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明代人是这样寄信的

▋开卷

晚明士大夫认为，阶级界线模糊，物质欲望膨胀，都是商业发展带来的恶果。真的是这样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加]卜正民著，海南出版社，2023.1）是列文森奖获奖作品，著名汉学家在此再现了明代三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令人得以一瞥一个王朝风雅、狂欢的最后身影。

原文 ：明代人是这样寄信的

作者 | [加]卜正民

图片 | 网络

早在明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写信相互问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书信发挥着今天的文学和学术刊物的作用。当时人们书信往来极为频繁。明代学者和地图专家罗洪先（1504—1564）这样描述他与王畿（1498—1583）间的长期通信往来：“九年书札往覆大段。”明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下面两个例子来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

庄元臣：不要把信交给陌生人

庄元臣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个商业城镇——南浔镇上的一个士绅家庭。1603年，他经过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来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忧归乡。他的撰述内容庞杂，今有手稿传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在京期间写给儿子的信。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书信的往来并不总是像庄氏希望的那样可以按时送到收信者手里。

庄元臣从北京发出的第一封信写于1603年6月15日，信上说他住在崇文门外的弥陀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的张管家转交。在9月14日的信中，他说已于8月26日收到了儿子7月22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紧接着的写于10月14日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他已托张掌柜寄出9月14日的信，问是否已经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来速度突然慢下来了，好长时间庄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来一下子收到三封，分别写于9月19日、11月10日和12月27日。此后速度再次变慢，他在1604年6月2日的信中忧心忡忡地问，为什么在12月27日的信后再也没收到任何家信。十一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写信时，诉说他的四个同乡都收到了家书，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6月24日一个进京的朋友捎来的，写于5月29日（足足用了29天的时间才到达北京）。

这位张管家看起来像是吴忠赓家的商务经理人，他的工作包括替主人（及主人的同乡）收发信件。很可能信是张管家委托旅行的商人捎走的，尽管这一点在庄氏的信中并未明确说到。庄元臣表示，除了张管家，他还依赖过别的送信途径，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委托他的同窗的仆人捎回去的，当时他的同窗正巧要派这个仆人回家去。与送信者的个人关系是庄元臣确认信可以被送到的唯一保证。在另一封信中，庄氏叫儿子托人送信到北京，给三到五钱银子较为妥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他还千叮咛万嘱咐，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信交给不认识的人捎带。遗憾的是，庄氏没有接着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不认识的人：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人？旅行的商人？官府信差？还是商业性信使？　

徐光启：“时时觅便信寄书来”

更有名的徐光启（1562—1633）在庄元臣之后不久寓居北京。他给上海家中儿子写的信向我们进一步揭示了有关明代通信业发展的细节。与庄元臣根据每封信的日期来掌握信的收发情况不同，徐光启和儿子将每封信都按年编了号，以便随时了解哪封信收到了，哪封信没收到。他在1607年春天的一封家信中说：“廿三号也到了，去年只廿七号未到。”1615年（或者可能是1616年）夏，他写道：“旧年书并今年四号以前书都到京矣，但三月以后更无得。”1616年11月20日，他在信中说“傅官人家人回，寄去十九号书必到矣”。关于受托送信的人，他只提到过朋友的仆人。由于不是像庄元臣那样有某人的管家热忱相助，而是要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正好要去南方代为携带，徐光启的信看起来不如庄元臣的有规律，也不准时。关于此，徐光启在1616年6月27日的信中告诉儿子“时时觅便信寄书来，至嘱至嘱”。

在信中，徐氏还经常提到捎带物品而不仅仅是寄信。他靠儿子从上海农庄寄来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生活，曾在1606年秋嘱咐儿子“明春还要在布船上寄些米粮杂物来”。1617年春，他又追问：“家中水路寄来是何物？寄与谁人？”他怀疑船运是否安全，接着写道：“如何全不写来？至可叹也。”尽管如此，通过船运从上海寄粮食到北京来维持一家人在京城的生活是足够可靠的，而且比在北京市场上买到的还要便宜，虽然要花去几两银子作托运之资。

徐氏多次提到通过商业渠道寄钱，这反映出他对银价波动的敏感。1611年，他向儿子透露：“会票亦到，又恐王银必是京钿，故且未去取。”可以断定：到1616年，货币市场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今寄票回，索来可与石交伯家用。”明代远距离钱币汇兑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永乐年间，当时在商业城市宁波的一家柜房经营汇票收兑或叫“飞钱”业务，好像也同时经营信件邮递。

商业性邮政服务

直到17世纪60年代，才有一则材料明确说到有一家商业机构从北京发送私人邮件，而这个机构就是“报坊”，一个新闻发行机构。商业性新闻出版和商业性书信投递可能是同时诞生的，因为报坊不仅要编辑新闻报纸，而且要把这些报纸运送到各个省城售卖。将信件的投递和新闻的定期发送合二为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这以后不久，还在17世纪，专门处理邮件的“票号”出现了。

在繁忙的江南地区，商业性邮政服务的最早出现也是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的。1663年，杭州出版的一本优秀书信集刊登了出版商的一则征稿启事：为接下来能出版续集，出版商请求读者将有趣的书信寄给资助这次出版的某书坊。后来这本书信集的续集在1667—1668年间顺利出版了。在1668年的续集中，收入了一封一位女画家给一位女性诗集编者写的信，建议成立一个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女子组成的诗社，大家无需真正见面，只要各成员在春秋闲暇之时互相邮寄诗作就可以了。出版于1672年的一本诗歌集的序言中，有一则类似的通过邮政征稿的启事。编者宣布计划出版第二本诗歌集，希望读者们将他们的诗稿邮递到他在台州的家中或所列分布在扬州、北京、南京的四个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六年之后，第二本诗歌集出版了。在另一本出版于1689年的商业性女性诗歌集中，编者向来自六个遥远的不同省份的作者表示谢意，感谢她们从天涯海角赐寄诗稿至出版处。

江南的商业邮政网络不仅寄信，而且寄包裹。住在扬州的一个1588年（万历十六年）的进士的传记记载，浙江（很可能是杭州）的一个朋友送给他满满一“敝书笥”的书要他代为保管。他将书箱搁置一旁，没有仔细查看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当他浙江的朋友于十年后谢世时，住在扬州的他将书箱通过船运寄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打开箱子一看，发现箱底藏着五百两银子。传记作者并没有说书箱是由谁，又是怎样寄到杭州去的。大概他和他的读者们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他们应该非常熟悉如何将一箱子书从扬州船寄到杭州。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对当时的邮寄感到茫然。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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