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中国是“举国体制”，其实美利坚玩得比我们溜！

说起举国体制，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内容，有人甚至认为举国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八竿子打不着。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国防军工以外的经济产业领域，通过举国体制实现产业技术引领的，反倒是那些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如美国、日本等。

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

从美国建国之初，这个国家就被两种不同的传统撕裂——干预主义的传统与自由放任的传统。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代表了干预主义的传统，奉行积极的经济政策；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代表了自由放任的传统，主张消极的经济政策。在19世纪，美国政府授予公司免费土地、修建铁路、支持农业研究；到了20世纪，美国政府又资助宇航空间事业进步、支持飞机产业发展，对生命科学、纳米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等产业予以研发资助。因此，除了靠市场，历史上的美国技术进步一直仰仗政府“开仓放粮”的。

英国病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在1928年就发现了青霉素，但青霉素仍在实验室躺了十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青霉素生产计划，协调了二十多家制药公司，多所大学以及美国的农业部参与其中，青霉素才得以从实验室走向寻常百姓家庭。二战期间，合成橡胶技术的发展历程同样如此。美国联邦政府召集了四个主要橡胶企业、标准石油公司、各大化工公司，组织了联合研发计划，投入7亿美元建设工厂，让美国合成橡胶技术走向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曼哈顿计划为原型，逐渐发展出两类举国体制：一类是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具有明确产品产出、具有强烈行政色彩的行政型举国体制；另一类是并没有明确的产品产出、主要依靠激励性政策促进跨部门和大规模创新主体合作的协调型举国体制。两种举国体制的共同特征是都在体制层面存在一个打破了既有组织结构、被充分授权的集中管理机构，在行为层面需要政府对大量创新主体的专用性投资活动开展全局协调。

1957年10月，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美国以核武器优势抵消苏联常规军队和武器优势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正式失败。美国举国震惊之余，改组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构建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

DARPA自己不做研究，而是授权项目经理提出特定的研究项目，项目执行则由大学、各种企业、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承担。项目经理对直接项目负责，制定项目的具体方向和所有相关的重大决策，这些项目不是开放研究或自由探索，而是明确阐述需要的产品和任务目标。

DARPA为前期研究提供经费和项目运营支持，企业界以尽量小的前期投入来探索有市场应用前景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最终由企业生产符合DARPA的技术要求、同时又能投入市场为企业带来利润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DARPA利用企业的财务和技术能力，避免直接耗费巨额财力投入高风险的基础研发，尽管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研发费用，但研发出来的产品能够从市场获得经济收益，这也使得美国的前沿技术研究处于高投入但可持续的状态。

DARPA的典型案例还有阿波罗计划。1961年4月，美国启动了历时11年的阿波罗计划，耗资255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投入规模最大的民用项目。阿波罗计划中，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不仅直接指挥其下属研究机构的3.6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以合同方式聘用多达近38万名的外部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参与计划的机构涵盖2万多家企业、12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为了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NASA四次调整其组织管理架构，最终形成了集权与分权融合、决策与执行分立的四级管理架构，针对性开发了一系列管理模型和工具，为后续美国规划、管理和实施重大复杂科技项目积累了重要经验。

美日半导体产业之争

美国政府不仅面临安全竞争，还需要应对经济竞争。20世纪70年代中期，IBM宣布装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FS系统即将问世，日本计算机产业面临重大危机。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提出设立企业间联合研究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划（简称VLSI计划），以实现微电子技术革命性突破。

VLSI计划由日本通商产业省所属的电子综合技术研究所牵头，联合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和东芝等5家生产计算机龙头企业，共同组成VLSI技术研究协会，协会下设联合实验室和企业独立实验室。

联合实验室由五家日本公司的领导及通商产业省组成，致力于通用性和基础性技术研发，研究成果以共享方式输出到各企业独立实验室；企业实验室由各个公司独立组成，负责应用技术研究，研究成果由各自企业进行产业化。VLSI计划投入737亿日元，其中通产省政府投入引导资金291亿日元，补助金额相当于成员企业每年研发投入2-3倍。政府不仅资助共性技术研究，还资助各个公司内部商业化应用研究，后者资助比例高达80%-85%，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参与研发的积极性。

日本不仅推动IC生产基地高速发展，还扶持培育出一批上游核心设备、材料企业，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特别是硅晶圆领域占据了领先位置。半导体产业领域的重要材料，日本均占有50%以上市场份额，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材料出口国。1986年，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占有率达到47.6%，首次超过美国的39.8%。同年代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日本企业始终占据5-6席，其中日本电气（NEC）、东芝、日立长期占据前三，全面超越美国半导体企业。

1986年，在与日本企业竞争处于劣势的美国半导体龙头企业英特尔亏损超过1.73亿美元，濒临破产。同时，日本富士通公司计划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80%股权，仙童半导体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奠基公司，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大多数人才都曾在仙童半导体工作，被誉为美国硅谷的“西点军校”。这一收购意向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开始酝酿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全方位打压。

1986年以前，美国主要通过市场和法律等“常规”手段，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少数头部公司或个别事件进行制裁，整体影响还局限在公司和行业浅层。1986年9月，美日双方签订《日美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扩大美国半导体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保证5年内美国企业在日本半导体市场的份额必须达到20%以上。同时，严禁日本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市场低价倾销，产品价格必须经过美国核算认可后才能销售。此外，协议还明确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

1987年，美国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由，裁定日本3亿美元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存在倾销行为，对该类产品征收100%惩罚性反倾销税。1989年，美日进一步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对日本产业造成根本性打击。

1991年，美国以日本未遵守协议保障美国企业在日市场份额达到20%为由，再次与日本签署《第二次半导体协议》，继续规定五年内美国半导体企业在日本国内市场的特权。除了对日本产业的直接限制外，美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开始大力扶持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抢夺日本半导体产业市场份额。1992年，美国英特尔再次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1993年，美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芯片出口国。在美国全方位打压下，加之日本自身多重因素，日本半导体产业持续衰落。

中美之间的科技较量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中国科技发展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其实是缺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样的，引领高科技创新的政府管理机构。重大专项上，中国虽采取了“863计划”的组织办法，甚至采用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办法，但这些科技活动的评审机制并不完全以创新商业化为目标。

2018年9月11日，北京知春路7号的致真大厦24楼，紫光集团总部所在地迎来了两位重量级人物：丁文武，路军。宾主双方一番吹捧，六人在“以梦想改变世界”的背景墙前合了影，被称为中国最强芯片弯道超车天团。

左起，紫光集团联席总裁刁石京，华芯投资总裁路军，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裁丁文武，紫光集团总裁张亚东，紫光集团联席总裁齐联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纲要发布，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仅三个月，国家大基金9月24日就宣告成立了。大基金一期募资规模为1387.2亿元，二期注册资本 2041.5亿元，撬动了超万亿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这么多人坐到一起，目标只有一个：投资支持发展芯片制造业。

从2015年开始，连续5年，丁文武不停大手笔地投资紫光。仅仅大基金一期，丁文武对紫光的投资就高达294个亿，占整个一期总资金的3成。2019年10月，大基金二期刚成立，老丁就又向紫光投资了近2亿。要不是2022年紫光集团的破产重组，大基金不知道还要向紫光流去多少（第二期主要投资对象改为中芯国际）。

两期基金，紫光拿走了近300亿。掌门人赵伟国从芯片设计到EDA等各种芯片相关概念都想搞，频繁并购大肆拿地，7年时间，就把紫光的负债额暴增50倍，负债2300多亿，陷入破产重组的深渊。

2022年7月15日，路军被查；16日，刁石京被查；25日，赵伟国被查；30日，丁文武被查……最强芯片弯道超车天团也演变成最强芯片翻车天团。糟蹋的不仅是数以亿计的基金，更是耽误了中国芯片产业追赶前辈的大好时光。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也不是类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管理机构，而是独立于科技部和财政部等政府职能部门，由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等内行构成的有预算自主权的政府机构，这些人能扎根于他们所资助的具体科研团队中，深入到科技转化（任务导向型、市场化项目运作制、发挥军事和航天等尖端技术对民用技术的引领作用）。

美国在冷战中胜出的基础之一，是因为美国能够形成科研、军事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投入巨资研发出的科技成果，具备造血功能，不至于成为财政黑洞。相比之下，苏联的科研很难反哺经济，最终被浩大的开支拖垮，民穷国困，难以为继，败下阵来。干翻苏联后，美国自我陶醉，将自己的成功定义为“自由，人权，开放，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口号，开始抛弃国举国体制发展前沿科技的模式，依赖民企去引爆下一轮技术革命。对于任何可能影响自己民企竞争力的海外公司，美国政府选择简单粗暴的长臂管辖，而不是去支持美国企业，提高产成品的竞争力。

近20多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几乎没长，在基础研究中，联邦政府的占比也从70%下降到了40%，总投入下降到占GDP的0.7%，其中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投入最低时仅占GDP的0.02%，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北欧挪威。2019年，美国有755家企业名列全球研发投入前2500名，投入总额为3477亿欧元，占比达38.45%，而中国和日本的占比分别为13.14%和12.71%。

政府投资与风险投资会有哪些不同呢？政府投资允许长期回报，而风险投资不能。风险投资不是慈善家，要考虑投入和产出比，要考虑投资业绩。在新技术发展早期，风险投资失败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种子阶段失败的概率为66.2%，技术的起步阶段失败的概率是53%。随后，失败的概率才会逐渐下降。因此，风险投资等私人部门会去投万亿的高铁项目吗，会投国家电网项目吗？永远不会！

就这样，美国互联网革命产生的红利不断被透支，并没有投入到大量的前沿科技，而是被用于金融空倒、大发超额福利、超前消费、地缘战争等。如果说中国是用人不当，犯的是战术错误，那美国就是指挥不当，犯的是战略错误。全球能够转化为流水线上的廉价劳动力有限，中国等后进国家人口红利没了，自然要去发展先进产业。美国不从自身上找问题，反而去怪帮自己干活的打工人。

美国各界普遍共识是：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正在缩小，某些方面甚至被反超。比如5G设备的领先制造商，美国一家也没有；中国和欧洲正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方面紧紧追赶；半导体制造份额下降严重，高度依赖中、韩、中国台湾的产品；大量制造业外流，能造军舰的工厂只剩一家，军事技术更是被中国不断追上。

2021年5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经过6小时审议，以24比4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6月8日在参议院表决通过，但名字改成《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这个法案可视为美国历史的重复，有不少针对中国的条款。总结为对流向中国的科技进行严格管控，中国要从美国获得科技外溢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障碍，无异于在进行新的高科技冷战，这就对中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拼命砸钱血拼产业升级，努力拥抱技术革命，是中国十几年前就开始做的事情。美国拦是拦不住的，最多拖延点崛起的时间……

2000年我国准备进军高端船舶制造业，那时日韩两国已经成为了LNG行业里的大佬。面对技术封锁，中国向法国GTT公司购买了一些资料或者技术自学，还成功研发出殷瓦钢，大大节省了造船成本。这几年内，我国的LNG船开始升级换代，硬是从韩国口中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

汽车也是，今年我们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大概率没有悬念了。这么搞下去，要不了几年，日韩德的失业率就会飙升，经济增长就会失去动能。大飞机C919商飞成功，有人说大量核心零部件还要依赖美西方国家，国产化率只有60%。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想想手机、高铁，国产平行替代也就几年功夫，产业链就相当成熟了。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任由科学家自由探索，是很难实现预期目标的。政府要发挥领导作用，构建统一的高层机构或机制，重塑各部门、各单位分工，形成有效的协作体系。

投资大和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经济领域，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需求，不能蛮干。要让企业充分参与其中，并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综合运用财政拨款、研发立项、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手段，政府引导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的合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