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让中国落后世界200年？学者：大清背了黑锅！其实都怪宋朝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众多，有些备受推崇，如汉朝和唐朝的强盛，而有些则深受人们厌恶，其原因在于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朝代。若提及具体的朝代，宋朝和清朝恐怕都要“金榜题名”。

由于距离现代较近，因此晚清给华人带来的屈辱感要更甚于宋朝。自1840年以来，清朝面临西方列强的攻击，屡战屡败，甚至连东瀛小日本都无法抵挡。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学者们深感痛心，开始探究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学者们一方面研究现实因素，另一方面也从历史因素中寻找晚清之所以屈辱的原因。

严复，清末中国著名学者，凭借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在西方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作了一部名为《天演论》的杰作。他的观点超越了传统儒家的“王道思想”，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的总会被强势者淘汰，弱者必然成为强者的奴隶。中国传统所推崇的王道政治，不过是霸道政治的注脚。

因此，严复回顾中国古代历史，深刻地指出晚清的落败，宋朝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给门生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那么，在严复等学者看来，宋朝为何会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在历代正统史学家看来，作为一个正统王朝，宋朝的表现相当不合格。他屡败于异族，被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轮番欺负，不仅未能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甚至连国祚也无法保住。北宋先亡于女真，南宋又被蒙古所灭，使得华夏王朝第一次被异族所征服，简直是耻辱之至。此外，宋朝还开创了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先例。在“澶渊之盟”和“绍兴合议”中，宋朝可谓是失尽了脸面，赔了个够。

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竟然向仇敌金国称臣，无耻至极。因此，宋史泰斗邓广铭和王曾瑜都指出，宋朝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是宋朝自己造成的。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也曾经指出，从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渊源于宋。

那么，宋朝为何如此软弱呢？

首先，宋朝是一个注重文化而非武力的王朝。在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江山。为了避免其他武将效仿他的行为，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武将的政策。从军制来看，宋朝军制束缚了武将的才能，降低了武将的地位和素质，同时还削弱其指挥权。此举严重降低了军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明显牺牲了军事效能。例如，赵匡胤推行的“更戌法”频繁调换将领，导致军队缺乏磨合，无法有效指挥，打起仗来自然不能得心应手。

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天才”般的发明了阵图制。在战场上，将领必须依据宋太宗授予的阵图来战斗，若将领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结果就是败要重罚，胜也不赏。正因为缺乏灵活性，宋军才会屡战屡败。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政策的目的并非为了战胜外敌，而是为了维护赵家王朝的统治地位。为了进一步压制武将，宋朝完全区分了文武之职，在宋朝之前，文武区分不大，出将入相者层出不穷，虽然历代对武将都有些歧视，但绝不像宋朝那么严重。而且在宋朝，武将一般得不到好的教育，因此一般也是有勇无谋的莽夫。

此外，从治国思想的角度来看，宋朝彻底放弃了自汉朝以来“王霸之道杂治”的理论，而是在文官们的影响下，采用了王道政治作为其指导思想。然而，在对外战争方面，宋朝一味讲究退让、和平，甚至将收复的领土拱手让给外敌。

例如，王安石变法后，宋朝曾攻占了西夏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在司马光等讲究王道的势力上台后，竟将士兵们拼死攻下的土地拱手还给了西夏。还美其名曰，“庶几可以罢兵。俾华夏得复见太平，则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灵，祖宗社稷享万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赐尔”。谁知司马光等人放弃土地后，西夏并未息事宁人，反而得寸进尺，三路伐宋，让宋朝蒙受了更惨重的失败。

这种可笑的例子在宋朝屡见不鲜。古典的王道政治在宋朝完全成了掩饰自己孱弱的遮羞布。宋朝亡于外族之后，其一系列糟粕政策逐渐为后世王朝所继承。虽然这些政策会削弱国家的武力，但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确实有奇效，而这一系列政策都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

以明朝为例，初期的明朝是一个野心勃勃，热衷于开疆拓土的进取王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国家政治逐渐内敛，武将地位低下，军队战斗力不足等问题开始显现，这些问题本应该都是属于宋朝的顽疾。此外，明朝也开始像宋朝一样向外丢弃土地，如大宁卫、东胜卫等战略要地都一股脑地丢给外敌，而蒙古人坐享其成，将东胜卫建立为入侵明朝的基地，成为困扰明朝长达百年的套寇问题。可以说，到了中后期，明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号的宋朝。而与宋朝一样，明朝也是亡于外敌。

最后说清朝。按理说，清朝以武立国，是外族建立的王朝，理应不会像宋朝那样重文轻武。在乾隆之前，清朝的确是一个进取的王朝，打下了1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然而到了嘉庆年间，清朝也逐渐出现“宋朝化”的现象。首先，清朝武将的地位一降再降，深受当时世人的鄙夷，曾国藩甚至评价道：“武人皆是粗鄙无耻之辈”。

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爱新觉罗耆英曾登上战舰与英国谈判，在军舰上，耆英受到青年英国军官的列队欢迎。看着这些英武的年轻人，耆英竟轻蔑地说，“如此好男儿，不读书做官，竟堪作兵种，可惜可惜呀”。由此可见，武人在清朝的地位非常低，进而导致了素质很差，用这样的军人对抗外敌，焉能不败？

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鄙视武事，一味讲究读书做官，这样的文弱之人如何能挺直腰板抵御外敌入侵？其次，清朝在面对外敌时，也开始一味强调王道，拒绝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在开展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时，这些讲究王道的官员却横加阻挠。例如，蒙古大臣乌其格里·倭仁曾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再技艺。抵御外敌时，应当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这种荒唐的观点竟然得到了朝中清流的一致赞同，导致洋务运动举步维艰。

最后，宋朝留下了一个令清朝难堪的政治遗产，那就是“绝不能讲和”。郭嵩焘曾说，“我朝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凡主战者都得美名，而讲和的官员都被斥骂为汉奸、卖国贼。然而，真当与强敌开战，孱弱的清朝屡战屡败，最终被迫签订更屈辱的条约。

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指出，“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渊源于宋，宋代政治重文轻武，学术思想重王抑霸之结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学无术，文者则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以文章斗其议论”。

诚然，宋朝是个文教昌盛的时代，是一个较为富裕的王朝，但若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无异于怀璧其罪。因此，在治国方面，我们绝不能学习重文抑武的宋朝。在现代，甚至在未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必须重视实力和武备，不可重蹈宋朝覆辙。

抨击宋朝的重文抑武确有必要，但将晚清的羸弱怪罪于宋朝，无疑是发散思维到了极致。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历史原因，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提升国家实力和治理水平，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