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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埃及国王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创了从印度河到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世界帝国，波斯、印度、埃及、希腊以及意大利等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被纳入到统一的帝国版图内，实现了东西方文化首次大规模、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诞生了新的文化与文明———希腊化文明，世界历史进入新时期———希腊化时代（334BCE-30BCE）。

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首先表现在希腊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与优势地位，一种简化的希腊语即科因奈语（Koine）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希腊的度量衡、货币、贸易法至少在地中海世界被广泛接受，被纳入希腊化文化圈的巴勒斯坦加强了与希腊世界的商业联系。

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因忙于战事而无暇巩固战争成果，因此他虽建立了庞大的世界帝国，但在尚未及时构建完善的统治秩序时便匆匆离世，帝国在后继者战争中分崩离析。

将领托勒密（Ptolemy）雄踞埃及，于公元前305/4年加冕为王，率先占领与塞琉古王国接壤的北部边防巴勒斯坦，对其统治长达约1个世纪之久。

托勒密埃及国王强硬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政策为王国带来了公元前3世纪的繁荣稳定，吸引了士兵、官员、商人、手工业者等众多希腊移民，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历经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期，实现了质的飞跃。

托勒密埃及经济制度与巴勒斯坦的土地所有制

波斯帝国统治末期，埃及的独立战争以及社会内部动荡的局势加速了法老时代旧社会制度的瓦解。希腊化时代初期，面对幅员辽阔的疆域和近邻塞琉古王国的威胁，国王需采取“铁血”政策，巩固新生政权，在东方专制主义基础上，融合希腊城邦的政治思想或实践，创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政治上，国王是国家元首，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经济上，农业、商业、金融等所有经济活动均在国家严密监控之下或被国家垄断，例如国家垄断了植物油、亚麻布、矿藏、盐、香料以及其他重要商品贸易；国家严格控制货币流通和外币兑换，用腓尼基币制替换亚历山大里亚盛行的阿提卡币制，流入国内市场的外币被及时收回重新铸造或兑换为腓尼基币制，禁止在埃及或海外领土（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的市场流通，即使邻邦塞琉古王国的钱币在整个公元前3世纪也难以出现在埃及国内市场。

托勒密埃及的货币体系不仅规范了商业市场秩序，而且推动了原始的物物交换向高级的货币经济的转变。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理论上全国所有土地归王国一人所有，但为提高土地管理效率，国王进行了土地使用权的再分配，将其分封给王室成员、赏赐给高官贵爵或作为退伍士兵的份地，根据上属“第二土地所有人”或者说土地实际的所有者，巴勒斯坦土地主要分为几种类型：王田，由国家雇佣佃农耕种，除农田外，在巴勒斯坦，托勒密王国保留了波斯帝国的皇家植物园（paradeisoi），垄断地方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营销；

食封邑，如托勒密二世的宰相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在加利利的贝斯—阿纳特（BethAnat）的庄园，盛产葡萄，出产的葡萄酒远销埃及；军事殖民地，由军事移民耕种，兼具军事防御职能，如外约旦阿扪（Ammon）的地方部族首领托比雅（Tobiah）的领地。

巴勒斯坦部族、藩国等地方权贵长期盘踞各自领地，势力雄厚，而且远离王廷，中央的控制力相对薄弱，故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由于它地处托勒密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交界的敏感地带，国王难以轻易削藩，故采取怀柔政策，在拥有其主权的前提下给予其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例如犹地亚的犹太“民族自治区”的神庙拥有大量土地，国王不得干涉。

因此，理论上托勒密埃及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实际上国家土地包括小农土地所有制、大领主庄园、藩国属地以及神庙土地等类型。

农耕技术的进步与农庄的考古发掘

托勒密埃及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早在公元前8世纪，梯田垦殖法已传入巴勒斯坦，希腊化时期，人工灌溉技术的引进与推广扩大了可耕地面积。

关于巴勒斯坦的人工灌溉技术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得以印证，如狄奥多罗斯（Diodorus）提及耶利哥的枣椰树通过人造水渠获得水源（Diodoros，Library of History），大马士革的巴拉达河（Chrysorrhoas）通过沟渠被引入农田（Strabo，Geography），基于先进的灌溉技术，约旦河谷的谷物能够达到1年两成，需水量大于谷物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增加，尤其是需求量相对较大的橄榄树、香脂树、葡萄等作物（由于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历来是埃及橄榄油、葡萄酒、木材、沥青等商品的重要供应基地）。

农业技术的革新还体现在生产工具（农具）的改进，如以牛或驴为驱动力的榨油石磨，脚踏传动研磨机，耕立犁等农具均产生于这一时期。

由于托勒密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积极引进改良的或新的动植物品种，如芝麻、骆驼，为满足希腊-马其顿移民的需求，诸多希腊大陆的树木、灌木均被引进到托勒密王国，因此埃及本土的诸多作物如扁豆、芥末、葫芦也被传入巴勒斯斯坦，并经由后者传至叙利亚、巴比伦，勒密国王致力于更多新的农作物品种被引入巴勒斯坦。

关于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可通过以下4处考古遗址举例说明。

首先，学者在约旦中部的法撒尔（Phasael）河谷发掘出一处保存相对完好的地下灌溉装置，地下管道将自流井水引入农田后，大约每隔1米安装有吸水管，将水流引出地面。

这套人工灌溉装置最早产生于公元前6或5世纪的伊朗高原，公元前4世纪末由波斯工程师引入约旦。

另两处在耶路撒冷西南，一处为拉斯遗址（Khirbet el-Ras），从公元前8世纪一直延续至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时期，田庄共4.5英亩（约1.8公顷），包括梯田、围墙、带有藩篱的走廊、茅屋以及家禽区（不超过12只），此外还有两处建筑为居民区和酿酒作坊，后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踩葡萄的石刻凹槽、压制果肉的平台、盛葡萄汁和葡萄酒的容器。

另一处是因—亚鲁（Ein Yalu），约11英亩，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与公元1世纪之间，拜占庭帝国时期复原，建制与上一处田庄相似，包括农舍、梯田、藩篱、走廊、动物养殖区，此外还有一个蓄水池和灌溉沟渠，此处的农作物主要包括：杏树、无花果、葡萄、谷物以及蔬菜。

撒玛利亚地下水资源相对较少，难以形成和犹地亚分散的小庄园，庄园面积通常大于后者，平均为150英亩，农田面积从2.5mx2.5m到7mx5.5m不等，除灌溉管道外，此地还出土了用于酿酒和压榨橄榄油的石器以及瞭望塔，农作物为巴勒斯坦常见品种：葡萄、橄榄油、谷物和一些蔬菜。

某些学者根据各庄园相似的灌溉系统认为它们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另一学者认为各地不同的建筑规划恰恰表明它们由各领主自行管理，没有统一模式。

托勒密埃及统治时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巴勒斯坦与埃及或海外的经贸往来频繁，成为埃及橄榄油、葡萄酒、香脂树、沥青等商品的供应基地，经济作物的利润明显高于谷物类商品，因此前者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并出现专业化种植的发展趋势，考古学者几乎在每个庄园都发现了酿酒和榨橄榄油的器具。

正是巴勒斯坦活跃的商业活动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

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2世纪中期至少犹地亚地区的庄园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这可能与马加比起义（167BCE-164BCE）所带来的破坏力与消极影响密切相关，起义后犹太人所建立的独立王国哈希摩尼王国对希腊文化的排斥也阻碍了新技术的输入以及犹地亚与外界的贸易往来。

但这些庄园的兴衰并非一蹴而就，因此不应将长时段的社会经济问题完全归因于短时间内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而应从庄园发展过程中寻找内在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托勒密埃及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战败，塞琉古王王国占领巴勒斯坦，为偿还阿帕米亚（A-pamea）战役后需支付给罗马的战争赔款以沉重的税收负担转嫁给下层平民，众多农民不堪重负，弃地出逃，导致土地荒芜，农产品产量骤减。

因此战乱与统治者的税收政策共同导致了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犹地亚农业经济水平的衰退。

巴勒斯坦商贸活动与经济作物种植

巴勒斯坦或者至少其沿海地带是沟通埃及、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地中海东西和南北商路的交通枢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埃及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来自希腊、爱琴海诸岛如罗德岛（Rhodes）、提洛岛（Delos）以及小亚半岛的商品在巴勒斯坦流通，或由此经西奈半岛运往埃及，埃及的商船或陆上商队也将玻璃、陶器、象牙、香水以及纺织品（亚麻或羊毛材质）等奢侈品运往巴勒斯坦或经由巴勒斯坦港口运往海外。

在东地中海繁荣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巴勒斯坦和埃及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往来，成为埃及的粮仓或其他生活物资的供应基地，除上已述及的橄榄油、葡萄酒等地方特产外，还有必要提及两种重要的经济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