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变迁,背后有高人

在平定殷商遗民叛乱后,大概公元前1000年前后,掌握西周朝政大权的周公旦,决定在东方营建洛邑,以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控制。


进行占卜后,周公旦命人将传国重宝九鼎迁到洛邑,对于为何选址洛邑,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意思是说,位处今天洛阳境内的洛邑,处于迅速扩张的周国的中央,便于四方来朝。


当时,西周在今天的西安一带,营建有国都镐京,称为宗周;而东方的洛邑则称为成周,成周在当时,有点类似于陪都的概念。


等到公元前770年,当时的西夷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随后继位的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的侵扰,决定将国都东迁到洛邑。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座都城之一,位处今天西安地区的镐京,和位处今天洛阳地区的洛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王权选择国都的重要理念,即寻求在国家范围的地理中心,建立国都以制衡四方,对此,《吕氏春秋》说: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尽管周朝迁都洛邑,有出于防范侵扰、避免战争的考量,但考诸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建设,应该说,选择地理中心立都,是中国先秦时期建都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国历史上,西安和洛阳是最为悠久闻名的古都,在此之外,安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郑州等城市也曾经作为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的都城。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由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兴建的都城先后有200多个。其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兴盛千年。但追究此中原因,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王朝选择建都这些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都城的魅力又在哪里?


西安大雁塔


对此,我们试着选择西安、洛阳、安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郑州等十座城市,来阐释此中的奥妙。


洛邑作为天下之中,既相对远离西方的异族,又便于周朝控制东方,这种“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衡量,实际上,在夏、商时期就已开始出现了。


尽管今人对于郑州是否称得上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仍有争议,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明,位处今天郑州登封境内的王城岗古城,正是传说中的夏朝早期国都“禹都阳城”。另外,传说大禹之后,夏朝的国都也曾多次迁徙,例如今天洛阳偃师二里头,也曾经作为夏朝中晚期的国都。


大概公元前16世纪,商人攻灭夏朝,此后商朝国都也和夏朝一样,曾经出现多次迁徙,一直到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主持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后,商朝国都才算稳定下来。


从夏朝“禹都阳城”郑州,到殷商国都安阳,再到东周洛邑(洛阳),可以注意到的共同点是,夏商周时期的国都变迁,核心始终是在这三个王朝的中央地带,即黄河中游建都。


对处于不断拓展中的华夏先民来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王朝开拓者均衡四方、开疆拓土的早期需要。


古都变迁的“十字”现象


考察中国历朝历代国都的变迁,可以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十字”现象,这个“十字”走向呈现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趋势:


从西向东上,可以看到,从西安-洛阳-开封,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沿着黄河流域摆动的走势;


从北向南上,可以发现,从北魏的大同、辽金元明清的北京-东晋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走向。


这种中国古都“十字”式的分布走向,也意味着在经过夏商周时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早期思想后,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时期。


从开封以后,中国的定都走向,从沿着黄河的东西走向,变成了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走向


随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面对诸国攻战的日益激烈,为了稳固根本、谋略东方,公元前5世纪,秦国先是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境内)迁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内),随后又于公元前383年将都城迁到位处今天西安境内的栎阳,此后,公元前350年,秦国又迁都到今天西安境内的咸阳。


在战国七雄之中,与当时的东方六国相比,位处西方的秦国选择迁都位处关中平原的咸阳(西安),本质是着眼于战争和军事地理需要。


作为西周、秦朝、西汉、隋朝、唐朝等王朝国都,西安坐落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之上,它北面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西有陇山、东有黄河,可谓山河环绕、易守难攻,而从关中平原向东越过崤山,就可以指向关东、挥兵中原,这种冷兵器时代无可比拟的军事地理优势,使得秦国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拥有了其他诸国难以比拟的天然军事地理优势。


另外,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泾河等河流灌溉便利,这使得在农业时代,秦国更是占据了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军事地理叠加农业优势,这使得秦人最终依据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和农业优势,最终逐渐攻灭东方六国,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秦灭六国路线图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态早衰。


在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隋唐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时期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随着森林资源的日趋枯竭,失去了森林的涵养,曾经“八水绕长安”的西安城内外,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日益减少,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西安渭河朝霞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一方面是森林和水资源日趋锐减,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却越来越庞大。


历史数据显示,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地少人多,这就使得早在隋唐时期,长安城就经常性地出现缺粮的窘境,到唐朝的最高峰时期,长安城粮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时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年-705年的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在中华帝国早期,从秦朝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核心首都,长期在长安-洛阳之间摇摆,例如西汉定都长安(西安),东汉定都洛阳,随后西晋和北魏也定都洛阳,而完成大一统的隋代和唐朝,则将首都回迁到了长安。


作为中华帝国定都的两大双子星,长安与洛阳互为兄弟,但历史在这种摇摆之中,已经出现了从西向东迁徙的趋势。


洛阳应天门夜景


前面说过,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开垦的农耕区域,到了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生态恶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逐渐失去了立都的环境优势。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长安(西安)先后被吐蕃、乱兵、黄巢农民军轮番攻占、破坏严重,到了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城内宫殿和民舍,取其木材营建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陨落后,洛阳迎来了最后的短暂辉煌,此后,唐朝的最后三年,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经建都洛阳,与距离黄河相对较远、且有黄河三门峡天险阻隔、物资运输艰难的西安相比,洛阳相对靠近黄河,并且在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后,易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洛阳在隋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初期,一直是帝国的重要国都。


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


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选择定都何处,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是两个核心因素,从唐代开始,长安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在经济补给上日益艰难,因此最终被放弃陨落。得益于大运河和黄河的便利,当时洛阳仍然保有建都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快就随着另一座城市——开封的崛起,而转变。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迁,转向长江、淮河一带,当时,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普遍需要依赖从隋朝开始凿通的大运河进行运输,因此,位处大运河与黄河交接处,连接江淮要地的汴州(开封)开始迅猛发展。


到了晚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中心城市。


为了获取经济补给,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后周,都先后以开封为国都,这使得开封更加飞速发展。


但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难以彼此重叠,在拥有经济补给便利同时,开封却有着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明显缺乏军事屏障,无法满足作为政治中心所应有的军事安全因素。


北宋时期,大运河是开封的生命线之所在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夺取北周政权、建立北宋后,作为军将出身的他,一直对开封的军事缺陷忧心忡忡。


开封尽管拥有经济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地处平原,根本无险可守,这导致北宋需要长期在首都开封周边布置数十万兵力,造成冗兵,严重消耗了国力。


由于开封地理缺陷明显,就在公元947年,契丹军队甚至曾经攻破开封、灭了后晋,有鉴于此,赵匡胤从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迁都洛阳,从而利用洛阳周边有山河环绕的地理优势,来减轻其军事隐患。


开封繁华盛景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再次巡幸洛阳,并提出计划将首都从开封迁到洛阳,但群臣已经在开封经营多年,考虑到各自的利益算盘,以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为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对迁都,这使得赵匡胤不由仰天长叹: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发出这一感慨的当年,公元976年,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之中离奇暴毙,赵光义登基为帝,此后,北宋的迁都计划彻底搁浅,一直到151年后(1127年),女真人南下轻松攻破开封,灭亡了北宋。


游牧与农业民族交锋地带


前面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国都迁徙,在北宋灭亡以前,尽管也有南北对峙时刻,但大势仍然沿着西安-洛阳-开封的从西向东摆动走势,但以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沦陷为标志,中国国都的长期迁徙趋势,转向了从北向南的摆动。


在先秦时代以前,夏商周时代的都城营建,主要着眼于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会选择当时的郑州、安阳、洛阳,这些位处当时的天下之中的城市作为国都。即使在两汉和隋唐时期,都城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之间的长期摇摆,也仍然着眼于黄河流域的开发经营。


但这并未脱离农业民族视角的经营视野,在从西向东的都城选址摆荡之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将开始剧烈地冲击南方农业民族的建都视野。


公元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迁都平城(山西大同),此后,北魏以平城(大同)为基地,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逐步统一了北方。


到了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原、争夺南方。


大同云冈石窟


大同与北京仅有三百多公里之遥,如果摊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大同),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时期的游牧民族所选择的北京,都刚好在中国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边缘,这恰好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在中国十大古都的选择过程中,平城(大同)与北京的崛起,从游牧民族的视野和定位来看,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参与争夺中原的桥头堡。


作为游牧民族,在鲜卑人看来,平城(大同)是他们进入农业区后,所深入营建的大城市,这也是鲜卑人在选择迁都位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之前,用来经略南方的前沿阵地。


大同悬空寺


而对于后来的契丹(辽国)、女真(金国)和蒙古人(元朝)来说,他们选择在大同附近的北京营建王城和国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里刚好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交界。


对于他们来说,北京是他们南下中原所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并且是华北平原重镇,这就有利于他们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华北平原、进而逐鹿中原、攻占全国。


另外,北京还有个好处,就是相对于长安(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凉爽宜人,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北京平均温度也要比前述城市低2-5摄氏度,例如公元496年,当时北魏已经从平城(大同)南下迁都洛阳三年,结果皇太子拓跋恂竟然因为厌恶南方的天气炎热和生活习俗等原因,试图逃回平城(大同)发动叛乱,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终将太子拓跋恂赐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灭亡后晋,但几个月后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契丹人不习惯开封夏季湿热的天气,所以才无奈北返。


五代十国时期,燕云十六州分布图


再从心理原因分析,无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还是满族,当时其人口往往只有百万甚至数十万人,当这些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试图南下君临南方的农业帝国时,面对南方数千万,明清时期甚至上亿的“异族”人口时,这些少数民族难免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因此他们立都平城(大同)和北京,也有一个考虑就是,一旦在南方失败,起码平城(大同)和北京距离他们的老巢还比较近,可以随时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北京),仓皇之下,元顺帝决定撤离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说,“我岂能再学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


由此可见,北方游牧民族选择平城(大同)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层面是将其作为毗邻故乡的后路打算的。


金陵王气为何难以持久?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南下,在南方,南京开始在乱世之中崛起。


历史进入汉末三国时代后,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于当年迁都建业(南京),此后,建都洛阳的西晋于280年攻灭孙吴,建都51年的建业(南京)一度衰落,但随着西晋的迅速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此后,南京又先后作为刘宋、萧齐、萧梁和陈朝的国都,一直到公元589年被隋朝攻灭。


至此,算上三国孙吴时期,加上东晋南朝,南京在这一中国的分裂时期,一度建都300多年。


但这仅仅是南京立都的开始。


南京秦淮河


以经济角度看,南京的建都,也代表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崛起。在汉末以前,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就决定了南京为什么在汉末以前一直默默无名。


随着汉末三国以后政治动荡,北方人口掀起了一波波的人口迁徙浪潮。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到北宋靖康之变,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中国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结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从而使得南京作为南朝的国都,得以坚持近300年。


不得不说,南京的崛起与建都,是以江淮流域的人口迁入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魏晋衣冠南渡路线,这次人口迁移也标志着中国经济重心首次向南移


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随着江淮流域的加速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长安(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以后,仍然维持唐朝的国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隋炀帝打通的大运河,抽调江淮流域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才得以延续了100多年的国都地位。


因此,从江淮流域发展的视角,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南宋会选择在杭州建都。


从区域的角度来说,南京和杭州作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其具有经济基础进行建都;但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论是南京还是杭州,他们虽然适合作为南方政权或地方割据政权(例如五代十国的南唐)的国都,但由于地处东南边缘,不利于北上争夺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华北平原。


这就导致了南京和杭州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只是作为南北分裂时期,或是地方割据政权的国都,而无法升格成为统一王朝的长久国都,这虽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明朝就由于朱棣兵变,改而迁都北京,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也说明了南京和杭州虽然作为经济要地,却难以建立持久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


杭州西泠桥雪景,远处为保俶塔


对此有评论说,南京绝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分裂时期的国都,一旦中华帝国一统,南京就容易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政治局面。


从这个意义而言,曾经作为三国蜀汉国都的成都,尽管也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偏居一隅的成汉政权,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过前蜀和后蜀政权,但本质上,它也和南京、杭州一样,只是作为中华帝国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首都而已,由于地处边缘,人口、经济、军事等各个因素限制,而难以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国都。


二元帝国的恢弘原点


尽管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1368年-1644年)建立仅仅31年后,随着老父亲朱元璋的去世,镇守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发动叛变,最终历经四年,于1402年攻占应天(南京)篡夺帝位。


朱棣夺位后,出于回归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考虑,于是开始谋划迁都北京。朱棣篡位后19年,公元1421年,朱棣宣布正式迁都北京,此后,北京作为中国国都的地位,除了在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有所反复外,其他时间基本均系中国首都。


以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也有出于民族斗争的角度考虑,元朝虽然在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但残余的北元仍然势力雄厚,此后北元一直到1388年才取消国号,其各部落虽然此后陆续分裂,但仍然保持着雄厚的军事实力。


朱元璋在世时,就曾经多次派兵北伐追击北元残余,朱棣夺位后,也曾经多次从北京出兵北伐蒙古,其本人更是在1424年死于北伐蒙古回师途中。


北京地形示意图


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维系国都地位,主要有赖于京杭大运河等交通运输要道,通过大运河,来自南方的财粮税赋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北方,从而支撑了资源相对匮乏的北京的发展。


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由于位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交界地带,朱棣迁都北京,就使得此后明朝的国都一直处于军事战争的前线,可谓“天子守国门、国都作边塞”


不过,北京东边与南边都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使得明朝时,蒙古人和后来的满人屡屡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胡乱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虏,成为后世笑话,而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关后,几乎没花什么大力气,就轻易攻占了北京,成为满人此后入主中原的开始。


对于北京作为首都,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对峙时期所内含的严重军事缺陷,史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中华帝国从秦朝到宋代,一直都是以农业民族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而所谓北京是边境城市的观点,其落点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民族格局去看待世界的。


今天的世界史学界流行一个观点,就是很多史学家都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大历史,其实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当初,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所以,以元朝为核心的蒙古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视野,真正将欧亚大陆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级帝国。


这对青年和中年时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无疑有着深刻影响。


北京西山晴雪


因此,作为就藩元大都北平(北京)的燕王,蒙古人的世界性视野,深刻影响了燕王朱棣。也因此,朱棣之所以选择从南京迁都北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视野和规划,是超越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


在朱棣的心底,他梦想的是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以及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建立一个真正统治欧亚大陆、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强盛帝国。


可以说,正是因为朱棣的迁都北京,使得后来的清朝有机会征服了蒙古和新疆以及今天的中亚地区,从而建立起了一个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超级帝国共同体。


北京故宫


1644年,清军入关后,正是依据北京身处游牧与农业交界地带的便利,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游牧和农业地区的辽阔帝国,而北京,本质上就是满清这个二元帝国的核心点,向南,北京是农业帝国的国都,向北与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


就这个层面看,以北京为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国土虽然曾经被掠夺削弱,但其建立的二元世界的主体部分仍然遗留至今,从而成为后来的中华民国和新中国的立国根本。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也有其宏伟意义。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中的说法是,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北京CBD:528米的北京最高楼“中国尊”(中信大厦)、国贸中心、央视总部大楼等在此汇聚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观照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古都,探讨它们赖以立都的政治地理、军事考量、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交通物流和人口流动、历史变迁,本质上,也是在追寻一部恢弘的中国史的内生源泉,这也是一种由实到虚、由内到外的发散与思索。


国都既是具象又深含奥义,本质上,它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



参考文献: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商务印书馆1998

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

展开阅读全文

更新时间:2024-08-10

标签:都城   关中   洛阳   长安   帝国   国都   西安   南京   高人   北京   中国   时期

1 2 3 4 5

上滑加载更多 ↓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
更多: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2020-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71396.com 闽ICP备11008920号-4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903号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