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张学良爱将于学忠(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奉命退入关内，导致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沦入敌手。紧接着，日军又双管齐下，一面令关东军向长城沿线推进；一面又谋划着搞“华北自治”，在天津收买、唆使一些民族败类制造烧杀抢掠等恶性事件，搞得人心惶惶。

于学忠

在此危难时刻，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交涉并掌控局面。于是，张学良急召他的爱将，五十一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两人密商4小时。次日少帅发布委任状：任命于学忠兼任河北省主席。

于学忠这年41岁，是东北少壮派，他做事雷厉风行，民族正义感强。他兼任省主席一职后，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将五十一军两个直属步兵团调入市区，换上警服，以排为单位划分地段，进行武装巡逻。发现不法分子作乱，立即缉拿，有反抗者格杀勿论！如此一来，那些民族败类被迫收敛，治安状况大大改观。梅津美治郎对此大为恼火，想除掉于学忠这根眼中钉，肉中刺。

梅津美治郎

1933年3月14日傍晚，于学忠依旧晚饭后沿着省府前面的马路散步。贴身侍卫刘龙和孙新紧随于学忠身后，他俩不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按理说，这里左侧是省府，右侧是警卫团兵营，相对比较安全。但由于职业的敏感，这两个彪形大汉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晚风轻拂，四周静悄悄的。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马车声。凭多年的经验，于学忠分辨出这是一辆双马车，车上装有沉重的物质，正向他们驶来。他用疑问的眼光望了望刘龙。

刘龙说：“军座，今天工务局正在前面岔道修路，车都往这边走。估计是一辆运水的车。”

民国时的天津

当时，天津城有人用马车从城外盘山运卖山泉水，给大户人家或饭店沏茶用。据说取水时辰也颇有讲究，以下午至傍晚这段时间的水质最好，运水马车也大多这时出动。

待马车驶到他们身后约20米处，两侍卫回头一望，果然是运水车。只见车辕里套着两匹高大的马匹，两个身着黑棉袍、头戴狗皮帽的大汉坐在车前，车上有8只装水的大木桶。待水车接近于学忠及侍卫时，两大汉对视一眼，其中一人把手中长鞭“啪”地在马头上方一甩，嘴里吆喝道：“驾！”只见两汉子忽然凌空跃起，从怀里抽出手枪，一起对准于学忠齐射……

刘龙和孙新本是“胡子”出身，又追随于学忠多年，身经百战。他俩早已留心马车。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刘龙以闪电般的动作抱着余学忠翻滚在地，只听得子弹“噼噼啪啪”，射进了警卫团兵营的青砖围墙上。几乎同时，孙新拔出手枪，朝刺客发射子弹；刘龙一个鲤鱼打挺，也快速执枪向刺客射击；于学忠也拔枪连连还击，枪战中，一发子弹射中了一匹马头部，马栽倒在地，拖翻了马车，刺客也被掀翻在地。两人刚想拔腿逃跑，被刘龙、孙新分别一梭子弹打得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这场三对二的战斗进行不到一分钟，于学忠官邸卫队和警卫团听到枪声，纷纷持枪赶来时，战斗已经结束。

民国天津照片

现场勘察工作交给了平津卫戍司令部侦缉队。当晚8点，侦缉队长葛宪、副队长曾青来到省府主席办公室，向于学忠报告行刺现场勘查结果：刺客使用的是加拿大撸子手枪，子弹是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就是“炸子”，还涂了毒药。无论伤着人身体什么部位都会有生命危险。马车上8个大木桶里装的不是泉水，而是沙子。这说明刺客准备刺杀或逃跑过程中把它们作为活动掩体。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对军长您有组织，有预谋的刺杀行动。可惜两名刺客均已被击毙，无法取得案犯口供。两人报告完毕，把刺客的枪弹放在于学忠桌上。

于学忠边审视着手枪，又看了看子弹，陷入了沉思……他自言自语道：“刺客究竟是什么人呢？”

副队长曾青答道：“我认识其中一个，是日籍华人，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行动课便衣队供职。他原本是北京人，后来跟着一个日本军官去了日本，回来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此事估计与日本人脱不了干系。”。

曾青50多岁，年轻时在天津道台衙门当捕快，人送外号“曾神捕”。辛亥革命后，由于办案能力强，他又被北洋政府留用，仍在天津侦破案件。因此，凡是在天津地头上混的，不管是黑白两道，还是三教九流，他都了如指掌。

于学忠听罢，一拳砸在桌上。咬牙切齿地说：“妈拉个巴子的小日本，简直欺人太甚，老子偏要和你们硬碰硬。”

然后，他如此这般地向葛宪和曾青布置下一步工作任务。

（末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