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刘向诗学与西汉三家《诗》的关系，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至今未有定论。从现存材料来看，《鲁诗》源于以荀子为代表的鲁学，《齐诗》则来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而《韩诗》则受到荀子和阴阳家（即鲁学和齐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样看来，三家《诗》在思想倾向上并不相同。基于这种不同，可以对刘向诗学与三家《诗》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向引《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说明礼的重要性，而重视礼学是《鲁诗》的一个重要特点。由此可以推断刘向诗学与《鲁诗》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刘向；诗学；《鲁诗》；礼学

对于刘向诗学与西汉诗学的关系，历来有不同说法。刘向出身《鲁诗》世家，因此，刘向的诗学自然而然地就与《鲁诗》联系起来。如南宋王应麟在《〈诗考〉后序》中云：“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 1 到了清代，陈乔枞、范家相、魏源、王先谦等皆有类似的说法。与《鲁诗》看法不同，王引之认为刘向的诗学是《韩诗》，其说：“《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芣苢》’，与《文选·辩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赪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磐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黽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 2 徐复观则对刘向《新序》《说苑》与《韩诗传》的关系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除了《鲁诗》《韩诗》的看法外，还有认为刘向诗学属于《齐诗》者，如徐建委从刘向用《诗》重在阴阳灾异方面来推断其与《齐诗》接近。

与上述刘向诗学分属一家的看法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刘向诗学兼取两家、三家甚至四家，如日本学者池田秀三认为，刘向的诗学以《鲁诗》为主，兼取《韩诗》《齐诗》。 4 吴正岚认为刘向诗学兼取鲁、韩、齐、毛四家。 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刘向的诗学属于何家无从断定，如清代全祖望说：“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其为何诗也。” 6 这从刘向未必遵从家学以及《儒林传》未言其师承的角度说明刘向诗学所属何家不能断定。余嘉锡则认为《新序》《说苑》并非刘向自撰，因此不能据此而断定刘向诗学属于何家。 7 二人的论据虽然不同，但皆认为刘向诗学与西汉诗学的关系不易断定。

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那么刘向诗学的性质究竟如何？其与西汉诗学究竟是什么关系？造成上述诸说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刘向及其家族的诗学著作并未流传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于三家《诗》的相关著作几乎散佚殆尽。从而造成我们无法对于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局面。

黄梓勇曾对刘向引《诗》与鲁、韩、齐、毛四家《诗》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刘向引《诗》与《鲁诗》最为接近，相同率接近90%，而与《毛诗》《韩诗》的相同率却均只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并指出刘向之《诗》说，与毛、韩、齐说均有同有异，独于鲁说则有同无异。从而判断刘向引《诗》说《诗》源自《鲁诗》一派。 8 黄氏的这种做法仅是文字上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多大的说服力令人怀疑。因为按照他的研究，刘向引《诗》与四家诗相同者居多，而相异者居少。而且这还不是刘向《诗》学的所有材料，故这种对比研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因此，对于刘向《诗》学与西汉诗学的关系还需要从新的角度予以审视。

《汉书·艺文志》曰：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西汉诗学分为今文和古文两派，今文又包含鲁、齐、韩三家。《汉志》对于今文三家的渊源并未指出。从现存材料来看，《鲁诗》源于以荀子为代表的鲁学，《齐诗》则来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而《韩诗》则受到荀子和阴阳家（即鲁学和齐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样看来，三家《诗》在思想倾向上并不相同。基于这种不同，我们结合刘向的奏疏、《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材料来对其诗学思想作一新的探讨。 10

一 、刘向《上封事》中的诗学思想

对于刘向的诗学思想，大家都注意到《汉书》本传中刘向《上封事》中的相关材料。《汉书·楚元王传》说：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驩于外，故尽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厘麰”。厘麰，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此以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为例说明官僚之间的和谐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官僚和谐，不仅能使百姓和睦，万物和宁，而且能够获得天助，招致祥瑞。所引的四处《诗》分别出自《周颂》的《清庙》《雝》《执竞》《思文》。日本学者池田秀三认为，从刘向对《清庙》《雝》的解释可以断定其为《鲁诗》说。池田秀三断定刘向对《清庙》《雝》的解释为《鲁诗》说的依据是王褒《四子讲德论》和韦玄成对《雝》的解释。 12 王褒的学术传承不明，因此，不能作为依据。韦玄成则出身《鲁诗》世家，其父韦贤、先祖韦孟皆传《鲁诗》，从而开创了《鲁诗》韦氏学。韦玄成引用《雝》诗主要为了说明祭祀，《汉书·韦贤传》说：“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13 可以看出，刘向所说“以事其先祖”与此略同，这说明刘向引用此诗有着《鲁诗》背景。“饴我厘麰”，王先谦注：“宋祁曰：麰，浙本作‘’。” 14 《文选·典引》注引《韩诗外传》作“贻我嘉。”薛君曰：“，大麦也。” 15 按：此句《毛诗》作“贻我来牟”。《齐诗》作“诒我来麰”。王氏推论此句《鲁诗》的根据即是上面刘向《上封事》中的相应《诗》句。而出于《齐诗》则出自陈乔枞的猜测。 16

刘向接下来又从反面说明朝廷不和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汉书·楚元王传》载：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愬，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嗸嗸！”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民之无良”句出自《小雅·角弓》，“歙歙訿訿”句出自《小雅·小旻》，“密勿从事”以下的四句皆出自《小雅·十月之交》，“正月繁霜”句则出自《小雅·正月》。刘向引用这些《诗》的目的无非说明官僚不和、贤不肖易位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其不但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而且导致了自然界的灾异。“歙歙訿訿，亦孔之哀！”《玉篇》引《韩诗》说：“翕翕訿訿，不善之貌也。” 18 按：此句《毛诗》作“潝潝訿訿”。王先谦注：“鲁作‘翕’，又作‘歙’。”并以此认为此句出自《鲁诗》。池田秀三则根据《文选》《玉篇》等引用的《韩诗》佚文推断刘向引用《思文》《小旻》的解释与《韩诗》说相近。这一说法是颇有问题的。因为前句“麰”字，刘向所引究竟是“麰”是“”颇难断定。即使是“”字，前面的“厘”字，《韩诗》作“嘉”，二者也是不同的。至于后句，《韩诗》与《鲁诗》的差别更无从判断了。

在刘向看来，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对于君子、小人的任用不当。《汉书·楚元王传》说：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引《诗》分别出自《小雅·角弓》《国风·邶风·柏舟》。刘向在此引用二《诗》意在说明君子、小人二道不并存的道理，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反之亦然。仅从引《诗》内容，难以断定其派别。

日本学者池田秀三还认为刘向以《十月之交》《正月》等《诗》来说明灾异的态度受到了《齐诗》的影响。 20 由上可知，在池田秀三看来，刘向《上封事》中的诗学思想是杂取鲁、韩、齐三家的。对于《韩诗》，我们前面已有辩驳。至于从刘向所引《十月之交》《正月》等诗中有关灾异的态度来推断其受到《齐诗》的影响更是出于臆测。刘向的学术背景杂有齐学成分，而且其春秋学、《洪范》学、易学等也讲灾异。因此，不能根据刘向所引《诗》句涉及到灾异方面就断定其受到《齐诗》的影响。

从刘向《上封事》所引《诗》句来看，还是以其《诗》学属于《鲁诗》的看法最为可靠。汉初《鲁诗》的代表人物申公学于荀子弟子浮丘伯。这样看来，《鲁诗》源于以荀子为代表的鲁学。荀子之学的特点是礼学，因此《鲁诗》对于礼学也特别重视。 21 这一点在《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的所引《诗》句中也有所反映。

二、《列女传》中的诗学思想

据现存资料，《新序》《说苑》《列女传》对于《诗》的引用，《列女传》最多，《说苑》次之，《新序》最少。三者引《诗》分别为128处、80处、49处。从这些引《诗》中，刘向引《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列女传》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在《列女传》引《诗》的128处中，有36处直接与礼相关。如《母仪传·契母简狄》云：

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其后世世居亳，至殷汤兴为天子。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诗》云：“有娀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 22

引《诗》分别出自《商颂·长发》和《商颂·玄鸟》。这是对商祖契母的描述。商祖契之所以能够受到尧的赏识，与其母简狄对于契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这也为后来殷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刘向最后以“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来对简狄进行评价，并引用《诗》来说明此事。

《母仪传·邹孟轲母》云：

孟子处齐，而有忧色。孟母见之曰：“子若有忧色，何也？”孟子曰：“不敏。”异日闲居，拥楹而叹。孟母见之曰：“乡见子有忧色，曰‘不也’。今拥楹而叹，何也？”孟子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就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诸侯不听则不达其上，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孟母曰：“夫妇人之礼，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君子谓孟母知妇道。《诗》云：“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此之谓也。 23

引《诗》分别出自《小雅·斯干》和《鲁颂·泮水》。《斯干》是赞美周宣王中兴而作。“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意思是说女子不要僭越礼制，只管好酒食之类的小事就好了。《泮水》是颂扬鲁僖公修泮宫而作。“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意思是说和颜悦色，非有所怒，于是有所教化。这里通过孟子与其母的对话来赞扬孟母知道“妇人之礼”的高尚品德。“三从”思想到了汉代才出现，这则故事显然并非历史事实。

《母仪传·魏芒慈母》云：

魏芒慈母者，魏孟阳氏之女，芒卯之后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爱慈母。遇之甚异，犹不爱。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与前妻子齐，衣服饮食，起居进退，甚相远。前妻之子犹不爱。……自此五子亲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礼义之渐，率导八子，咸为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礼义。君子谓慈母一心。《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鸠以一心养七子，君子以一仪养万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谓也。 24

这里引用《诗经·鸤鸠》来说明魏芒慈母以礼仪教导儿子成材的故事。按：此诗《说苑·反质篇》亦引用之，其曰：“《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 25 二者意思基本相同，都说明礼仪的重要性。但这种礼仪基于内在之质，因此，其又说“诚者一也，一者质也”。《韩诗外传》卷二也引用了此诗，其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优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博，博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26 《韩诗》引用此诗主要从工夫论角度来说明养心在于专一，同时也提到礼在治气养心过程中的重要性。刘向则主要强调“一仪”的重要性，这在《列女传》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贤明传·宋鲍女宗》云：

女宗者，宋鲍苏之妻也。养姑甚谨。……宋公闻之，表其闾，号曰女宗。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诗》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故训是式，威仪是力。”此之谓也。 27

引《诗》出自《大雅·烝民》，是尹吉甫用来赞美周宣王的。这里则用来赞美鲍女宗的谦虚知礼。

《贞顺传·召南申女》云：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丰，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传重承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之谓也。

引《诗》皆出自《国风·召南·行露》。二句意思是说夫家之礼不备，虽冒着入狱、诉讼的危险也不出嫁。刘向认为这才是妇道应该遵守的礼仪，因此应该加以褒扬，以断绝无礼的要求，防止淫欲的横行。《韩诗外传》卷一亦云：“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 29 二者相比，意思基本相同。《韩诗》亦受荀子之影响，故有与《鲁诗》一致的地方。

由上可知，刘向《列女传》引《诗》的目的之一即在说明礼的重要性。这也与《汉书》本传的记载一致。《汉书·楚元王传》曰：“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30 试图纠正当时违反礼制的社会风俗是刘向编写《列女传》的目的之一。刘向这种引《诗》来说明礼的重要性应该与其《鲁诗》的家学背景有关。虽然《韩诗》在有些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这与刘向的《鲁诗》背景并不矛盾，因为《韩诗》与荀子也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与《韩诗》相似并不能否定刘向的《鲁诗》背景。

三 、《新序》《说苑》《洪范五行传论》中的诗学思想

对于《新序》《说苑》与《韩诗》的关系，徐复观作了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对《新序》《说苑》与《韩诗传》的详细对比，认为“《新序》、《说苑》之作，盖承《韩传》之统绪而有所发展。其非先秦本有《新序》、《说苑》之书，更为明显。” 31 但其并不否认刘向出于《鲁诗》世家的说法。在徐氏看来，《新序》《说苑》并非专为传《诗》而作，故对《诗》的采用与否有着很大的自由，这并非出自传承门户的不同。齐、鲁、韩三家《诗》本出一源，只是出自传承上的地与人的不同而来的称呼，并非对《诗》内容解释上分门别户的称呼。因此，刘向对于家传的《鲁诗》和其大量采用《韩诗》上并不感到有什么门户之分。 32 对于徐复观的这种说法，徐建委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并不能从《说苑》与《韩诗外传》存在互见关系的文献就断定《说苑》承袭自《韩诗外传》。相反，《说苑》的部分内容产生年代还要早于《韩诗传》。二者互见的文献很多可能源出于战国时代的材料。 33 因此，对于《新序》《说苑》与《韩诗》的关系，还不能作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从《新序》《说苑》所引《诗》的内容来看，刘向引《诗》的目的也是说明礼的重要性。

《新序·杂事五》云：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引《诗》出自《小雅·隰桑》，用以说明鲁哀公并非真正的好士。按此诗《韩诗外传》卷四两引之，皆用以说明“心”的重要性。其一用以说明孟子的“求放心”，“故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一用以说明“尽心致志”，“人同材钧，而贵贱相万者，尽心致志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5 《新序》则用以说明礼，从此亦可见《鲁诗》《韩诗》侧重之不同。

《新序·刺奢》云：

齐景公饮酒而乐，释衣冠，自鼓缶，谓侍者曰：“仁人亦乐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犹人也，奚为独不乐此也？”公曰：“速驾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乐此乐也，愿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齐国五尺之童子，力尽胜婴而又胜君。所以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唯无礼，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

引《诗》出自《国风·鄘风·相鼠》。刘向在此引用此《诗》是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人之所以贵禽兽者，以有礼也。”这显然与荀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与动物相似的外在的形体，而在于有分辨的礼仪。《荀子·非相》曰：“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37 前面我们说过《鲁诗》与荀学有着密切关系，刘向的说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说苑·臣术》云：

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暗君以为己贼，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暗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暗君畏贤妬能而灭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引《诗》出自《大雅·荡》。《荀子·臣道》也有一段类似的表述：“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 39 两相比较，除了未引《诗》外，二者在用词上也有诸多不同，如“谏诤辅弼”与“谏争辅拂”、“尊礼”与“尊厚”、“杀”与“罚”、“问”与“同”、“上贤”与“尚贤”、“享其功”与“飨其盛”等。这其中有通假而造成的不同，如“上贤”与“尚贤”，也有讹误造成的不同，如“问”显为“同”之讹，还有意思相近而造成的不同，如“享其功”与“飨其盛”等。这些对于文义的理解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二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尊礼”与“尊厚”的不同。刘向在这里的改动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的，其目的是说明礼的重要性。因此，其在最后又引《诗》加以说明。

《说苑·贵德》云：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之谓也。

引《诗》出自《小雅·小明》。此故事《韩诗外传》卷四亦有之，皆说明重礼所带来之影响。刘向把《韩诗外传》之文编入《说苑》，说明其对《韩诗》之认同。《鲁诗》与《韩诗》皆受荀子之影响，都有重礼之传统。因此，刘向引用《韩诗》并非说明其受到《韩诗》的影响，而是说明《韩诗》与《鲁诗》对于此《诗》解释的一致性。

《说苑·修文》云：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引《诗》出自《大雅·文王有声》。这里引《诗》亦在说明重礼所带来的影响。按：此诗《孟子·公孙丑上》引之用以说明“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荀子》三引之，其中《儒效》引此《诗》以说明“儒者法先王，隆礼义”所带来的效果。《韩诗外传》两引之，卷四用以说明礼之影响，卷五用以说明“《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 42 荀子为《鲁诗》之祖，故用以说礼不足异。《韩诗》则受荀子和阴阳家之影响，故其解《诗》有与荀子相似者。然刘向出身《鲁诗》世家，故其解诗乃受《鲁诗》之影响。

除了《新序》《说苑》外，我们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也能看出刘向引《诗》以说明礼的重要性的思想特点。从现存材料来看，刘向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仅一处引用了《诗》，即：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刘向以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恶如彼，亲用孔子为夹谷之会，齐人倈归郓、讙、龟阴之田，圣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退孔子，无道甚矣。《诗》曰：“人而亡仪，不死何为！”是岁五月，定公薨，牛死之应也。

此是刘向对于《春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的解释。季氏追逐鲁昭公，鲁昭公死于外地。孔子是鲁国的大司寇，当时在夹谷之会中，不但从齐国手中救了鲁定公，而且迫使其归还了鲁国的土地。但鲁定公后来仍然任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黜退孔子。在刘向看来，这显然无道之甚，无礼之极。刘向引《诗》也是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刘向引《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说明礼的重要性。齐、鲁、韩三家《诗》虽然都属今文，但在思想倾向上并不相同。《鲁诗》源于以荀子为代表的鲁学，其特点是重视礼学；《齐诗》则来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其特点是重视阴阳灾异；《韩诗》则受到荀子和阴阳家（即鲁学和齐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杂有鲁学和齐学两种性质。由此可以推断刘向诗学重视礼学的特点应该受到其家传《鲁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