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府胡同5：新来的邻居 - 理发师大集会，年轻大娘裹脚挽纂

我在相府胡同四号院的寂寞生活，也就持续了一个月，就陆续有邻居搬入了。

首先搬入的是王大娘。王大娘其实姓范，由于他丈夫姓王，母亲让我叫她王大娘。王大娘他们家也在饶阳县，所在的村子叫北韩村，离我们东关村也就三十来里远。由于是乡亲，父母对这家人倍感亲切。王大娘的丈夫已故去，但公公还在世。她有两个儿子，当时跟在身边的只有大儿子全哥。按年龄算，王大娘大我父母十岁左右，全哥属虎，大我十一岁。但不知怎么算的，可能是乡亲辈儿吧，父母叫王大娘“嫂子”，我叫王大娘的儿子“哥哥”。

王大娘他们住了北房西边的一间半（东边的一间半东墙外是胡同，能听到院外的噪音）。搬来后，他们在里屋南北各搭了一张床铺，西墙中间放了一张理发用的小桌子。外屋也搭了一张床铺，王爷爷睡在外屋。

王大娘也就三十六七岁，但看着像农村的老大娘。她像我奶奶一样也挽着纂儿，有时纂上还套着黑线的小网兜。因为裹了脚，她穿着尖尖的黑布鞋。这种脚曾被称“三寸金莲”，好像是宝贝一样，我却看着不好看。她还像奶奶一样，只穿自己做的偏襟褂子和缅裆裤子。她穿的褂子和裤子只有黑色和蓝色。偏襟褂子没有肩，前身就是一整片布，扣子系在旁边。扣子是自己用布盘的。缅裆裤子有很肥的裤腰，穿上后要把富余的部分折起来，再用布条的腰带系上。我小时候曾穿过这种裤子，我觉得很难看。

王大娘胖乎乎的，说话总是高声大嗓。她爱说吓唬小孩儿的话，还爱骂人。骂我时常说“你娘个纂儿”，急了就换成“娘×”。虽然她嘴上厉害，可实际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我常到王大娘家里玩儿，也能感觉到她喜欢我，她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尝尝。那时家里基本没有糕点糖果，所谓好吃的，就是些土特产，如老家来人带来的花生啊，红薯干啊，晒干的腌萝卜丝啊之类。这些吃食有时我家没有，即使有也觉得不如王大娘家的好吃。

王爷爷和全哥都在理发馆上班，当时理发馆是计件工资，收入算是较高的。我知道全哥是理发师，不知道王爷爷是干什么的，好像并不理发。我猜测可能是勤杂兼看门，因为他经常不在家里住。王爷爷是一位和善的老者，会正骨，邻居落枕了，他给捏捏就好。

王大娘家搬入之后大概一两个月，又搬入一家人，男主人姓张，比我父亲年纪大，父亲让我叫他“张大大”。张大大一家搬入北房东边的一间半。张大大的原籍是定兴。他和他妻子都在理发馆上班（父母让我叫他妻子“张大娘”）。

他们有一个十六七的女儿和一个与我年纪一样大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小名叫喜子，大名继光。那时有位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叫黄继光，我便感觉这个男孩儿的名字很有英雄气。

喜子家里的家具很多，也有美利金笔行经理张伯伯家那样的高大的柜子，还有带床头的大床，带柜子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张装在镜框中的照片，照片上喜子爸爸妈妈的人头几乎和真人一样大。喜子妈头上堆满白纱，身上披着白纱，喜子爸则穿着洋装。后来才知道那是结婚照。我的父母也结了婚，却没有这样的结婚照。

张大大长得高大而又魁梧，很精神，就是有些口吃，人们背地叫他“大结巴”。我听到过大人们议论他被别人算计的事。他自己开理发店的时候，印了一部分理发票，顾客可以用折扣价购买，来理发时交票即可。后来，他发现收回的理发票已超过卖出的，可还有人在使用。再收理发票时，他会仔细查看，可怎么看也看不出破绽，只好收下。

张大娘也是大高个，还挺洋气的，因为能上班挣钱，有些看不起家庭妇女。因此别人对她也有看法，背地叫她“大娘们”。

喜子的姐姐长得像她父母，高高的个子，长圆脸儿，挺白的，也在学理发。她基本不跟我们玩儿，但教过我们唱《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我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跨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由于王大娘家和张大大家都租的是北屋一间半，所以两家共用中堂屋，自家的东西都放在自己屋的一侧。

据《保定市商业志》记载，保定市的“理发业人员多是饶阳、定兴人”，相府胡同北屋竟然把两地代表凑在一起了。

张大大家搬入之后，南屋又搬入了一家，男主人也姓张，他名字与张大大只差最后一个字，他的是“久”，张大大是“中”。父亲也让我叫他“张大大”。为避免在文中混淆，我写作时称他“久大大”，他妻子也只好称为“久大娘”了。久大大在西大街的第一澡堂上班。他的原籍也是定兴。据说定兴有三宗宝——摇煤搓澡带修脚，久大大在澡堂上班，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久大大有个女儿，年龄与我相近或比我略小，小名听音儿是“小儿”，因其大名中有“学”字，而河北农村往往把“学”字念成xáo，所以我又觉得她的小名应该是“学儿”。

从学儿的的年龄看，久大娘应该与我母亲岁数差不多，在二十五六岁，可看上去要大不少，像三十多的。她与王大娘一样，也是农村老婆儿的打扮。她没有工作，在家料理家务。

母亲说，久大娘和王大娘都赶上了裹脚，脚裹得小，才美，才能嫁个好人家。可我看着一点也不美，反而感觉有点怪怪的丑，即使后来我发现我奶奶也是这样的脚，也穿这种小脚尖鞋，我还是这样认为。她们还总穿偏襟的褂子和缅裆的裤子，穿这种鞋的人一般都配这样的衣服，怎么看都产生不了美感，不知以前的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光呢？

久大大与张大大似乎是亲戚，但两家并无往来，显得很疏远，不知两家是否在家乡时就有隔阂。

久大大家住的南屋没有我家的西屋光线好，但里外屋都挺宽敞。外屋放了些做饭用的家什，里屋南边是一个大土炕，它占了小半间屋，西边放了一张黑色的方桌，方桌两侧放着黑色的椅子。桌椅都是挺笨重的那种。

久大大家的墙上贴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小哥哥正微笑着看着一个小妹妹，他们都怀抱着鸽子，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天真，自然，质朴……而且都胖得那样可爱。我不由地想，要是我有这样的小伙伴该多好哇！久大大说，这幅画叫《我们热爱和平》，还把那几个字教给我们。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真像是那个小哥哥或小妹妹写的。

久大娘非常和善，对孩子非常有耐心，也很宽容，总是和颜悦色，想方设法哄孩子们高兴。我闯了祸不敢告诉母亲时，都告诉久大娘，让她给我出主意。

久大大家搬入之后，靠南的那间6平方米的小西屋搬进了一家人，姓什么忘了，只记得哥哥叫丙未，弟弟叫丙辰。哥嫂带着一个叫心宅的女孩。由于我记住的是音，名字中到底是否是这些字，我就不知道了。心宅年龄比我略小，很厉害，我很少跟她一块儿玩儿。心宅的父亲在修表店上班，曾送给过我父亲一把用大座钟发条做的小刀。心宅的叔叔在上学。

（1958年心宅家搬走了，搬到北护城河南边新建的二层楼上（是楼外侧砖砌的楼梯上楼）。那片楼是商业系统建的职工宿舍，她们家有幸分到了。我有些羡慕，可母亲却说太远了，都到了老城根子了。其实，那片楼离市中心税务角不过二里多地，不知母亲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心宅家搬走后，心宅家的房子先由王大娘儿子全哥住，后来调换给我们家。）

心宅家搬来后，东房北面的那间屋也搬进了一家人，是一位刘姓母亲带着俩女孩儿。她们家的情况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两个女孩儿还比较小。不久，刘家的女孩儿与心宅打起架来，打热闹之后，刘家母亲又与心宅妈打了起来，先是对骂，后是对打，对打中心宅妈绰起大葱抽打了刘家母亲，刘家母亲就抽起风来。

事后，邻居们多次劝解也没能化解两家的矛盾，最终母女仨搬了家。印象中，她们家在院里住得时间较短。后来我还听到母亲与王大娘讨论，大葱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用来打人会让人抽风。

母女仨搬走后，理发师张振华住进了此屋。张振华与张大大、久大大是亲戚，也在理发馆上班。时间不长，张振华就搬走了，我住进了这间屋。后来，准确地说是1963年，理发业技术大比武，张振华技压群芳，夺了状元，名声大振。

东房南边的那间，先后住过谢金龙、谢金花兄妹，他们也都在理发馆上班。为什么院里会搬入这么多理发业的人呢？现在想来，多半与他们相互介绍有关。

谢金龙很能干，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大胆投资，在韩村路市场开了个人的发廊，据说发了。

谢金花结婚时还住在这个小屋，1957年夏天找到更宽敞的房子才搬走的。母亲让我管她叫姑姑。我只记得她很爱说，很能说。而她的丈夫则很不爱说话，印象中她丈夫长得很帅。谢姑姑搬走时，王大娘的二儿子安哥已从老家来了保定，安哥住了这间屋子。

王大娘家与张大大家住对三间，关系不很融洽，与久大大家关系也不太密切。只有我们家与各家都比较说得来。

由于这些新搬入的邻居，说话都有浓重的家乡腔，没人说保定土话，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都进城不久的农民。好像只有喜子家的人说话有一点儿保定味儿。

（照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