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来得比较早，十月份的时候，银杏叶已经开始变得金黄，枫叶也渐渐染上娇艳欲滴的胭脂色。骄阳不再灼人，深吸一口，还能闻到空气里，混杂着桂花清甜的香味，沁人心脾。

2015年，湖北档案局的黄局长等人，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拜访中科院院士陈文新老先生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季节，天青气朗。

此时的陈老先生，已经年近耄耋之年，一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之前电话联系的时候，陈老先生已明了黄局长等人的来意，热情地请进了屋。一行人来到陈老先生的书房落坐，书房的窗户开着，微风轻送。

当众人聊到当年陈家、陈文新自己，与毛主席的经年往事时，老人望着窗外在风中摇曳的红枫，眼神遥远，充满了怀念。

良久，才把当年之事，娓娓道来。

为何是“甥舅”不是“叔侄”

陈文新的父亲陈章甫，曾经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的入校时间是1914年，比陈章甫晚了三年，按现在的话说，这两人就是“学长”与“学弟”的关系。两人因志趣相同，抱负、理想都在同一个频道上，所以很快就成为了至交好友。

1917年的时候，毛泽东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和陈章甫一起，经常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贫苦大众的真实生活，传播革命理念。

那段时间，毛泽东就住在陈章甫家。两人每天吃完早饭出门，要到天黑了才回来。但因为天气炎热，不好带中午饭，怕坏，也舍不得在外面买着吃，更不可能在农民家吃。那个年代，谁家日子都不好。没办法，两人只能饿着肚子干。

晚上到家的时候，那是饿得前胸贴后背。陈章甫的妻子毛秉琴，看到饥肠辘辘的两人回来，就给他们做饭。

一升米，按现在的计量单位，差不多有1斤半米，还有一斤牛肉，外加10个鸡蛋，这两人能一顿干完。那饭量，让现在的我们是甘拜下风啊。

那时候是旧社会嘛，虽然毛泽东每天吃住都在陈章甫家，但对陈章甫的妻子，一开始就和邻里一样，称为“陈太太”，后来熟了之后，就称之为“嫂子”，从来没问过名姓。

后来毛泽东和陈章浦在同一所小学教学，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老师。大伙儿年纪都差不多，平时谈个理想抱负什么的，都很能谈到一块儿去，就一起凑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四合院，大家在一起住着，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毕竟都是年轻人，又都是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刚开始的时候，还都“陈太太”、“嫂子”地叫着。但时间一久，大家都觉得这样太生疏了，何况还是一个门里进出、一张桌上吃饭的。在一次聊天中，就问起了“嫂子”的名姓。

“嫂子”虽然是个裹小脚的传统女性，倒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姓“毛”，名“秉琴”。

几个毛头小伙一听“嫂子”姓“毛”，那眼神就在“嫂子”和毛泽东身上来回穿梭，那“你们原来在五百年前就是一家人”的意思，不要太明显了。

毛泽东也是个爽快人，当下认“嫂子”为“干姐姐”了。而当时陈章甫已经4岁的大女儿陈云，原本是一直跟在毛泽东等人身后“叔叔”长、“叔叔”短的，这一下子就变成了“舅舅”，小家伙还纳闷了很久呢。

俗话说“长嫂如母”，那“长姐”也是一样。

1920年冬日的一天，那时候都快过年了，毛泽东下了课之后，兴匆匆地一路跑回家，陈章甫等人都被他甩在了身后。

毛泽东刚进家门就开始报喜：“大姐、大姐，我要结婚了！”裹小脚的大姐，站在门里，高兴地看着他，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好！”说到后来，声音都哽咽了，眼里还闪着泪花。就像一母同胞的姐姐，在看到自家弟弟总算要成亲了的那种喜极而泣。

那个年代结婚，说简单也简单，说隆重也是真的隆重。

毛泽东的亲人都不在身边，毛秉琴和陈章甫就充当他的家里人，为这个弟弟操办起了婚事。

家里没什么钱，也买起什么好东西。索性当初毛秉琴嫁给陈章甫时，还有一些嫁妆，本来是想要留给女儿的，现在弟弟结婚，在布置婚房的时候，喜被、红烛……能用的都用上了。

毛泽东看着这布置简单而温馨的婚房，觉得就像是在寒冬腊月里，有一束来自春天的暖阳，让人从身到心都温暖起来。这份恩情，他也将永记于心。

不久之后，亲如一家的几个人，就因为工作的问题，四散西东。那个年代的交通通讯又不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慢慢地联系就少了。

1930年的夏天，毛泽东、朱德等人率兵攻打长沙。毛秉琴从街坊邻居那里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踮着小脚，一步一颤地去见了多年未见的弟弟。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得知陈章甫在半年前已经遇害，撇下了妻子和三个女儿，而与毛泽东素面谋面的小“外甥女”陈文新，那时候才3岁。

战场危险，子弹不长眼睛，姐弟俩匆匆见了一面之后，就匆匆而别。毛秉琴带着女儿回到乡下生活，毛泽东率军踏上了解放全中国之路。

这也是姐弟俩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一封信

陈章甫牺牲的时候，大女儿陈云已经读完了小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云作为大姐，虽然那时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但她明白自己就是这个家，目前唯一的依靠。

而毛秉琴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他丈夫是个读书人，还是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她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女子读书有多困难，就有多重要。

虽然当时家里没钱，没有能力继续上学，但陈云在母亲的督促下，在自己的要强下，坚持自学完了初中课程，还考上了去小学任教的资格证。

家里有了这样一位老师之后，陈文新也才有了读书之路，她跟着姐姐念到小学四年级。又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高小和初中的学业，并考入了当时为战地流亡学生举办的高中。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陈文新随着全校1000多名师生，一边逃难，一边完成了高中学业。当时陈文新秉持着“不要嫁妆，要读书”的念头，考上了武汉大学。

一众“高大上”的专业，比如经济贸易、外国语等等，都没吸引住陈文新。反倒是门可罗雀的农业专业，吸引了她的目光，抓住了她的脚步。

从此，陈文新在这个只有6个人的专业里，如鱼得水，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寒暑假，他们还有春假、农忙假等。陈文新上了高中之后，就一直没回过家。

在她大三那年全国也都解放了，学业经过前两年的辛苦，也走了正轨。陈文新泛起了思乡之情。正好当时学校在四月份的时候要放春假，陈文新就抓住了机会，从武汉回到了浏阳。

这个时候，陈文新才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她还有个“舅舅”，他叫毛泽东，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同名，还是同一个人，这下可把她激动坏了。在母亲让她帮忙写封信寄给这个弟弟报平安时，激动地满口应承，点头如捣蒜。

春假结束回到学校后，陈文新把行李一放，就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信。一封是代母亲写的，应母亲要求，向主席讲了家中有情况，大致意思就是“一切安好，不用挂心”，另外也代母亲向主席问好。

陈文新很小的时候父亲陈章甫就不在了，从没享受过父爱，小时候，田间地头里，还被当男孩子般养大。

但她骨子里还是一名娇俏的小女孩，需要长辈的呵护与肯定。所以，对这位从未谋面的“舅舅”，充满了孺慕之情。

写完母亲交待的信后，她又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中，她像个晚辈一样，向长辈汇报着自己的学习情况。

信寄出后，陈文新就把这事放到一边了，专心学业。她从没幻想过主席会给她回信，更没想在不久的将来，她可以和主席面对面地交谈。

谁知没过多久，就有一封署名为“军事军委员毛”、收信人是“陈文新”的一封信，在武汉大学传诵开来。

这可不是校园霸凌似地私拆他人信件，把别人的隐私事情在校园传得到处都是的那种。而是去取信的同学，在看到这个落款后，小小的脑袋瓜里，充满了无数的问号，都是关于“这封信是主席寄来的吗？”

最后，这位同学实在控制不了那激动的小心脏，才私自拆看了这封信。落款“毛泽东”，这让整个武汉大学都沸腾了。陈文新这个当事人也是一脸懵圈，“主席给我回信了？”

信封上的“武汉大学”四个“毛体”字，也顺理成章地被武汉大学所用，设计成了校徽等一应代表武汉大学的物件。

现在武汉大学门口招牌上的“武汉大学”四个字，就是这个时候从信封上拓下来的。

这信封到陈文新手中，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了。

后来，陈文新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这信封的内容时，她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在信中激励她们姐妹继承父亲的遗志，为祖国建设作贡献的话语。这也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殷殷期许。

最重要的一课

在陈文新即将大学毕业的实习期，这“甥舅”俩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当时主席这个“舅舅”把陈文新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嘘寒问暖，聊家乡、聊学业、聊理想。

分别之时，主席舅舅还送了四个字给陈文新，“努力学习”。这四个字，也一直激励着陈文新，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将来的科研上，一直坚持不懈、努力学习。

1953年陈文新从武汉大学毕业，机缘巧合之下，争取到了一个去苏联留学的名额。在去北京外国语学校进修俄语期间，陈文新写信把这事儿告诉了毛主席，主席相当高兴。

在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一起进修的王鹤滨医生，拿着陈文新当初写给毛主席的信，来找陈文新。当时陈文新纳闷极了：我写给毛主席的信，怎么会在王医生手上呢？

原来，这王鹤滨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这信是拿来当信物用的。目的，是接陈文新再次去主席家做客。

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陈文新随着主席一家，来到郊外的一处庄园，这里遍植桃树。当时虽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但却是硕果累累，桃子即将成熟的果香萦绕鼻尖，沁人心脾。

在陪同主席散步的时候，陈文新想和主席合个影，便大着胆子，借母亲想念“弟弟”，想知道“弟弟”好不好的理由，把心中所想表达了出来。

原本还怕主席不答应而有点忐忑，没想到主席很随和地就应下了，随即就让人给他们“甥舅”俩人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主席是高大威严的，却不失慈爱，旁边的陈文新虽然有点拘谨，却是幸福的。

两人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处桃树底下摆放着桌椅，那处又背阴，也不热。坐在那树下喝茶聊天，微风阵阵，果香阵阵，好不惬意。

这次陈文新即将去苏联留学，所以，这“甥舅”俩的聊天内容，就没有上次那么轻松了，而且是直奔主题。陈文新的专业是农业，那土壤的好坏与农业生产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主席就直接问了一个与土壤有关的问题，考较她的学业。

“如何改善土壤，提高农业生产力？”

当时国内各方各面都在学习苏联，比如科技、工业等等，农业也不例处。而且自从学了俄语之后，陈文新还自学了很多苏联有关农业的先进理论知识，比如草田轮作。

陈文新当时还以为主席对这些专业名词，有可能会不大理解，还作了一番解释。说在一块庄稼地上，如果年年种蚕豆，就很容易会滋生一些病虫害，比如蚜虫、白粉病什么的。

但如果说这块地，今年种蚕豆，明年种牧草，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如果一直吃肉食，不吃蔬菜，就会生病，荤素搭配才健康是一个道理。

毛主席听得很认真，也给出了肯定，但随即又以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你讲的这种方法，对苏联人民来说，是非常适用的，但我们中国不同。”

正当陈文新要问为什么时，主席又接着问：

“你有没有想过，我国这么多百姓，如果农田一年种粮食，一年种草，那粮食够我们吃吗？种出来草，又派什么用场呢？”

这个问题，直接把陈文新问得是哑口无言。也如醍醐灌顶，一语点醒梦中人。

她突然明白，理论与实际是两码事。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实际问题，别人适用的，照搬过来，我们不一定适用。

主席在陈文新的震惊中，又接着侃侃而谈。他谈到了一种生长在豆科植物上的“根瘤菌”，是一种天然氮肥，如果能把这种菌，正确、广泛地使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一定能够很好地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农业收成。

也是在那个时候，陈文新才知道，主席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对农业也十分了解。濡沫之情中，又多了一份崇拜。

这虽然不是陈文新第一次听到“根瘤菌”这个名词，却是第一次让她意识到了这种菌种的重要性。

所以，陈文新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走上工作岗位时，坚定地选择了“根瘤菌”这个既冷门生僻、在当时又极其不被看好的专业研究项目。

是因为主席的话，也是因为，陈文新作为土壤科研人员，非常明白，农业想要持续、良好地发展，使用“根瘤菌”生成的绿色氮肥，去代替现有化肥和杀虫剂，是最好的选择。

陈文新老先生为了“根瘤菌”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祖国的各大山川之间，才有了我国在世界上最全的“根瘤菌”数据库。

全世界的“根瘤菌”一共有4个科属，其中有两个都是陈老先生发现的。

现在，伟人们都相继离开了我们，陈文新老先生也于2021年病逝，但他们的精神将时刻激励着我们。

参考文献：

期刊-百年潮-《陈文新：红色记忆》——本刊特约记者

期刊-党史博采-《毛泽东关爱烈士亲属》——孟红

辑刊-湖北文史-《我两次到毛主席家做客》——陈文新；董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