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不抑兼并提升商人地位，四项经济手段改变我国千年社会经济形态

赵匡胤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不抑制土地兼并，另一个是振兴商业。

1、尊重市场，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首先来看不抑制兼并的土地政策，就是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的自由买卖。 从秦汉王朝开始，不让土地过分集中在私人手中以至动摇国家权威，是政府的基本倾向，绵延了大概1000年之久。

唐朝前期实施均田制，政府按人口给农户分配土地。土地的产权并不完全属于个人，通常不许自由买卖。 这样一来，土地兼并被大大放缓。 农民只能依附政府，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和兵员。 但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就失效了。

一方面，国家的剥削压迫并不轻巧，经济极为脆弱。 稍有风吹草动，农民就会大量破产逃亡，再招揽新人，行政成本太高。 另一方面，普通农民遇到婚丧嫁娶或天灾人祸，急着用钱，也希望出售土地。握有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也热衷于购买田产，而让卖地农民租种自己的土地。

农民再就业

真实的市场存在，国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放弃对农民的直接控制。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中央集权重新加强。 不过他没有退回抑制兼并的老路，而是选择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时代观念，成为第一个公然声称“不抑兼并”的皇帝。

966年，赵匡胤下诏宣布，战乱过后由国家控制的荒地不再以国有土地的形式颁授，而是对社会全面开放，谁开垦就归谁，甚至免去开荒者租税。 这等于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传统手段。

969年，赵匡胤又要求私人买卖土地时，需要到有关部门进行公证。 由有关部门向买卖双方出具盖有官印的契约，并收取一笔手续费。 这一次，朝廷不仅不再反对土地兼并，而且还做起了土地买卖的公证人。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获得确认。 赵匡胤，这一系列做法被宋代后继者们继承。

农忙时期

到了北宋中期，私有土地已占全国土地的98.63%。 此后的近千年里，历代王朝再也没有全民性的国有土地政策。 土地私有得以确立，由此产生了正反两个极为深远的影响。

先来看反面的影响。 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后，土地按照经济规律快速集中，贫富分化加剧，容易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这成为后来元明清三代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

非常正面的影响。 由于国家放弃干预土地经济，农民的人身依附减弱，得以自由流动。 有些流向地广人稀的区域，把精细化的农业技术带到那里，促进了农业发展。 另一些人则流入商业部门，商品经济开始从宋代走向繁荣。

2、赵匡胤的四项经济政策，使宋朝的商业繁荣达到了

自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历代王朝遵循重农抑商的政策。 在士农工商四大传统身份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哪怕是在以开放性和国际化著称的唐朝，商人也备受歧视。 比如商人不许骑马，穿衣服不能超过限制，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不能做官。

即便是有限的商业活动，政府往往也加以管控。例如，唐代只允许在州，县以上的中心城市中设立市场，而且市场和居民区要分开，是场外有围墙，还有军队把守，早上开放，傍晚关闭。 其他时段或者地点的商业活动都属于违法行为。 这就是所谓的坊市制度。 不过到了唐代中叶，市场需求和规模随之不断增大，方式开始松动。 当时的乡镇出现了自发的市场，城市中也出现了夜间经营的夜市。

五代战乱频繁，从朝廷到藩镇，士兵都是领工资的职业军人，维持军队就需要大量的货币。 从现实角度出发，放任商业的发展，从中征税，可以直接解决军饷问题，大大有利。 因此，五代时期各方势力设有专门征收商税的机构。 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权更是利用地理优势，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认识到商税的重要性，于是推出了振兴商业的4个新政策。

第一个新政策是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960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当年赵匡胤下令各地关卡不得随意扣留、刁难商人，对铜钱之外的货物不得搜查。 商人地位提高，体现在开封罢市事件中。 赵匡胤有一名非常宠信的特务叫史规，不少商人被他诬告犯法，甚至丢了性命。 974年5月。 开封的商人突然在大白天集体罢市，抗议史规的迫害。 赵匡胤得知消息后，立刻组织调查，随后下诏书表示会为商业出台专门法律，到时犯法的就会严惩，而公布法律前的违法行为则一概既往不咎。 赵匡胤还因为这事疏远了史规。

第二个政策是开放经营限制。 宋初，赵匡胤下令，草市贸易都要顺从民间的便利，官府不予干预。 草市合法后，乡镇市场迅速崛起，与大中城市一起构成了全国商业的市场网络。 到了965年，赵匡胤又规定不得禁止开封城里的夜市。 每逢元宵，端午，七夕这些节日，城中的夜市甚至会通宵达旦。 到北宋中期，坊市制彻底瓦解。

第三个政策是设置市舶司，推动海外贸易。五代时期，南方沿海政权就积极鼓励海外贸，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 971年2月，赵匡胤派遣潘美率军进入两广，攻灭盘踞当地的南汉政权，并任命潘美出任广州最高行政长官。 到了6月，赵匡胤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市舶司，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 市舶司的长官由潘美兼任。 从市舶司成立之快，规格之高，可以看出赵匡胤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 市舶司的重点任务是吸引外国商人。 为了鼓励海外贸易，赵匡胤甚至规定要举办大宴欢送离港的商船。 后来，宋王朝在更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 整个宋代与中国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

最后一项新政策就是提出商税则例。 五代时期商业税的征收十分混乱，这成为商品流通的一大障碍。 960年，开国伊始，赵匡胤就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行全国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 要求各地的商税，税务部门都要公开张贴。

在赵匡胤4项振兴商业的政策的影响下，宋代商业空前繁荣。 到了北宋末年，已经有了清明上河图中繁荣的城市商业场景。 商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仅开封城里向官府贷款的商户就多达2.7万。 这一切促使财政结构在宋代发生了变化。

繁华都市

宋朝的海外贸易也赚得盆满钵满。 到北宋中期，宋朝每年从海外收入中获得财政收入有50万贯。 到1159年的南宋，增额已高达200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 商品经济繁荣，巨型商业城市兴起，商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持续增高。出现于宋代的这些经济变化，成为此后元明清三朝社会经济发展高峰时的一种常态。

可以说，在赵匡胤掌权的16年里，五代时期禁军兵变和藩镇割据这两大顽疾被基本消除，宋朝即将完成统一。 司法和政治领域开启了宽仁之风，经济领域施行了影响深远的新政策。 但由于他突然去世，使得许多事业尚未完成。 这可能是他名声不如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