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序言

民间有句谚语：“三天没雨现小热，七天无雨是大热”。这句话生动表述了夏季异常高温，让人们感受到了少雨酷热天气的恐怖。

对于很多人而言，夏季无疑是一个非常苦恼的日子，每到这时候，日均温度超过32度，总是让人不敢出门，总是让人难以逃脱对于空调的依赖，总是让人面对天价电费汗流浃背。

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真的能够了解高温带来的恐怖吗？

真正的炎炎夏日，不是高昂的电费，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门的恐惧，甚至也不是让人愤怒的热射病，而是全国性的流离失所，而是一场动摇国家根本的大灾难。

也许有人会好奇，不就是一个炎炎夏日的高温吗？怎么会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1743年，也就是230年前历史上的乾隆8年。

这一年，中国历史迎来了30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这一年一个法国传教士对中国进行了最早的科学的气象数据观测与记录，并且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灾。

一、传教士眼中的最热夏季

时间回到1743年7月，这一年有一位叫哥比的法国传教士住在北京。当时西方工业革命发展非常迅速，先后发明了温度表，湿度表和气压表等气象科学仪器。

而为了市场，西方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让他们携带西方工业文明的科技，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哥比就是这些西方使者中的一员。

当时，哥比的很多传教士同行一起，或担任翻译，或为皇子皇孙传授科学知识，有的甚至专门担任钦天监。

又因为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用奎宁西药治好了康熙的疾病，所以传教士在乾隆年间得到了相当的重用，甚至还在西安门地区划了一片区域，专门修建了教堂。

在这一环境下，哥比于1723年来到北京，并且很快与中上层官僚成为好朋友，期间他甚至还多次得到雍正和乾隆皇帝的召见。

在此人的诸多信件中，记载了大量对于大清帝国的论述，其中有不少称赞大清富裕的文字，不过有一份文件却与众不同，那就是针对1743年7月所记述的气象数据记录。

——这份记录从1743年7月到1746年3月，前后进行了250次温度观测，这份记录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气象数据记录，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不过，这份长久而又枯燥的气象记录不是这位传教士心血来潮，而是1743年7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让他决心干这件事情。

而之所以会出现震撼，答案就藏在他的文件开头。

即：老北京人从未遇到像1743年7月这样酷热的天气。7月13日这天热得使人难以忍受，平民和其他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者热死。死者躺在道路或者街上。

有的人停放在屋里。许多教徒在向上天祈祷和忏悔，皇帝和大臣们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采取措施，以解除人们的痛苦…根据大臣们的统计，在7月14日到25日期间，全城因酷热天气死亡11400人。

很明显，1743年7月发生了异常，这个月份的夏季天气异常高温，以至于这场高温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二、“史上最热夏季”到底有多热？

——然而，请大家注意，这还仅仅是发生于北京天子脚下，如果将视野放大到全国，那又会是何等恐怖的场景。

在后面的文献记录中，这位传教士给我们揭露了答案：20日和21日下午3时半，拉谋氏温度表测量为331／4……25日温度为351／2（约 43℃），达到了温度极高点。

这是个什么概念？在现代社会，我们天天抱怨的炎炎夏日里，最高气温也不过是35℃，极其个别的年份，最高也只是39~42℃。

而在遥远的清朝，在没有电汽普及的封建王朝里，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43℃。而且根据这位传教士的记录，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清朝的温度几乎是39℃往上走。

不知大家是否下过厨房，当我们打开燃气灶，将一个鸡蛋打入油中，不过一分钟时间，高温就能将鲜鸡蛋煎熟，甚至烧掉。

那么一个国家呢？在长达半个月的持续高温下，大地都几乎会皲裂，河水几乎断流，农业更是颗粒无收，那么赖以生存的人呢？

由于这位传教士记载的温度过于异常，不少学者曾经提出质疑，但结合中国档案资料，以及结合华北地区所有州县的志书，我们却只能残酷的接受，这就是真实发生过的记录。

例如，顺天府志记乾隆八年五月(农历)大热，人多死。

位于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县志载当年：夏暑热，有死者。

位于东南方的天津县县志载：五月大早，苦热土石皆焦，人多热死。

保定府志有：天气亢早，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即 7月 15 日~25 日)人多死。

更有甚者，河北高邑县志所记载的暑热最惊人：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五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死，初六日(7 月 26 日)未时得雨，暑气始消。

——这每一份档案都是如此的触目惊心，都在向人们暗示着那场如同炼狱一般的高温。

关于这场高温到底导致了多少人的死亡，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定，只能引用这位传教士的内容，天子脚下死亡1万多人，其中多以贫民为主，尚不包括其他的统计。

但正如那位传教士所说，都城地区死亡人数应远超过以上数字。至于全国其他的地区，那恐怕会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曾有一份研究，就提到了乾隆8年的旱灾应急体系，这份内容中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这场高温的恐怖......

在乾隆8年，京城以及南部二十七州县遭遇了非常恐怖的旱灾，灾情从当年的6月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5月，历时11个月之久。

有大批的灾民死去，有大批的灾民逃荒涌入北京城，严重的影响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正因为天子脚下，目睹这场灾情，所以从皇帝到底层官员，都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治灾。

三、为何令乾隆都颇为心惊肉跳？

其实在灾情发生之初，乾隆皇帝便早早察觉了天气的异常......

正如文献记载：京师自五月秒以来，天气亢旱，且海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做联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著九卿科道悉心思维，直陈毋隐，并将实有神于国计民生之务据实敷奏，候朕采择，见之施行，庶几感召天和，潜消渗戾。朕因数日天气亢旱，炎热倍常，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做，想朕躬之阙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时加省惕，倍切忧勤，若人臣进言，苟有可采，朕必乐闻。

虽然说了一大堆，但总而言之就一句，天气出现异常，皇帝引用天人感应，认为是上天在示警，于是开始反躬自省，劝勉励官员。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封建迷信的糟粕，但这又恰恰是封建时代的逻辑自洽，是神权对于皇权的一种有利制衡。

然而，虽然乾隆皇帝发现了问题，但碍于封建制度生产力的局限，虽然开始自我反省，开始进行预防，但依旧还是面临重重挑战。

6月25日，乾隆皇帝下达诏令：如此则先事绸缪，临期补救，于抚危济困之道斯为得宜，而间阎实被其泽。要求各部门未雨绸缪，做好一切应急准备。

随后的7月13日，乾隆下命令准备赈灾物资。

原文如下：朕思开赈之后，需米必多，著仓场总督于通仓梭米各色米内再拨四十万石，于现拨十万石运完之后，即行接运，务于八月内全数运津，令总督高斌分发各处水次，就近挽运,接济冬间赈恤。

到11月，灾情终于彻底爆发，大量流民涌入京城，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疾病和饥荒。乾隆紧急下令疏散灾民，在其诏书中重点提到：令其设法安插，妥协办理。

12月，灾情稍稍缓解，但灾民的来年生计又面临巨大挑战。正如乾隆皇帝的诏书中所说：“第歉收之后，米价颇昂，来岁青黄不接之时，民食未免艰难，所当预为筹画者。”

虽然关于这场大灾的资料较少，但通过乾隆皇帝一封又一封的诏书可以看出，皇帝对此次灾情十分重视，而且还颇为急切。

其中乾隆皇帝甚至对下层官员进行微操，直接点明了赈灾救民的先后顺序，还多次强调：民知官之恤己也，自易听从。

能够逼得乾隆说这番话，可见这场全国上下的救灾行动有多么不简单？

不仅如此，由于这次高温十分严重，不仅底层百姓屡屡遭灾，就连上层的各部堂官也深受影响。例如，乾隆在诏书中先后针对6部官员下达高温警告。

例如对礼部说：近日京师天气炎蒸，虽有雨泽，并未露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喝者多，朕心深为忧惕，著礼部即速虔诚祈祷”。除此之外，“今年天气炎热，苏禄国使臣等在京著礼部派官员加意照看，多给冰水及解暑药物。

对兵部说：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祭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喝,可传与步军统领舒赫德,即速遵旨办理,其就近圆明园地方,亦赏发银二千两,著旺扎尔永兴带同圆明园参将办理。

对吏部说：目下正值海暑,难以考试,著吏部于立秋后请旨。

对刑部说：今岁夏至以后,天气炎热,甚于往年,省刑之典,允宜举行。著刑部堂官,于在京徒杖以下轻罪,查明情节,或应释放,或应减等,即速分别请旨完结,其重罪人犯,虽法无可减,际此炎天,身系图图,实堪怜悯,著该部添盖席棚,给与冰汤药饵.无致病喝,该部即遵谕行。

由此可见，乾隆8年的高温几乎深刻影响了朝廷各部和地方，犹如我们经历的疫情一般，甚至已经成为了乾隆的口头禅。

不过根据资料记载，乾隆皇帝的表现还算不错。

仅仅以直隶地区为例：赈户六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有奇，大小口共二百十万六千六百无干。又者赈流民无干四万四千二干口，贩过来容共一百一十万屯百二出石有奇。银一百一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六两有奇，办员二百四十有五。

在乾隆皇帝的紧盯之下，这场救灾行动，各部门采取了较为有效的措施，其中还有一些出彩之处。但正如前文所提，依旧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死去，各地方县志都记载着人多死。

四、离谱天气发生的隐情

那么问题来了，乾隆8年为何会出现如此离谱的高温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乾隆年间的大灾。

有学者进行过具体探讨，其中总结了乾隆时期的各种灾害，就单论旱灾，其实乾隆8年的高温导致的灾害并不是最恐怖的。

乾隆时期的旱灾，主要集中在乾隆前期和末期，一共有15个年份旱灾非常多，如果按顺序来排列，乾隆8年的旱灾才排在倒数第5位，在他的前面还有更加恐怖的乾隆50年，也就是历史所记载的特大旱灾。

学者统计了乾隆50年8个省份被旱灾影响的表，那密密麻麻的受灾区域，让人看着头皮发麻，被这最粗浅的数据所震撼。

以至于乾隆皇帝在当年的诏书中数次记载：辗转念灾黎，几欲寝食废… 自惭调幕真无术，忍视民沦为壑么 ？

从上文可以看出，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灾情，那么这些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是怎么来的呢？

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的原因是因为自然变化，因为在学者的研究中，乾隆一朝非常多灾多难，除了旱灾以外，还有非常恐怖的蝗灾冰灾和水灾，严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旱灾。

因此这其中有相当大的自然因素。

然而，除了自然因素以外，人为因素也十分重要。

正如前文所说，无论是乾隆50年还是乾隆8年，皇帝都十分重视灾情，并且进行了及早的预防。

但事实上，乾隆虽然三令五申，书面文章很好，可是在新修水利问题上，却陷入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中。

——有点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水利设施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如若水利设施不行，一旦遇到灾年，那么将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农民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可是乾隆一朝的所作所为呢？乾隆4年，9年，16年和26年，先后动用数百万两白银对海河进行治理，结果灾情却是日复一日，白银流入贪官之手。

——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乾隆48年，在修理山东境内的运河时，预算白银53万两，结果实际耗费110万，多数被官员中饱私囊。

如此，乾隆虽然知其弊病，虽然也多次花费大力气，却最终徒劳无功，以至于乾隆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至于其公开表示：河工官役，领努办公，藉霜徐润，以资饭食，在 所不免，但非有侵蚀大弊，姑置勿问。

如此一来，水利不行，一旦出现异常高温现象，那么必然河流断绝，农田干涸。而水源和植被的减少，又大大加剧了高温现象，以及百姓的受灾情况。

除此以外，乾隆时期我国还面临着大面积的生态环境多方位的严重破坏。

其主要原因是，乾隆时期人口暴增，乾隆为了确保人均耕地，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毁林开荒的热潮。其中最让人震撼的就是鼓励全民进行玉米生产，到处都在开荒种玉米。

这一幕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多么相似？结果是苏联的玉米欠收，而乾隆年间水土流失现象达到了一个极端。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毁林开荒的手段极其野蛮，乃是传统的砍尽烧光，使寸草不生而后已，结果是：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己见其濯濯也......

当植被大面积消失，而又因为水利设施不行，高温导致农田干涸，水循环断绝，乾隆8年的异常现象也就不足为道了。

结果就是，乾隆虽然拼尽全力，但百姓却依旧多有死亡，最终化成了哥比笔下的中国气象初始记录。不得不说，这场怪异天气真曾是很多人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