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生活打卡季#

引言

1947年春，蔡畅和王稼祥、朱仲丽去苏联，毛主席委托他们寻找贺子珍的下落。苏方开始的时候不配合，说她疑似有精神疾病，以不见为好。

蔡畅和王稼祥夫妇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贺子珍，问她：“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要回到祖国去。”贺子珍脱口而出，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愿望，尽管毛主席已经和江同志结婚了，但中国是她的祖国，是她的家。她再也不能失去回国报效祖国的机会了。

王稼祥把贺子珍的愿望电告毛主席。5月30日，毛主席复电王稼祥：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并请苏联对贺子珍加以照顾。

从此，贺子珍结束了不堪回首的留苏生活，于1947年秋。携带毛岸青、娇娇一道回国了。

贺子珍在苏联生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她回到中国后，又去了哪里定居？关于贺子珍的故事就此展现在大众眼前。

身处异国他乡

贺子珍是1937年冬离开延安，1938年春到达莫斯科的。她来养病并到东方大学学习。贺子珍在长征中遇到敌机轰炸，为了救同志受过伤，身上有多处伤痕，留有多片弹片在身上。到莫斯科医院检查时，弹片已与肉长在一起，不能动手术，无法取出来。

于是，她进了东方大学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程度和对马列理论的认知。东方大学有许多中国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如刘英、蹇先任、钟赤兵、贺诚……都在那里学习，住在八部。

毛岸英、毛岸青是1937年初到达莫斯科，住在中国代表团驻地“柳克斯”公寓，学习俄语。1938年初进入莫斯科近郊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贺子珍就是在这里初次见到毛岸英、毛岸青的。 往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贺子珍都要带些东西去看毛岸英、毛岸青，一直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

贺子珍每月70元卢布的待遇，除自己必须的开支外，全部用在毛岸英、毛岸青身上。毛岸英、毛岸青也常在课余时间去她的住处。贺子珍到莫斯科4个多月，又生了一个男孩。毛岸英、毛岸青争相抱着、亲吻着。

“唉呀, 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毛岸英头脑里浮现了11年前爸爸的形象。“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贺子珍补充着。毛岸英、毛岸青随声应答：“同一个爸爸。”自此以后，贺子珍的小房间，也成了，毛岸英、毛岸青的家，他们常来逗着小弟弟玩。

贺子珍也常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毛主席的故事，也讲自己的经历，还给他们教唱江西民歌，红军歌曲。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她学习俄语。在异国他乡的他们生活中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料，开心的日子总是很短暂，贺子珍的小宝宝突患肺炎，夭折了。贺子珍伤心欲绝，一直地抱着自己心爱的小宝宝，不肯放下，也不让战友们把他埋葬。同她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不管怎样劝贺子珍都不行，他们最后只能强行将孩子抱走，埋在东方大学里面。

贺子珍崩溃了，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再没有一点往日的神采。毛岸英、毛岸青劝慰她：“贺妈妈，您不要难过了，我们的小弟弟虽然不在了，但我们还陪着你呢，你还有我们两个，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呀, ”他们俩的话可真是灵丹妙药。

不听战友劝导、痛苦不堪的贺子珍，突然停止了哭声，把毛岸英、毛岸青搂在怀里，“儿呀 ”不停地叫着。毛岸英、毛岸青“妈妈，妈妈,”柔声地喊着，三人抱成了一团。

1939年底，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传到了贺子珍的耳里，犹如雪上加霜，刚失去儿子的心理创伤还没有愈合，现在这样的打击，又随即而来，她失去了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贺子珍整天地哭着、忏悔着“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他的。”

毛岸英、毛岸青为解除她的精神痛苦，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有时谈新闻，天南地北，就是不谈毛主席，以防刺痛她的心。贺子珍丧子失夫之痛又传到了国内。毛主席为缓解贺子珍的痛苦，也为解决娇娇没有母爱的难过，决定把娇娇送到贺子珍身边。娇娇随朱老总的女儿朱敏经过乌鲁木齐，飞往莫斯科。当时，娇娇仅3岁。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无限的喜悦。

后来李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见到我，妈妈就把我揽在怀里，问着、亲着，激动得流出了眼。妈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我是娇娇，我来找妈妈呀，”“你妈妈是谁啊？”“我妈妈是贺子珍。”

贺子珍用带着泪痕的微笑和热烈的拥抱迎接了女儿娇娇。娇娇的到来迅速改变了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她给女儿买了漂亮的小裙子，购置了玩具，还带到照相馆照了一个天真活泼的照片。

可惜，这个甜蜜的时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45年初，在席卷儿童院的流感中娇娇得了肺炎，病情一天天加重。贺子珍听到这一消息，跑到儿童院，要求抱回去，由她自己护理，但遭到院方的拒绝。过几天，院方突然通知贺子珍去探视。她赶到儿童院，娇娇已被推进 “太平间副室”，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了。

贺子珍心痛不已，哭着说：“我把孩子带走，出了什么事情我来负责。”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娇娇转危为安，逐步地恢复健康了。后来娇娇回忆说：是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娇娇病好后，儿童院不知根据什么规定，强要贺子珍把娇娇送去。一天院方派了一个人来，要把娇娇带走。贺子珍不同意他们把娇娇，便和那个人争执了起来。那人就诬陷贺子珍是“精神有问题”，还说：“你呆在这里不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再养活你们这些人，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病院。”

“你是在胡说，我有双手，我是在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靠我自己的劳动，你懂吗？”贺子珍的刚强个性，绝不容许别人侮辱她的人格，她毫不退缩地与那人大吵了一场。

不几天，真的来了几个凶蛮大汉将贺子珍强行拖进了“疯人院”。贺子珍在“疯人院”反复诉说自己没有疯，拒绝打针吃药。但是越斗，院方给她的药品剂量越大，注射药后，整天处在昏迷中。

后来她以“驯服”的姿态对待，实际把药丢入厕所了，才得以减少剂量，逐步被放松监视。娇娇又失去了母爱，孤单地在国际儿童院呆了两年，性格变得沉静、谨慎了。再后来，就是我们上文说到的，1947年贺子珍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了。

回到上海的岁月里

那时候陈毅正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方志纯有一天来拜访陈毅，并告知陈毅，贺子珍来到了上海。战争年代，陈毅和贺子珍是战友，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没见面了，陈毅立马给方志纯说，要请客吃饭，给贺子珍传达一下。

第二天，陈毅夫妇两人在上海最高建筑的上海国际大厦请客吃饭，很快，方志纯和朱旦华夫妇带着贺家两姐妹来到了大厦，陈毅看到贺子珍，高兴地迎了上去，紧紧地握着贺子珍的手，贺子珍看着陈毅，亲切的喊道，小陈。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问陈毅叫陈老总，只有贺子珍叫他小陈，足以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陈毅赶忙邀请大家落座，一边吩咐上菜，一边介绍上海

房间里欢声笑语，陈毅和贺子珍回忆着以前并肩作战的事情，由于贺子珍身体不太好，陈毅也就没有敬酒，大家吃饭聊天，仿佛当时的岁月又回来了，快结束的时候，陈毅特意坐在贺子珍身边，聊天中，陈毅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贺子珍在上海住下。

贺子珍听后，也没有拒绝，倒是笑笑说：“你这个小陈啊。”后来贺子珍就在上海住下了。自从贺子珍解放初来到上海，直到她逝世的多年里，上海市的领导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从住房、治病到日常生活都给予最优厚的待遇。

领导指定华东医院组成以院长王赞舜、内科主任肖文炳为首的医疗小组，上海神经科专家粟宗华、严和俊也参加了治疗，还配备了专门的贴身护士和护工。生活上由市委招待处负责。

后来有一位上海市的领导说起一件事。贺子珍来到上海后，毛主席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当即表示：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事实上，这30多年贺子珍同志的工资及吃穿用度都由上海市委包下了。

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对贺子珍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北京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每一个镜头。

1979年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已经70岁的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北大厅里3米高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前，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代母亲贺子珍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在毛主席的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深邃地望着毛主席。

李敏推着轮椅，步履沉重地缓缓前行，毛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一层透明的水晶隔开了他和他的人民、战友、同志。贺子珍紧紧握着一条白手绢，她的眼睛直视着毛主席，始终不肯离开。

她想到了什么？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别，还是20年前庐山的匆匆一会？贺子珍眼中不停的涌出泪水，缓慢地环绕遗体一周过去了，这十分钟显得那样的漫长。

结语

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领导表示：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代价，抢救贺子珍的生命。参与抢救贺子珍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终因她年高体衰，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于4月初病危。她的家人李敏等都来到了上海。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与世长辞。

一个曾经陪伴毛主席生活了10年，为中国建设流血奋战，又受尽人间各种痛苦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便这样走完了坎坷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