史公划分的西汉地理区域》（《世界文化》，1941第2卷第5辑），张震泽《两汉之县制》（《东方杂志》，1946第42卷第8期）等。

但这些文章的研究思路都是依传世文献整理、罗列两汉县制的由来、发展，并未涉及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突破相对较小。

结语

故综论之，近代学者研究两汉县制的进步体现在开始出现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史料结合、绘制地图等方面，这给两汉县制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

关于两汉行政区划，周振鹤、李晓杰等学者虽已做出动态化、系统化的总结与考证，出版有《西汉政区地理》《东汉政区地理》等专著，但目前少有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两汉县级政区的名称演变上，尤其是重名县级行政区划的演变。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完整的记录着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全国行政区划名称，但目前学者甚少将此部分资料运用于政区名称演变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