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否定儒家的是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搬运

壹

其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仅代表着迂腐书生，还代表着整个的儒家文化，甚至说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所讽刺和否定的也不仅是个案的迂腐旧读书人，而是整个的儒家，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要义便是，主张效法脱亚入欧的日本，打倒中国自身落后的传统文化，全盘地、系统地引入西方文化。

“新文化”实际上就是已经在日本“成功”落地的西方文化，或者也可以直接说，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兴起，但指导原则却截然不同。

洋务运动的原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即在坚持以中国自身义理文化为本位和主体的前提下，学习和引入西方领先的技术。明治维新的原则则是“脱亚入欧”，就是彻底否定当时日本的传统文化，全盘西化。

不幸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们也将日本的传统文化认定为儒家的，他们此前所受的教育在形式上也的确是儒家的，都熟读日本版的儒家经典，这就导致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否定就表现为对儒家的侮辱和否定。

其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此人被现代日本人尊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也是“脱亚入欧论”的提出者，其头像也一度被印在日元上。

因此，日本的脱亚入欧，实际就是脱中入西，甚至是脱儒入西。近代以来，最先否定儒家的是日本，后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否定，只是年轻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盲目将日本明治维新思想搬运至中国的结果，其中就包括鲁迅。

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基本事实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几乎全部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都受到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唯一一个例外是胡适，他是留学美国。

为何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们也将日本的传统文化认定为儒家，因为至少从唐朝的“大化改新”时起，日本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地引入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甚至包括文字，到明治时期已有千年。明治之前的日本传统教育在形式上也的确是儒家式的，也都研习儒家经典。

但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学了一千多年，但是囿于其自身的文化太落后、太蛮夷，并没有学到中国儒家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只是学了一个皮毛。精髓是什么？是义理和心性。这就导致日本的传统文化并非真正的儒家文化、义理文化，而只是有着儒家形式的以日本神道教为内核的专制、迷信文化。

日本的传统文化的确是落后、专制和迷信的，但是这和儒家无关，然而，以福泽谕吉为首的明治维新“思想家”却错误地将罪责放到儒家身上，然后进行痛批和否定。

实际上，因为没有学到中国文化的义理之精髓，导致日本是缺失独立的“文化格”的，所以，才会肤浅地被西方的暂时领先的技术和经济所迷惑，认为这种先进根植于整个文化体系的先进，然后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要学习西方的领先的技术，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文化体系，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体系，就必须进行文化自宫，把自己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掉，把儒家彻底否定掉。正是基于这个逻辑，才有了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

而中国是有独立的文化格的，其核心就是独立的义理-心性理念，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也是中国人民生活实践的基石。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做人做事要讲理是天经地义的，任何的文化和制度必须建立在讲理的基础之上。不讲理的文化和制度就不是什么好文化，不是什么好制度。

根深蒂固的义理思维和独立的文化格，使得中国在研判西方时，能够进行技术和文化二分，技术是技术，文化是文化，而只认可西方的技术暂时领先，并不认可其文化领先，跟不认为其文化是技术的基石。

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象日本一样，都是缺失义理的，因此也都以蛮夷视之，西方是西方之夷，日本是东方之夷。

正是基于这个逻辑，晚清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基本原则。

甲午战争的失败，被日本人做出了错误的解读，认为这不是一场偶然性的战争的失败，而是中国的学习西方模式的失败，是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的胜利，是日本脱亚入欧VS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胜利。

同时，甲午惨败也让一部分中国开始激进求变，他们将目光放在通过明治维新而“大获成功”的日本身上，认为日本的西化模式值得中国学习。于是，甲午战争后，尤其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兴起一股强大的日本留学热，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留学热。

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开始涌向日本求学、取经。到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1万人。那么这些年轻人到日本学的是什么？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文化，脱亚入欧文化，侮辱和彻底否定儒家的文化。固然他们学习到了领先的技术，但其副产品是，也学到了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彻底否定。

其中鲁迅又最为典型，他1902-1909在日本留学，不仅长达7年有余，而且从技术转向了文化，用现在的话从理科转向了文科。鲁迅本来是学医学的，后来转为思想、文学。这就导致他受明治维新思想的洗脑更为严重，后来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否定甚至咒骂也更为激烈。

这股日本留学热最终在中国导致两个结果的出现。

其一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制度、主张制度西化的辛亥革命（1911），这导致后来的国民党统治的出现。辛亥革命的领导团体是同盟会，而同盟会直接就是在日本成立（1905），这意味着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清一色的都是日本留学生。

其二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除胡适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皆有日本留学、生活的经历。胡适是通过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美国（1910）。

上个世纪30年代，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也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而走上法西斯道路。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升级版的、更极端的侵略殖民主义，此前的西方侵略是西方对非西方的，而法西斯主义则将西方也纳入到自己的侵略对象之中。日本则将侵略重点放在此前西方一直无法彻底吞下的中国，导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1937），中国则进入抗战阶段。

这些不仅使得中国的日本留学热彻底消失，而且，平添了对日本的血海深仇式的民族仇恨。这种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所出现的对日本的历史仇恨，导致现在的历史教材和著作中，有意地忽视和抹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日本渊源，以致让后人形成一个错误的历史认知：认为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思想都是那些领袖人物原创的。

贰

如果真正弄懂中国的义理文化，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她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文化，没有之一。甚至可以说，只有中国的义理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其他的非义理式文化压根称其不上文化。这正是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观点：华夏是义理文化，其他所有的非义理文化都是蛮夷。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一度困扰我很多年，就是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为代表的这些中国人，为何会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何这些中国人会错误地认为缺失义理的现代西方文化比中国的义理文化发达？

在我看来，真正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去否定中国文化，而只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地去捍卫她，正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做的那样。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们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文化投降主义、文化小丑，在中国文化内部，这种思想不可能会出现。即便出现也不可能会被推崇，被乾坤颠倒地奉为文化英雄。

直至有一天，我发现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联系，以及脱亚入欧和明治维新的实质内涵，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是发生在对中国文化是半瓶醋的日本。然后再由对中国文化同样是半瓶醋的中国的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们搬运至中国。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便是这个大潮下的产物。作为一个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式的文学家，鲁迅致力于设计和虚构更具体化的寓言式形象，去否定和诅咒“落后”的中国文化。

《狂人日记》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实际上就是借“狂人”之口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整个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不过是假“仁义道德”之名，行“吃人”之实的，虚伪、黑暗、落后、专制的历史和文化。

而迂腐、教条、虚荣、无耻和躺平的小说人物孔乙己，也是代表着传统的儒家读书人全体，代表着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面对西方上，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是从一个错误的极端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

洋务运动之错，并非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而是错在晚清政府和官员的自私和专制属性。慈禧太后将自己的生日庆典置于国家发展海军之上，动用军费去庆寿，李鸿章则将自己的官位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与慈禧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也就是说，晚清之错，错在对道背离的无道上，而非道本身错了。或者说，晚清之错，错在对中国义理文化的背离上，而非中国义理文化本身错了。

但是，无论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民国大师”，都没有能力去区分道和对道的背离，没有能力去区分义理文化和对义理文化的背离，只是对道的背离而不知“道”北海本身，只是对义理的背离而不知义理本身，然后错误的将对道和义理的背离当成中国文化的本质，然后彻底否定之，不仅否定了对道和义理的背离，而且否定道和义理本身。

其根源在于，那些明治维新思想家和民国大师们，对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无知的，导致他们不知“道”，不知义理，从而无法以深层的“道”和义理为标准去评判文化和文明，而只能肤浅地将现象当本质。

这也导致明治维新-民国“思想家”，在对西式现代文明的评判上，只能看到其技术暂时领先的一面，却看不到其缺失义理的一面、无道的一面。只知其技术之“用”，而不知其缺失义理之“体”，见用而不见体、不识大体。

也就是说，无论腐败的晚清政府，还是缺失义理的现代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文明，其本质都是相同的：缺失义理。无论尊重晚清政府，还是尊崇西方的技术和西方文明，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尊崇“无道”、“无义”的东西。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不能成功，因为它们都背离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人民。

最后取得成功的，则是介于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者之间的马克思中国化。真正拯救中国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更强调将西方的理论和技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人民民密切联系，其实质就是义理化。

中国义理文化的存在和传承路线有两条，其一是学术线，其二是实践线，但实践线是基石。学术线的主体是学者，方式是读书，而实践线的主体则是人民，方式是生活和生产实践。学术线脆弱易变，而实践线则坚固永恒，支撑中国文明永续不断的就是实践线。新文化运动只能打倒学术线，而无法撼动实践线。

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强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人民相联系，实则就是与中国文化传承的实践线相结合，在实践层面坚持义理文化和义理道路，最终成功发展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义理式现代化”，就是以中国义理为体，以西方技术为用的现代化，为现代化注入义理性，让其有残缺变得健全。西方式现代化因缺失义理而残缺，中国式现代化因包含义理而健全。

从义理的内核实质看，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义理文化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居于内核地位，引领着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的展开，直至今天。

因此，百年后会看，用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去代表传统的读书人，甚至去代表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错误的。既然鲁迅已经这么做了，而且孔乙己的形象已经为普通中国人所熟知，那么今天就有必要为孔乙己正名和翻案。

孔乙己的标志性行为就是即便穷困潦倒，也拒绝脱去长衫。最近很多人又拿这一点就教育那些正在求职的高学历年轻人，说在求职和择业上应该脱去长衫，不要象孔乙己一样固执迂腐。

其实孔乙己的长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形式上的长衫和实质上的长衫，或者是身上的长衫和心中的长衫。

形式和身体上的长衫，代表儒家读书人身份的“制服”，实质和心中的长衫则是中国文化的实质义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孔乙己的身体上长衫是可脱的，但是心中的长衫则是不可脱的。因此，孔乙己的拒脱长衫的行为，就不仅不是完全负面的，而且还包含着更伟大的一面：对坚守义理，甚至以宁愿牺牲生命为代价地去坚守。

孔子就是轻身上长衫而重心中长衫的典型代表。实际上鲁迅的“孔乙己”就有映射“孔子”之意，“乙己”属于天干，“子”属于地支。

《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夫，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孔子否定了儒家有专门的“儒服”，他主张儒家穿衣应该入乡随俗。

但是在求职上，孔子则有严格坚守“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子谋道不谋食”。他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职位，所以他不辞辛劳，周游列国。但同时，又拒绝苟且，拒绝脱去心中义理之长衫，因为没有发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有道之国君，而最终并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放弃求职，而回乡创业：办私学，教育后生和后人。

事实上，每每中华文明因遭遇外来冲击而岌岌可危之时，总会从人民中间走出一批拒绝苟活，拒绝随波逐流而脱去心中之义理长衫的人，他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地对义理进行捍卫，成为中国文明永续不坠的最后堡垒。

由伟人所塑造的共产党，就是近代以来所涌现出的这样一批人，他们以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为长衫，实质上也是以义理为长衫，即便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本人的穷凶极恶，以及苏联和美国的强大霸权，他们也选择拒绝脱去长衫，终于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目前正在与作为西方最后霸权的美国进行激烈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