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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自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战争双方举行了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中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

1952年4月，朝中方面为争取早日停战有条件地同意根据战俘个人志愿进行遣返。当月，战争双方同时对各自拘留的战俘进行了“志愿遣返甄别”。美方对21000余名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是：选择回大陆的只有7000人，不愿回大陆的却有14000多人。

板门店停战谈判因此中断，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4年1月，这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军用军舰运送到台湾。从此他们只能隔海遥望故乡，夜半思念亲人。

为什么竟然会有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大陆？

1、战俘如何产生？

据史料记载：

志愿军战俘主要产生于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1951年5月至6月)。

此前半年多的四个战役，被俘者只有二三千人；此后两年多至战争结束，被俘者也只几千人，两者合计，不到全部被俘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我军粮尽撤退，美军利用空中和地面的机械化装备，也利用我军指挥上的失误。

用彭老总《彭德怀自述》里的原话：

“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这才产生了大量的战俘。

让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志愿军被俘人员情况及美军战俘营场全貌。

（1）被俘人数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22000多人被俘，其中有近千人因各种原因在战俘营去世。

（2）被俘原因

因受伤在作战中被俘约3000人。

因生病在战争中被俘约4000人。

因冻饿、弹尽粮绝而失去战斗力被俘约12000人。

因其他原因而被俘约1000人。

在战场主动投降有数百人。

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5人、营级干部30余人、连排干部600余人、普通战士21000余人，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女战俘仅有1名。

这2万余名被俘人员中有7094人历尽苦难、经过斗争，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自己要求重返祖国的愿望，先后回到了祖国。

其中有1014人于1953年4月下旬双方交换伤病战俘时先期回国，有5640人是于同年7月27日双方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于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交换战俘时陆续回国。还有440人是在中立国遣返战俘营场中，经过自己斗争或我方代表解释回到了祖国的。

这先后回国的7094人占被俘人员总数的30%，其余的14200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被美军军舰运送去了台湾，21人去了中立国。

2、关押战俘的战俘营

志愿军人员被俘以后，被美军当局首先押往“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集中，然后押往韩国水原战俘转运站进行初步审讯、组队，再集中运往韩国釜山战俘收容所进行登记编号，最后大部分被送往距釜山不远的巨济岛战俘营场关押。

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亦被关押在该岛上。所有人民军及志愿军伤病战俘都先在前方野战医院初步治疗后送往釜山各伤病战俘收容所。女战俘全部拘留在釜山第六战俘收容所。

1951年夏秋之际，中国战俘接近最高数字，以后只有零星人员被俘。

在釜山第一收容所收容有志愿军被俘伤员数百名，第三、第四收容所有中国战俘病员近千名，第十收容所则为登记战俘卡片与美军参谋部情报机关“G-2"，审讯战俘的营场，第十一收容所则作为向巨济岛转运战俘的营场（后为服劳役的中国战俘营场)，在第二、第五收容所有数百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

注：

G-2是美军各级参谋部门负责情报搜集单位的代号，非“特别”设置的单位。如G-1则代表人事，G-3则代表作战与训练，G-4则代表后勤等。

巨济岛上关押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战俘营主要是第“72”和第“86”两个战俘营，“72”关押7000余人，“86”关押8000余人。

这是美方看管最严，并力图利用变节者们从内部进行全面控制的两个战俘营场。1952年初又成立了第“70”战俘营场关押有1500余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

在巨济岛第“61”战俘营（转运战俘营场)还有少量服劳役的中国战俘。

在1951年11月8日以后，分别由“72”和“86”两个战俘营场内冲出了两股亲共战俘共219人。他们在“72”战俘营的对面“71”战俘营内建立了一个坚持遣返的回国战俘营地。

1952年4月8日以后，在美军当局进行的“志愿遣返甄别”中冒死表达回国意愿，从各战俘营冲出来的5000余名中国战俘，被集中在岛上新建的“602”战俘营。

同年7月，这5000余人又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上新建的第八战俘营，直至停战后遣返为止。

其余的14000余名未能表达回国意愿的志愿军战俘，则于1952年4月中旬“甄别”后，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第一、第三、第六战俘营，直至停战以后，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为止。

3、美军如何对待中国战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开始后的前四个月，志愿军没有参战。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切断10余万朝鲜人民军退路，大部分人民军成了战俘。

志愿军是在1950年10月下旬美军已经逼近鸭绿江时才入朝参战的，也才开始有了志愿军战俘。因此早期的志愿军战俘被押送到釜山进入战俘营时，先是在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内成立“中国小队”“中国中队”“中国大队”，直到1951年6月大批志愿军战俘下来时，才在巨济岛有了第一个独立的“中国战俘联队”——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

朝鲜战争前期，由于美军在战俘营实施“战俘自治”政策，美军只负责管理战俘营的日常生活秩序。因而朝鲜人民军战俘在战俘营里大都恢复了原人民军部队建制，甚至秘密重建了朝鲜劳动党组织。

中国战俘被送进来以后，他们就积极寻找、联系志愿军难友里的中共军官站出来组织中国战俘队伍，增强战俘营里的反美斗争。

志愿军20军教导员孙振冠是早在1951年1月就因冻伤被俘的。孙振冠是上海人，高中文化程度，1944年参加新四军，被俘时年仅22岁的他已经是营教导员。他后来成了志愿军要求归国战俘的总代表。

从孙振冠的后来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

直到1951年6月之前，在釜山的中国战俘营里，只有想跟朝鲜难友一起越狱的“反美亲共”战俘，和替美国人监视告密的“亲美反动”战俘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出现“回大陆”与“去台湾”之争。

我们同时也看到跟朝鲜人民军战俘营不同的是：早期中国战俘营的内部控制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战场投诚”的反动战俘手中了。

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朝鲜人民军战俘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在必要时举行暴动）。而美军在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为防止战俘们暴动越狱，不仅强化了对战俘营的监管和情报工作，并将全部朝中战俘从釜山迁往巨济岛。

巨济岛是个离釜山百余海里的比较荒凉的岛屿，自古就是流放罪犯之地。此时美军将本来不多的岛上居民迁走，用重兵将全岛封锁起来，使之成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孤岛。

同时，出于对中共军队战斗力的畏惧，为防止中共战俘搞越狱暴动，便放手让一批原国民党分子去管制新建起的第72号中国战俘营。

只要这些反动分子告密说哪个共产党分子要搞暴动，美军便立即将其调去“G2”（美军参谋部情报机关）审讯甚至投入监狱。

与“72”不同的是，“86”的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是在第五次战役因战事失利陷于敌后丧失抵抗力集体被俘的，主动投敌者为数不多，从而在“86”战俘营里，一开始“亲共反美”的势力要比“反动亲美”势力强得多。

4、为何会内斗？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

最主要的议题：

一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二是交换战俘。而对交换战俘双方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

而且朝鲜战争开始不久，交战双方都宣布将恪守《日内瓦公约》。朝中方面自然提出了停战后双方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却遭到美方的强烈反对。

主要原因是当时双方所提交的本方拘留战俘数字相差太悬殊：

联合国军提交的数字：

人民军战俘95531人、志愿军战俘20700人、韩国义勇军战俘16243人，总共132474名。

而朝中方面提交的数字是：

联合国军战俘为4417名（其中美军3198人）、韩国军战俘7142名，总共才11559人。

美国根本不相信这个数字，更不同意用手中的13万名共军战俘交换不到12000联合国军人。

后来，美方提出了他们的提案：“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

从美国、中国台湾已经解密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些与之有关的重要史料1951年7月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研讨过一份建议：

“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

建议认为：

“把那些原是国民党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因为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

同年7月7日，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在内部表示：“可以考虑战俘来台。”

同年7月25日，台湾“驻韩国大使馆”报告：

釜山战俘营有中国战俘集体跪求译员向蒋总统转达他们要去台湾的请愿。

同年8月9日，蒋经国召集各厅局会议讨论，得到共识：“从政治着眼及兵源补充均有接收战俘来台之必要。”

5、从“内斗”到“国共内战”

1951年7月中旬，美军把送到东京培训后的王顺清（原国军中尉副连长，会英语，1951年1月战场投敌)、李大安、魏四喜、王有敏等人带回“72”，委任王顺清、李大安二人为正、副联队长，魏四喜、王有敏为军官大队的正副大队长（美军以搞暴乱为名将原来军官大队正、副大队长孙振冠、张福庆抓进战俘监狱)。

美军还授权他们成立一支协助管理当局“维持战俘营秩序与安全”的治安队伍——“战俘警备队”，责成他们严密监视战俘中“死硬共产党员”的“非法暴乱活动”，要求他们协助联合国军组建一个“安定和谐的模范战俘营”。

王顺清首先清理、整顿了全联队各级行政组织，尽量安排“投诚人员”及原国民党军官担任各级主管，李大安负责建立“战俘警备队”。

魏世喜、王有敏则在“军官大队”暗中发展“国民党六三支部”（取“国民党流散支部”的谐音)与“反动抗俄同盟”小组，以加强对“军官大队”的监控。

不久，李大安的“P.G.”队员们戴着美军发给他们的“P.G.”（战俘警备队）袖标，提着美军交给他们的“P.G.”警棍，开始在营内巡逻，监管战俘们的日常生活秩序。

眼见开饭时排队整齐了，营场里的卫生面貌改观了，甚至外出去码头搞装卸的劳工队伍在“P.G.”队员们的监督下，也步伐齐整些了。

随着用大铁棚子做房顶的“C.I.E.学校”在“72”建成。

注：

“C.I.E.学校”是指：联合国为教化落后国家平民、难民，包括战俘，因此成立此一机构，目的为提高民主认识、扫除文盲、授予职业技能的训练，灌输农场生产的知识及各种有利身心的活动。

美军“上校随军牧师”伍培礼带来一座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台管风琴安放在讲台上，开始了他的“基督福音传布”活动。

巨济岛美军司令部与“72总管克斯上尉对王顺清、李大安他们的管理给予了赞许。

王、李等人成功地获取了美军的充分信任，到了1951年8月中旬，伍培礼告诉王顺清：

美国已经在停战谈判中坚持“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而台湾当局也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他们去台湾的请求。

王顺清和同党便在伍培礼指导下，采取多种措施对亲共战俘进行思想上、精神上，乃至人身的严密控制和促变。

6、决定战俘们去台湾的原因

他们决心在战俘营内掀起一场新的“国共内战”，要借助美军力量打它一场大胜仗，“为党国在大陆的失败报仇雪耻”，更为他们到台湾后能够谋求较好的前途而奋斗。

首先是“C.I.E.”学校的宗教课换成了政治课。各大队开始轮流被“P.G.”（战俘警备队）队员们带领去听外边请来的“教员”，宣讲台湾的光明和大陆的黑暗，教唱反动歌曲，到后来有人带头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等等。

同时又在营场内积极发展反动核心组织——“国民党六三支部”和其外围组织——“反动抗俄同盟”，同时搜寻破坏那些亲共的地下组织——“中共地下党团支部”“回国同志战斗总部”“青年团敌后斗争小组”，等等。

当他们完成了对全战俘营的严密控制后，便在全营开展了三大政治运动：

(1)检举中共党员、团员和“动员”中共党团员们自己宣布“退党”“退团”。

(2)签名写血书誓死要求去台湾。

(3)在手臂上、身上刺字：从“反动抗俄”到国民党党徽、“中华民国国旗”，以证明自己绝对不回大陆的决心。

这样大规模断绝大伙归国返家之路的阴险的政治陷害活动，必然会受到亲共战俘和无数仅只是渴望能回家跟父母妻儿团聚的战俘们的顽强抵制与坚决反抗。

于是，李大安在“P.G.”（战俘警备队）的小铁丝网里私设了刑讯室，对“亲共分子”及其追随者，采用了当年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人那套刑罚：

罚跪、罚趴鞭打、吊打、敲脚髁、压扛子、火烙、往肛门灌辣椒水，甚至把“犯人”衣服扒光塞进装有玻璃碴子的空汽油桶里翻滚等酷刑，直到暗中残忍杀害。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克斯上尉和伍培礼“牧师”等美军管理人员、特工人员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并由于他们的装聋作哑不予阻止，使得“72”顿时笼罩在严重的血腥恐怖之中，使得许多胆怯者、彷徨者动摇、退却。

美军在战俘营内以维持和平秩序为名设置的“战俘警备队”，实际成了残酷镇压战俘的暴力专政工具，这可能是加深那场“国共内战”的惨烈程度、决定那场“国共内战”最终以“国民党”取得大胜的最关键原因。

然而，对于那些信仰十分坚定、具有很强应变能力的共产党人和崇尚气节的知识分子而言，暴力并非万能。

7、李奇微到战俘营的影响

1951年11月8日，“72”军官大队有141人迫使美军将他们调离“72”到达“71”战俘营，成立了一个坚持返回大陆的“中国军官独立大队”。

他们是在孙振冠、马兴旺、顾则圣等中共营级军官领导与一些爱国知识青年的坚决参与下，通过极其严密、机智的地下串联，开展大规模的“反迫害、反背叛”签名活动，集聚起上百名的志愿者。

他们在“P.G.”（战俘警备队）队员分别抓捕他们之前，同时冲出帐篷，集中到广场上高呼口号，高唱《解放军军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强烈表达反迫害、反背叛的坚强决心，顿时轰动了全战俘营场，引起了王顺清、李大安等人的极大恐慌。

美军总管克斯上尉听取了军官队代表们提出的要求，经请示司令部，克斯最后同意将签名者调离“72”。

于是，孙振冠回到军官大队门口高呼：“不愿做奴隶的跟我走！”霎时间，该141名军官冲出军官队小营门，齐集到“72”大门口，被美军带进了对面的第71号战俘营。

这141名共军军官终于摆脱了“72”反动势力的严酷控制。但他们的出走也使得“72”营内的反控制斗争被削弱。王顺清对“P.G.”（战俘警备队）队员们说：“这些共产党员走了，咱们更省心些！”

1951年11月下旬，美军军车运来了一堆建材。“72”美军总管克斯上尉，叫王顺清派战俘在“72”大门口修了一座影壁。

影壁上面绘了一个国民党党徽，影壁前面塑了一个白色的“自由女神”像，塑像前面立起三根旗杆，旗杆顶上分别挂起联合国旗、美国国旗、中国国民党党旗。

克斯上尉告诉王顺清，他们的远东军司令李奇微上将要来巨济岛视察，要王顺清抓紧进行欢迎司令官的队列演练，克斯说他还将拿来一些军号、军鼓，要王顺清尽快成立起军乐队，到时候让司令官高兴高兴！

王顺清惊喜不已，忙下令用美军军服赶制出大批国军军帽，还配上国民党党徽，让所有俘虏官员、警备队员、军乐队员们都戴上军帽“以振军容”。

1951年11月底，李奇微上将果然到了巨济岛，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雷特陪同在一大群美军高级军官及记者簇拥下进入“72”，接受了战俘们队列严整、鼓乐齐鸣的“热烈欢迎”。

李奇微在安静整洁的营场内转了一圈，高兴地夸奖“72”不愧是一座“模范战俘营”。

李奇微最后在联队部门口接受了由副联队长孙亚辉双手捧呈的《联合国军巨济岛第七十二战俘营千名反动志士誓死不回中国，坚决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在该请愿书的后面有密密麻麻的签名和血手印。

那时李奇微将军大概真的相信：

在他手下的这座秩序井然的“模范中国战俘营”里绝大多数战俘是真心向往“自由世界”的。

他或许真的不知道：

以王顺清、李大安为首的“死硬反动分子”们为了停战后能去台湾，正在替代美军以各种反人权、非人性的残忍手段剥夺战俘们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而由于他这位远东军总司令的亲临助威，极大地鼓舞了“72”战俘营内的反动势力，也让亲共的和“中立的”战俘们感受到巨大压力，促使该战俘营的“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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