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利用“水”来惩罚犯人，由来已久，我们先聊聊最初的水刑。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左传》记载，鲁成公十一年，晋国的卿大夫郤犨（xì chōu）到鲁国向声伯求婚，声伯于是强行夺取了施氏的妻子嫁给了郤犨。结果施妻生了两个儿子之后，郤犨就病死了。施妻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鲁国，施氏就把这两个孩子扔到河里淹死了。

《吕氏春秋·骄恣篇》记载，赵简子说：“我喜欢声色，鸾缴就给我送来了美女；我喜欢宫室，鸾缴就给我造好了亭台楼阁；我喜欢好马，鸾缴也立刻给我送来了。可是我喜欢有才能的人士，六年时间鸾缴都没送来一人。他就是助长我的过错，损害我的善行！”于是，赵简子就把善于谄媚的鸾缴沉入了河中。

北魏时期，朝廷颁布律法，凡是施行巫蛊之术的，判其身背黑色公羊，拖着一条狗，一起沉入深渊之中。这种直接写明的“沉渊之刑”，应该和战国时期西门豹在邺地惩治“河伯娶亲”闹剧，将女巫和三老沉入河中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水刑一开始是一种公开的处刑方式，具有很强的“宣示”意味。施氏淹死两个孩子，是为了强调家族血统的纯净，是强势父权的表现；赵简子把鸾缴沉河，则是公开宣示自己的德行；西门豹淹死女巫和三老，是以特殊的方式表明巫术的欺骗性，北魏时期的法律也同样是公开表示对巫术的态度。

可以说，与“肉刑”的震慑性相比，水刑的象征意义更强一些。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也能找到水刑的踪迹。

欧洲历史上的水刑

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个女性被判处通奸，就会被扔进幼发拉底河。假如神认为她是清白的，就会让她顺利到达对岸，如果神认为她有罪，就会让她淹死——很明显，如果你不是游泳健将，很难逃脱被淹死的命运。

神权至上的时代，水刑往往是神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考验方式，而且是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的考验。中世纪的部分女巫会遭遇“水刑”考验：如果被扔进河里，能够沉下去一段时间，就是清白的；如果扔进河里立刻就浮了上来，说明有魔鬼的帮助，一定是女巫了。

所以，西方最早的水刑，也是公开的，依托神之名义进行的，有“宣示”意义的刑罚。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慢慢意识到，水刑所带来的心理恐惧太严重，施刑者会被认为过于残忍、不人道，有目的的公开执行水刑就减少了。

不过，这么折磨人的刑罚，是不会被轻易舍弃的，虽然官方很少公开执行，但半公开或者私下施行水刑，开始变多了。

影视剧中的“浸猪笼”

明人冯梦龙的《智囊》一书，讲了唐末的一个故事。唐人李福镇守南梁，境内有很多前朝官员的产业和子孙。一些地痞流氓争先恐后的依附这些纨绔子弟，为祸民间。前任太守不敢得罪，以至民怨滔天。李福上任之后，抓了几名首恶分子，装进编好的大竹笼中，直接扔进了江里。

之后的朝廷律法中虽然不见这种水刑，但是民间却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了著名的“浸猪笼”。部分大家族的私刑，会惩罚背叛或者危害家族利益，或者作出伤风败俗之事的人，将其装进竹笼中沉河而死。

“浸猪笼”并非朝廷律法，属于民间私刑，所以并不是大张旗鼓的公开处刑。一般情况下都是本村或者本族成员见证，甚至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偷偷执行——这时候的水刑，已经变成半公开的、残忍的，惩罚式处刑。

如果说“浸猪笼”还保留着一定的震慑性，有一定的“警告”作用，那著名的“气毙之刑”就是纯粹的残忍虐杀了。

影视剧里的“贴加官”

光绪末年，戊戌变法的失败牵连到宫中诸多太监。内殿太监杨瑞珍、李长文、张得明和珍妃身边的太监戴恩如等三十多人，都被抓了起来处死了。慈禧授意的处刑方式，就是“气毙”。把棉纸沾湿，然后糊住人的口鼻，一共贴七层，紧接着施以杖刑而死。

我们知道，仅仅是“七层棉纸湿水捂住口鼻”，人也会在很短时间内窒息而死。而气毙之刑还要加上杖刑，除了残忍的发泄怨气，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了。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晚清重臣赵舒翘成了慈禧太后的“背锅侠”，被迫自尽。当时慈禧派出的监刑人陕西巡抚岑春煊再三催促，赵舒翘先是吞金，后又服食砒霜，都没有死成。最后无奈，家人用棉纸糊住赵舒翘的七窍，然后浇上烧酒才让其“自尽”成功。为留全尸，也是受尽了折磨。

神权逐渐没落之后的欧洲，“虐待式”的水刑也屡见记载。

17世纪的荷兰人有一种恐怖的水刑，犯人会被牢牢固定在特制的椅子上，四肢绑紧，无法动弹。之后，行刑人会在他的脸上盖一块薄布，慢慢的往他的嘴里倒水。因为有水不断的灌进嘴里，犯人会试图张大嘴呼吸，薄布此时就被水冲进了喉咙底部，让他无法呼吸。如果在犯人窒息之前拉出这块布，他将有重获新生的感觉。

在这样的折磨下，几乎没有人能忍住不招供，哪怕他是清白的。而这一类的水刑，已经成为逼供和折磨犯人的最常用手段。

水刑之所以经久不衰，因为它不仅能给人带来肉体的折磨，更能带来精神上的恐惧。正因为如此，它成了历史上逼供的最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