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拨开其父死亡迷雾

1933年，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在一起。

鲁迅夫人许广平（右一）、儿子周海婴（右二）、宋庆龄（右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右四）在鲁迅墓前。

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鲁迅和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在一起。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1925年出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打笔仗才发作的。

　　听叔叔周建人（鲁迅胞弟）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及小板凳等物。

而同伴大都20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18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8块钱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父亲之死

　　1936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10月19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

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

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

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上午八九点钟后，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但大家的动作仍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

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义齿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

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1949年7月，那时北平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到了同年10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还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你们找一个中国医生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

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10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

诊断报告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拒绝：“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须藤医生。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父亲当时犹豫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抑制它的扩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专家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呼吸局促，十分痛苦。

须藤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

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象得出的。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是毫无效果的。

须藤似乎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只让父亲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几十年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