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梵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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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鲁滨逊的日记

编辑丨鲁滨逊的日记

尽管“泰勒使命”引发了美国国内新教徒的激烈抗议，但泰勒终究在１９４０年初开始了奔赴罗马的旅程。二战期间，美国总统和罗马教皇的直接沟通渠道得以正式建立。

二战初期，美梵关系相对友好，借由泰勒的出访，美国与梵蒂冈展开了一系列合作，既包括共同阻止意大利参战，也包括梵蒂默许美国主教对《神圣救主》通谕作出新解释，亦包括美国助力于梵蒂冈援助波兰。

泰勒第一次访问罗马与美梵合作互帮的尝试

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６日，在国内新教徒的反对声中，泰勒带着夫人动身前往罗马。２月底，泰勒夫妇到迖那不勒斯。与他们同船的还有担负寻访欧洲使命的副国务卿韦尔斯。

罗斯福称，韦尔斯的出访是为了了解欧洲的当前局势，实际上是为了调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意大利政府为韦尔斯准备了官方的欢迎仪式，泰勒并未参加。

他与教皇派来接他的教廷国务院专员赫尔利，一起乘坐轿车抵达罗马。

从此开启了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多次访问罗马的先河，也开始了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多次交流。

泰勒出发之时，梵蒂网也在积极准备迎接他的到来。泰勒动身前往罗马的同一天，梵蒂请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菲利普斯致信国务院，询问泰勒的委任书是总统的私人信件，还是正式意义上的任命信。

因为如果是正式的任命信，双方通常要交换演讲，教皇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当天下午６点，国务院作出回复说，泰勒的委任状是总统私人信件，不会发表正式演讲。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为泰勒出访罗马而预备。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国务院派遣美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的秘书蒂特曼担任泰勒的助理，因为他熟知意大利的状况，其头衔是“美国总统派向教皇庇护十二世私人代表的助理”。

但蒂特曼对自己的新工作并无太多期待。

他曾写信告诉自己的母亲说，“我被指派为泰勒的助理，可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结果，这份原本令他毫无期待的工作，却成了日后他口中让他无比骄傲的事业。

２月２０日，蒂特曼从日内瓦出发，比泰勒更早抵达罗马。接下来六周，蒂特曼陪同泰勒拜访了梵蒂冈官员及委派给教廷的外交官。

只是，蒂特曼在泰勒同教皇打交道中没有过多参与，也没有参加泰勒同教皇无数次的会见。因为泰勒有私人秘书，可以为他准备相关报告。

２月２７日，接见泰勒的仪式在肃穆中举行。尽管泰勒仅仅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但梵蒂岡仍然按照接待大使的规格来接见他。

稍有差别的是，接待泰勒的仪式在小王座大厅举行，而一般接见大使是在王座大厅。据托马斯摩根记载，当天，按照复杂的礼仪，泰勒大使穿戴得十分整齐，其夫人身着专门为觐见教皇而设计的黑色高领长袖，黑色面纱直垂到肩膀。

蒂特曼夫妇也按照教廷严格的礼节，衣着整齐，紧随其后。在教皇宫前，紫衣主教、瑞士卫兵、宫廷大臣和接待人员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接着，泰勒众人被迎至克莱门汀大厅。

继而，众人一同前往小王座大厅。期间，泰勒一行人受到了更多官员、神父和士兵的欢迎。教皇在小王座大厅十分高兴地接见了泰勒等人，伸手以示欢迎，并请他们就座。

泰勒追溯了１９３６年海德公园的美好回忆，并称，自己的使命是为了实现罗斯福总统推动和平与人类福利的愿望。

接着，泰勒向教皇递交了总统的手写任命信。这封信说，“我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３日给你的信中，曾建议派遣一名私人代表来协助我们争取和平及舒缓痛苦的共同努力。

你表示，会接受并接待我所派遣的私人代表迈伦泰勒。泰勒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我把这特殊的使命托付他…希望他能成为我们之间的沟通渠道，供我们互换意见。

我请泰勒向你一一我的老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我真诚地期待宗教理想和人类自身能够团结一致，在自由的基础上，在上帝的保护下，重建更永久的和平，并确保生命安全和所有国家的完整”。

接到泰勒的任命信后，教皇十分高兴。他表示，在如今死亡和破坏的日子，重建世界和平是重要的贡献。

并称赞泰勒是担任此次重要出访的合适人选。同时，为表达自己的喜悦，他授予泰勒夫人一枚大银牌。

紧接着，教皇与泰勒进行了４５分钟的私人会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启程前，罗斯福曾叮嘱泰勒，要他与教皇在和平的四项基础上进行协商。

这四项基础分别是：宗教自由、信息和知识传播自由、裁军和各民族的贸易自由。总统还命泰勒与教皇探讨早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而教皇也曾在１９３９年圣诞前夕提出“五点和平纲领”：保证各民族的独立；真正的裁军；重建和创建国际机构；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承认神圣不可动摇的神圣法律高于所有人类的法律和惯例。

可见，罗斯福提出的和平四项基础与教皇的“五点和平纲领”具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在谈论和平与国际局势。

无疑，这也是教皇和泰勒在首次会见中讨论的主题。据泰勒回忆，他和教皇谈论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分析德国的状况：首先，在德国现存政体下，英国和法国所要求的持续安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对德国政体没有信心，拒绝向它妥协；

其次，德国人民不满其政权，但被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控制。

国内的政治团体没有武装、无组织并不断受到监视，因此目前毫无力量；再次，德国军官总体上不支持战争，但尚未做好反抗其政治领袖的准备。

如果被命令前进，他们会立即服从；最后，德国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长期战争，如果打仗，它可以持续一年或更久。

意大利参战的问题。教皇表示，他没有与墨索里尼联系。

但据情报，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和所有意大利人民反对战争，而墨索里尼尚处于摇摆当中，未做最后决定。泰勒认为，墨索里尼试图为本国求得最大利益和让步。

据说，教皇和泰勒私人会见的气氛十分热烈。在这次会见中，教皇赐给泰勒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允许他在没有正式预约的情况下随时致电，以让他们的交流能在相互便利和环境需要之时进行。

泰勒也对教皇的外交巧妙及精明的审慎印象深刻。会见结束后，他高兴地向罗斯福汇报说，通过他，无论白天或黑夜，无论何时，教皇和总统可以进行亲密的交流与合作。

至此，罗斯福总统和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直接沟通渠道正式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起初罗斯福总统对“泰勒使命”的设计，是让它充当与教皇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目的是争取和平、救助战争难民。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泰勒使命”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原先设置中的限制，扮演了一个更丰富、更广泛的角色。这首先表现在，泰勒工作顺序的变化。

虽然泰勒与教廷国务院在救援等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合作，但从一开始，在泰勒的工作中，帮助难民只占据次要地位，其主要工作集中在外交领域，尤其是事关欧洲战争的问题。

而且，泰勒也替罗斯福向教皇转述美国国内的天主教状况，借其手加以干预。比如，泰勒向教皇讲述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反犹太主义状况。

泰勒还向教皇转达，罗斯福希望任命伯纳德希尔担任芝加哥大主教。

其次，“泰勒使命”向永久性转变。当初，罗斯福为了减少新教徒的反对，强调这次出访的暂时性和个人性。但随着泰勒抵达罗马，“泰勒使命”开始凸显永久性的特征。

比如，泰勒在罗马的办公室得以建立，国务院为他配备了专门的助理和职员。又比如，赫尔国务卿仅稍作犹豫，就允许泰勒使用国务院信笺。

泰勒仅仅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但这并没有损害其外交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像大使一样发挥着作用。而且泰勒完全愿意接受他的特殊角色，且坚持认为，这种独特性不会导致其声望下降。

他骄傲地写道，罗斯福想“让我的办公室在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外交大使不同”。

他还称，这种身份赋予了他一些优越性。比如，他比较自由，又可免去美国游客的叨扰，不用为他们处理照会、访谈、票、手机、床、住宿等问题。

泰勒第一次访问罗马时，美国和梵蒂闪都希望阻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阻止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参战。

许多学者也认为，美梵加强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阻止意大利参战。如学者杰拉尔德福格蒂就认为，美国和梵蒂Ｒ都反对意大利卷入战争，美国派遣代表出访罗马，就是阻止意大利卷入战争的一个尝试。

“泰勒使命”的出台，建立了总统和教皇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让他们有机会为共同目标合作。其实，“泰勒使命”出台前，美梵都各自采取过一些措施来阻止意大利参战。

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４日，罗斯福曾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发出呼吁，敦促他们以和平方式解决欧洲的现存危机。

罗斯福还请副国务卿韦尔斯致电“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的秘书长雷迪，请他转告教皇，让教皇支持美国的和平呼吁。雷迪将此消息告诉了华盛顿宗座代表希高纳尼。

４月１８日，希高纳尼收到的回信称，教皇一直在密切关注罗斯福总统的和平行动。然而遗憾的是，以目前教廷与德国的关系，教皇不可能直接干涉希特勒的行动。

但教皇表示，他可以派遣教廷国务卿马寥内与意大利政府取得联系。

只是马廖内称，因德意关系太过亲密，他对此并不抱太大期望。韦尔斯得知该消息后，向雷迪表示感谢。同时，他希望教皇能公开发表支持和平的言论，并认为这有益于世界。

但教皇未采纳该建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梵蒂冈会袖手旁观。事实上，它在用自己的方式阻止意大利参战。

１９３９年５月，德意签署政治同盟条约后，教皇与意大利政府取得联系，当时意大利承诺会保持中立。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意大利宣布中立。

但很快，意大利的中立变得十分不确定。其外交部长齐亚诺等人坚持中立，但墨索里尼等人倾向干预。

９月６日，教皇派遣塔基－文图里神父拜访墨索里尼，督促意大利领袖维持中立政策。但墨索里尼拒绝接见他，而派齐亚诺与他商谈。齐亚诺表示，意大利的中立是坚定的，但未来尚不可知，时势可能会迫使意大利放弃中立。

然而，教皇庇护十二世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向意大利发出和平呼吁。比如，教皇分别于９月１２日和１２月３１日，在接见新一任意大利大使和意大利的国王、王后时，称赞意大利不参战的智慧决策。只是，稍后墨索里尼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说，教皇不会对意大利的政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