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梅园（六）荣氏兄弟黄金搭档

荣宗敬与荣德生昆仲手足情深，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荣宗敬，1873年生；荣德生，名宗铨，号乐农，1875年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童年时期兄弟俩形影不离，一起在村中捉迷藏，一起到梁溪河中玩水，一起从乡下坐船到城里走亲戚，一起随祖母到寺庙求佛，一起带两个妹妹玩耍，一起在灯下读书。

荣宗敬小时候就聪明伶俐，而荣德生2周岁时还不会说话，父母都担心他是哑巴，但祖母则认为孙子不哑，属大器晚成。3岁时德生能讲话，但甚少开口，德生记忆力极强，成年后他还记得3岁时的一些事情。

德生6岁时，父亲在浙江乌镇打工，母亲在家中纺纱织布，晚上兄弟俩聚在外婆身边，听她讲述20年前所经历的战乱——太平天国部队打到无锡，丈夫与两个儿子都被抓走，下落不明，两个女儿也夭折了。自己带着10岁的小女儿东奔西逃，九死一生。母亲、外婆、父亲、祖母所经历的战争灾难，使荣氏兄弟自小就对战争有着天然的反感和深深的恐惧。

德生14岁时，也像家乡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结束私塾求学的时光，外出当学徒。当时哥哥在上海南市永安街源豫钱庄学艺，得知附近通顺钱庄新开张，他便推荐弟弟来当学徒，并找熟识的人提供担保。

1889年中秋节，明月高照，荣德生辞别亲人，坐同村细阿胖的信船，前往上海。上海不仅有他想念的哥哥，还有从哥哥信中所知道的许多新奇事物：宽宽的马路、自来水、电灯、路灯、电话、轮船、跑马，而这些先进的玩意，当时无锡都见不到。

经过一晚上的航行，次日早晨船到苏州，德生在闾门上岸，随同船人一起徒步穿城，直到下牵埠头上船。晚上船到昆山，农历十八，这艘以帆与桨作动力的信船经过两个白天三个晚上的航行终于到达距荣巷140公里的上海南码头，船主把荣德生送到宗敬学艺的钱庄，德生先住在哥哥处。

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一个黄道吉日，德生到通顺钱庄报到，依行规拜师，先献上贽礼——拜盒里有“敬6元，席敬加1元”，在高烧的红烛前向业师行跪拜礼。这所钱庄有2位店员，一姓徐，一姓窦，还有3位学徒。

拜师后第二天，荣德生随窦先生开始练习从事钱庄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练习如何甄别各种银元成色：“朝着阳光看银元表面的成色，敲打各种银元版面，静听不同的声音；从右手转换到左手中指上，衡量银元的轻重，练习敲打的姿势。”

钱业流行的民谚曰：“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目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学徒期间，学徒生不允许离开钱庄，学徒期满后方可回家探亲，学徒生每年须缴付膳食费银洋十二元到二十四元不等。

1890年，父亲从广东回家，路过上海，见到德生，劝他不要学商，还是回家读书，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但德生还是认为学商更适合自己。此年底钱庄给他3元的压岁钱。

1891年，荣宗敬结束三年学徒生涯，在森泰蓉钱庄当店员，次年德生也完成学业。在学徒的三年间，德生与哥哥经常互动，出道早的哥哥也经常给弟弟以点拨，让他少走了不少弯路。

1892年农历十二月初一，荣德生坐同村细阿胖的信船回无锡，晚上开行，次日天亮船到昆山。可是碰到十多年未见的寒流，河水结冰三四寸厚，几百艘船只积压在此。荣德生只得在昆山等候天气转好，直到十天后，东南风大作，一路顺风，晚上抵达荣巷。母亲见到分别三年、身材长高、不再稚气的儿子，喜上眉梢。

1893年正月，在家中参加哥哥的婚礼后，德生与父亲前往广东税务部门工作。直到次年农历十二月，荣德生才离开广东回家，他路过上海到南市找哥哥，才知因甲午战争的波及，钱庄业关门，哥哥已回无锡老家。

回荣巷后不久，德生完成了终身大事。相聚一月后，荣德生又随父亲到广东工作。

1896年正月，患病的父亲决定在上海南市开设广生钱庄，宗敬为经理，德生管正账。几个月后，兄弟俩又决定在无锡设分庄，21岁的德生回无锡负责分庄业务。

清政府规定，开钱铺必须有“五家互出保结”，也就是五家殷实买卖的连环铺保，方可开业，以防他们超出铺中资金，大量滥印钱票，而后陡然关铺逃匿，致民众受欺骗。

钱庄业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货币兑换的需要，清代货币制度极度紊乱，通行的货币包括银锭、银元、银角、铜元、制钱、纸币等，而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银两和制钱各地成色既不统一，价格亦不一致，省与省之间、城与城之间的货币彼此无法直接流通，必须经过专门机关兑换。由于货币种类多样，产生了各种不同货

币间的兑换方式和价格殊异，又有金与银、银与铜、银两与银两、银两与银元兑换比价的差别。清朝的币制实行的是银、钱同时发行，并规定可以根据比价互相交换。兑换银、钱是钱铺一项只赚不赔的生意，客人用整银子兑换散碎银子，需要“贴水”。

1888年上海有62家钱庄，规模大的称为大钱庄，每家资本3万两到5万两；规模小的每家只有资本500两到1000两。大部分钱庄资本在5000两到1万两。一类钱庄专门从事对制成品、棉丝等批发商的放款，另一类则对贩卖鸦片的掮客放款。如果借款人在庄票到期前还款，所收的利息是较低的，如果到期不能出售货物或有其他原因不能还款，则利率的上升则是无限制的，月息有时高达8%—10%。1903年，上海钱庄发展到82家，南市23家，北市59家。

父亲让宗敬、德生两兄弟习钱庄业，是因为此行业有一定的技术含金量，属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职业；父亲能创建广生钱庄，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积累，能为两兄弟提供第一桶金，且在上海滩有一定的人脉，能找到五家同行提供担保。

广生钱庄开张不久，48岁的父亲就遽归西天。两兄弟非常珍惜父亲给他们留下的这份产业，他们主要经营汇兑，如放款无风险，他们就兼营；如果放款有风险，利润再高他们也不愿为此而冒险。三年间，荣德生每月报酬为8元，年底有30元的奖金；与他前几年在广东当税吏每月22元且饭费全免的待遇相比，少了一大截。

因人微言轻，信用不足，营业平淡，三位合伙人于1898年拆股而去，荣氏兄弟从此独资经营。1898年，后来被他们确定为创业的起点。（1929年由荣宗敬主持编印、出版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十周纪念册》标明“1898—1928”。）同年，两兄弟又在家乡荣巷开设公鼎昌茧行。由于可以无息利用钱庄客户的现款，大量收购鲜茧，烘干后，通过丝厂老板薛南溟的关系，直接送往沪、锡两地缫丝厂，所以每年都能稳获二三千元的收益。不久清政府决定流通新银元，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大批商人涌到上海采购面粉，汇兑十分活跃。荣氏兄弟大力拓展广生业务，两年间盈利竟达白银近万两。

广生钱庄是两兄弟事业的起点，经营钱庄，让他们认识了许多富商大贾，也熟悉了金融业的资本运作，并锻炼了他们的胆识、判断力与分析力，为以后他们成为呼风唤雨的大实业家做了准备。

1900年，兄弟俩决定由金融业转入实业，创办茂新面粉厂，因无做实业的经验，加之资本小，抗风险能力差，刚开始并不顺利。但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两兄弟终于成为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纱大王。

到193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21个工厂，富可敌国，不少政商名流都以结交荣氏兄弟为荣。荣氏兄弟尤其是老大荣宗敬交往的圈子都是一时的大腕俊彦。

1932年适逢荣宗敬六十大寿，荣德生决定在家乡为哥哥举办隆重的寿庆。因来宾众多，在荣巷家宅、梅园与太湖边的锦园三处设立寿堂，招待宾客，梅园是整个寿庆活动的主会场。

为保证整个庆典工作的有条不紊，特设了荣寿处，荣德生担当“总提调”下设10股，各司其职，各股主任如下：总务股，荣尔仁、丁梓仁、薛明剑；布置股，施之铨、孙齐衔；电汽股，陈祖光、李秀香；饮食股，陈品三、沈赞南；招待股，郑翔德、尤文渭；庶务股，华学仁、徐觉粹；消防附交通股，陈子宽、张樵生；卫生股，唐元春；警卫股，高崇山、吴正荣、刘春兰；会计股，窦慕仪、张仁山、张振千、荣靖庵。

上述人选，皆是荣氏集团的老臣、骨干，他们有着超强的组织能力与团队精神，从而为寿典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为使这场庆典办出档次，荣氏家族对梅园进行了精心的“包装”。

大门前，工人们搭起了一座五彩牌楼，其高约3米，四面均可出入。正中扎长脚“寿”字两个成一大圆图案，几百盏电灯，挂在上方，光耀夺目，如不夜之城。

由大门入内，向左行约五十步，突见一台，矗立于旁，中扎著名灯彩一座，再由假山石洞匍匐而行，直达用黄石筑成、高2.5米的天心台。六角形的台上，陈列着纱制八仙寿桃一盆，其上有绿色兵船一艘，两旁写有英文，译作茂新公司字样，这是荣氏茂新面粉兵船的“Logo”（即商标），设计者匠心独运，颇具巧思，中级小电灯无数，光彩夺目，玲珑剔透，在全园夜色中，独善胜景。

园内行人道上，悬挂华灯，插着寿旗，五色缤纷，美丽可观。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特制的三角寿旗，用道林纸五彩精印，中绘三星，大小不一，旁有“六旬双庆”及双钩“寿”字样。

寿庆礼堂设在诵豳堂，这座古色古香的楠木大厅中间，摆放着一个极大的寿桃，四壁遍悬王晓籁、孔祥熙、马相伯、张寿铺、宋子良、黄炎培、蔡培、顾祝同、何玉书、李济深、虞洽卿等政商要人送来的寿幢对联。

各界赠送的银盾金鼎、金银爵、玉如意各种古玩等，也一一陈列在礼堂中，加起来不下二百余件。

这次大典上，行政院代理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给荣宗敬发来贺电。前来给荣氏祝寿的除了亲朋好友、生意相关者外，还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商界名人。大典前一天乘火车赴无锡祝寿的来宾多达4000人，无锡各宾馆皆爆棚。

由是接待工作变得颇为繁重。时无锡汽车数量有限，不得不从上海利利汽车租赁公司租借了20辆黄色皮篷大车，因锡沪之间公路尚未贯通，这些汽车都是通过火车托运来无锡。

铁路方面为应付到荣家祝寿的客流，不得不加挂车厢。9月1日上午七点增加1节车厢，专售来锡贺客；九点加挂2节车厢，下午三点三十五分还特开一趟贺客专列，有2节一等车厢3节三等车厢；2日上午七点、九点各加挂2节车厢，晚上九点又加开了一趟由锡回沪的火车专列，以利贺客返程。

荣家在火车站特设招待处，招待来自南京、上海的宾客。虽然无锡所有的汽车与从上海租借的汽车共50来辆都投入了接客，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荣家还租借了29艘汽船，运送客人到梅园。这些汽船都上插荣宅红旗，一字排列在火车站前的护城河上，引来了络绎不绝看热闹的民众。在大有机码头，荣家雇了杨、谢、冯三家公司的画舫，供客人们游湖。

为利交通，荣家派人对火车站到梅园的道路进行了加工，铺上黄沙，但庆典前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雨，致泥土翻起，交通不便。为此，荣氏又雇人对被毁地段予以修补。

9月1日晚7时，由上海开往无锡的贺客专列，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行驶，抵达无锡火车站。无锡的地方大佬如县商会的杨翰西、蔡兼三、陈湛如、杨蔚章以及前县长孙祖基、缪斌等都早已在站台迎候。火车入站时，军乐团奏乐。

乘坐这趟专列的有全国商联林康候、海军司令杨树庄，上海市商会王晓籁、巨商火柴大王刘鸿生、实业部司长穆藕初、永安公司纺织厂主郭乐、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暨上海黑道大佬杜月笙、张啸林、季云卿、荣纳根等等。其中杜月笙与张啸林的规格最高，他们的花车挂在最后一节车厢，下车后即由军警护卫，乘车来到太湖边的小箕山荣氏锦园别墅，参加晚宴。

2日早晨，顾祝同、国民政府实业厅厅长何玉书也专程来到无锡，给荣宗敬祝寿。

在达官贵人云集无锡时，无锡的公安干警与商团全体出动，维持秩序。并在太湖鼋头渚、万顷堂等处，停泊三艘军舰，担当保卫工作。

荣氏梅园是私家园林，其建设与管理费用都是荣家承担，但自建园以来，一直对公众免费开放。因举办生日庆典，荣家在报纸上提前发公告，9月1日至3日这三天，不对游人开放。

9月2日，庆典当日，看热闹的民众挤满了从西门到梅园的开原路。老百姓景仰荣氏兄弟的大名，传闻荣寿的热闹场面，所以争先恐后奔赴荣巷与梅园。

梅园门口虽有工作人员看守，但宾客太多，一些看热闹的民众也混入园内。午餐时，梅园里摆放了300来桌酒席，不一会儿，每一桌都是人头攒动，后到者无位可坐。事后统计，共有五六千人在梅园用餐，真正的贺客不及十分之四，其余的都是到园看热闹，乘便大吃寿酒。来的都是客，荣氏一律热情接待，一时传为佳话。

这顿饭规格很高，它由无锡最著名的酒店——迎宾楼的厨师承包，标准是中餐部分每桌12元，菜是四盆八大碗，西餐部分的外宾每客2元的标准。当时汽水还很稀奇，普通民众难得享受，这次寿宴上，用当时最好的两个品牌汽水：正广与屈臣氏。

因传言荣氏寿宴一些食材是“日货”，无锡血魂除奸团给陈品三与迎宾楼连发两函，内附子弹。时上海“一·二八”事件刚结束后不久，全民反日情绪非常高昂，为避嫌疑，鱼翅等物就摒弃未用。

小学生们也加入了庆典的行列。自1905年科举废，学校兴，荣氏兄弟就捐资在家乡荣巷办起了公益第一小学，其后如同开连锁店一样，他们在家乡开设了四所公益初小，四所竞化女校。受益于荣氏捐资助学的学生数以千计，值此荣氏称筋之际，9月1日晚7时，3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联合举行提灯游行，他们手持各色红灯，从荣巷出发，直达梅园念塔下。一路高唱祝寿歌，那美妙而动听的童声合唱，吸引附近的民众驻足观看。

在庆典的前夜，园内园外都搭台唱戏。园外的戏台设在荣巷荣宅后面，演员来自本地的庆升班，他们连唱了三晚，戏典内容没有任何雷同，方圆十里八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免费观看。戏场周边有104个小摊小贩，设点营销，更添拥挤与热闹。听着这喧天的锣鼓，品尝着本地的小吃，观众们分享着荣氏庆典的快乐。

园内的戏台设在山巅高尔夫球场临时大剧场，为各票友表演之所，不少上海名角前来助威。9月2日晚的演出中，三位闻人皆粉墨登台客串，44岁的杜月笙演《刀劈三关》，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的王晓籁演全本《沙陀国》，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演《芒砀山》，这三人都是戏迷，这次在梅园，他们出手不凡，引得众多观众大声叫好。

本次庆典还特邀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电影明星阮玲玉、王人美、林楚楚来捧场。时阮玲玉22岁，已主演了18部电影，以其清丽脱俗的容貌与卓越非凡的演技，在全国拥有大量的“粉丝”；王人美当年芳龄十八，以其青春活泼的银幕形象一举成名；28岁的林楚楚也为观众所熟悉所热爱。这三位明星的到来，更让梅园的庆典锦上添花。

除华美的祝寿骈文外，荣家还收到了大量的寿庆诗词，诗词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士名流，部分诗词在赞美荣宗敬的同时也赞美荣德生。如国学大家钱基博题诗道：

商战两荣说两雄，长公六十已成翁。名园索笑梅千发，难弟侑觞酒一中。骥志不休船上濑，鹏图无敌草以风。更能有妇如康子，比德齐眉事事同。

1932年的寿庆是梅园历史上的“尖锋时刻”，为筹办大庆，荣家花了五万多元（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为12元左右），用于大典会场的布置、人员的接待，仅堂会剧场，搭一个临时建筑——极大凉棚一座，就需时半月，代价计一千元。凉棚内能摆酒席七八十桌。

庆典上，还请了上海派拉蒙公司特派技师进行全程录像，其后由上海明星公司剪辑成纪录片《黄金之路》与《道德宝鉴》——两年后，荣德生花甲庆典上，在荣巷大公图书馆给宾客放映了这两部片子。遗憾的是，这些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已无觅踪迹。

1933年秋间，年幼的荣智海天折，荣宗敬最爱此孙，大为伤感，致生偏中风，半身难动。荣德生得知后，赶到上海，他一面代替哥哥主持总公司的业务，一面为哥哥的身体担忧，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荣宗敬身体恢复健康。

1934年是荣德生60华诞，宗敬也想报答弟弟，为弟弟办一场华丽的寿庆，可德生不喜奢华，寿庆规模比起哥哥要小得多。

荣氏兄弟是一对十分奇特的组合，见长荣宗敬长得浓眉方脸，英气逼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手段霹雳；弟弟荣德生则面圆耳长，慈眉善目，慎思笃行，稳健保守。“荣家企业成长早期便形成了以荣宗敬为核心的权威系统，这得益于荣氏兄弟能力和性格上的互补，荣德生稳健内敛，易于守成，荣宗敬个性冒进，善于开拓。荣宗敬将荣家企业开进上海滩，无锡家门的产业便有稳健的荣德生看护，这正是荣氏兄弟在近代中国粉纱市场上纵横捭阖的武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两兄弟当然也有决策不一致的时候，如宗敬重视上海，故办厂都集中在上海，更认为上海是交通、经济的中心，金融调度便利，电力供应便当。德生则重视内地，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更认为内地接近原料产地，工资便宜，开支简省。事业尤忌集中上海一处，最好分散于全国，有一天能够出国办厂，才是真正的事业。

面对分歧，两兄弟并不是各执一端，而常常相互妥协，达成某种平衡，事实证明，这种平衡很有效果。上海工厂因其区位的得天独厚为荣家赚得大量利润，可抗战爆发后多毁于战火，而在武汉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却以其地缘优势得以内迁，在抗战期间为荣家提供了宝贵的能量。

宗敬以上海为据点，指挥分布在多座城市的荣氏企业；德生以无锡为据点，他的事业多集中在家乡，他在家乡修路架桥办学办厂造园，在梅园中除了乐农别墅外，他还造了宗敬别墅。1929年荣宗敬又拨茂新厂分给他的11万元盈利，在距梅园2公里的小箕山建造锦园，建筑一切事务，则由德生代为安排。

宗敬自1886年来上海当学徒，除了1895年因失业回家一年多以外，他在上海生活了整整五十年；德生大多数时间在无锡，除3年学徒与抗战避难8年住在上海，以及在广东当了几年税吏外。

宗敬重业务，重视交易所，喜欢进行资本运作；德生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宗敬相信外国人，重视新设备、新发明、新技术。德生重乡谊，重土器（相信土工程师：匠人、工头），不信任外国人；信任培养出来的学生、同乡和亲属。

宗敬冒险，是最佳前锋，德生稳健，是最佳后卫，互补的两兄弟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宗敬“思虑敏捷，果断而有魄力，长于捕提商机，经常由他做决策”；德生“稳健缜密，治事有条有理，善于配合（哥哥）主持厂务，让（哥哥）无后顾之忧”。德生遇到内部经济困难时，主张把现有的厂办好，然后再发展。宗敬认为多设一厂，就多一盈利机会，也即多一还债机会。他常说：“债多勿愁，虱多勿痒，债愈多愈风凉。”他还想五十岁时有五十万锭，六十岁时要达六十万锭，七十岁时要达到七十万锭，八十岁时要达八十万锭。买旧厂时有人劝阻他，他就说：“要知道，凡事不进则退。”他还说：“工厂不管好坏，只要有人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我虽没有钱，人家肯欠给我，我就要借。”申新所以能发展得如此快而多，得力于宗敬的冒险精神。德生则主张，待人才培养完成，机器可以自己制造，然后可以放手大做，否则就不容易办好。故主稳扎稳打，更不宜买破烂的老厂。

申二前身恒昌源，是一个破旧的老厂。德生认为外国人也办不好，我们怎能办好，主张勿买。宗敬还是买下来。后来投下去了六七百万资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家地处租界的企业在抗战爆发后的几年因其在“孤岛”内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反而大发“战争财”，为荣家还清所欠的巨额债务贡献至伟。

1929年永安纱厂添新机，荣宗敬主张购新式泼来特机提高竞争力，荣德生主张少买一点，荣宗敬不顾，买了四万锭，为申八，由申一出资。上海杨树浦英商的东方纱厂，有五万锭，布机四百台，定价一百五十七万两，荣德生反对买，但荣宗敬因叶涿堂的怂恿买下，押入汇丰，集股五十万两，荣氏兄弟共六成，叶四成。

这次分歧荣毅仁也在现场：“收买东方纱厂时，正值齐卢之战，我们住在伯伯家，叶琢堂来兜卖东方纱厂。伯伯准备去看，要我大阿哥伟仁陪他一起去，我父亲反对，认为东方纱厂外国人也搞不好，买下来不会有好处，并且不允许伟仁陪伯伯去，弄得伟仁左右为难，最后伟仁还是偷偷陪伯伯去看厂。东方纱厂买下来后，改名申新七厂。从这件事情看，我父亲是否不要办厂呢？不是。他认为，自己内部经济既然这样困难，应该先把现有这几片厂办好，然后再发展。”

宗敬、德生两人要求发展事业的企业心是相同的，仅在看法和作风上有所不同，但是，老兄弟俩感情非常好，始终相依为命。有时即使有不同意见，最后德生总是听宗敬的决定。有重要的事情，宗敬也必从上海回到无锡，同德生商量。大约在最早创业之初，办茂新、振新、申新一厂的一段时间内，由德生主张为主要；到了申新、福新发展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则由宗敬主张为主要，盖基于冒险精神与稳健主义的不同耳。

申新三厂厂长薛明剑回忆道：“申新三厂筹备进行之时，即就买进厂地而言，德生往往不肯放盘，索价高则宁可不进行。宗敬则主张，只要厂中将来在发展上须要用到的，则贵一些，甚至高一倍两倍，总是要的。并一再嘱咐我，将涨高的价钱瞒了德生，付在宗敬个人账户上，使德生只知仍旧是老价钱。又当我们进行劳工自治区事业时，德生一贯主张因陋就简，只求实用，不求形式。宗敬到无锡，见到我们总是说：‘很好，很好，快些大力扩充为第一。’接下去总是说：‘我弟不肯用的钱，付在我私人账户内好了。’由此可知，彼两兄弟友爱至笃而深也。”宗敬结交的朋友多为上海滩的商界精英与名流；德生结交的朋友多为地方士绅与各级官员，因为德生年轻时在广东税务机关当过几年师爷，同高级官员有过交集，他比较熟悉官场的运作。

在股份持有上，除申新三厂荣德生持股多点外，其他荣家企业都是荣宗敬稍多点。如茂新面粉一厂1919年注册时，600000（元）股本持有者分别为：荣氏兄弟保持企业的股权高集中度。“茂新1903年改造后荣氏兄弟持股不到一半，1911年达到91.5%，此后茂新的股权集中程度就在这个基础上浮动，1937年荣氏持股率最低也有85.2%。茂新的股权结构是双寡头式结构，即股权主要集中在兄弟二人手中，1919年除兄弟二人之外，第三大股东项仰斯持股只有2.5%。茂新一厂（茂新系统的主要企业）的股权从创始年份1902年到1911年，荣氏兄弟二人持有相同的股权，自1911年之后荣宗敬持有股份略比荣德生较多，分别为45.8%和45.7%，这个结构一直保持到1925年，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荣宗敬受让小股东退股比荣德生较多，使得两兄弟的持股逐渐打破了平衡，兄弟二人的持股差在1937年达到最大，为18.9。尽管荣宗敬在茂新系统的股份略大于荣德生，但茂新系统一直由荣德生主持，股权结构的变化对控制权的影响不大。随着荣宗敬的离世又迅速调整回之前的状态，一直到1949年前夕两房持股相对一致”。

荣宗敬重视弟弟长子荣伟仁、次子荣尔仁的培养，两人未到而立之年就分别担任申一、申二的经理。宗敬有3个夫人，3子4女。而德生2个夫人，有7子9女，香火更旺。荣宗敬第一夫人陈氏（1874-？）、第二夫人刘氏（1890-1994）和第三夫人张氏（1886-1982）。德生第一夫人丁春梅（1876—1955）、第二夫人程慧云（1895-1953）。

1938年初，荣宗敬在香港患病，得知信息后，在武汉的荣德生既让在港的长子荣伟仁去照料，又让三子荣一心前去探视，可让荣德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65岁的哥哥“正月初九日，竟与世长逝，鸣呼伤哉！余在汉得悉，痛失手足,怆怀易极，悲雁行之遽折，忧事业之摧残，百虑交集，终宵常至失睡，惟有把握大局，慎重将事耳”。

3月8日，荣宗敬灵枢由加拿大皇后号轮船从香港运回上海陕西北路宅中厝置了5年，直到1943年阴历八月初二日家祭后，上船运到无锡梅园，中秋节午时，在无锡“西乡杨湾张山咀举行安葬，仪式隆重。远道亲友于昨日到锡参加葬礼者颇众，开原道上，素车白马，衔接如云。宗敬先生介弟德生先生因偶授小恙，未及来锡。哲嗣鸿三、鸿庆率领孙侄辈及眷属，均准时抵锡。荣氏创办之茂新、福新面粉厂及申新纱厂，遍及济、汉、沪、锡各埠。现已开工者，计有上海福新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等厂，无锡茂新第二厂，上海申新第二、第九等厂。其余如福新汉口五厂、上海一厂，茂新济南四厂，申新上海第一、第五、第六等厂，无锡第三厂、汉口第四厂，均在整理中，亦将次第开工云”。

此墓地是爱好风水的荣德生为哥哥寻到的一块吉壤，其“乾山巽向，后枕全山，面临太湖，气概雄浑，为不可多遇之地，与吾兄身份、事业亦相恰称”。“文革”伊始，全国各地砸墓成风，包括孔子、海瑞、荣德生、周舜卿、康有为等众多名人的墓都被扒开，但荣宗敬的墓却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浩劫。

1946年4月，荣德生写下《先兄宗敬纪事述略》，“昨阅所辑《先兄遗著选存·目录》，内有‘年谱’一项，当日创业情况，今日知者已勘，深恐后日年代久远，易于湮没，用将经过事迹略述如下”。文末他写道：“先兄气魄宽广，大度磅礴，遇事勇往直前，自奉俭约，除生活必需外，全部资财放在扩充事业上，不足则借款为之。余时加力阻，主稳扎稳打，兄辄不顾，力图扩大。因此，一遇逆风，即难收拾。但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也。”

1952年荣德生卒，他比哥哥迟走了14年，每当想到远行的哥哥，他心中都会很悲伤。

荣宗敬、荣德生的“兄友弟恭”为时人所赞颂，被视为榜样与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