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0年8月，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定下九条大罪，被判凌迟处死。

行刑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全城老百姓竞相来到西市刑场，亲眼目睹袁崇焕被凌迟的惨状。

据记载，袁崇焕被刽子手在三天时间剐了3543刀，而他的肉，竟然刽子手高价出售给围观百姓。

刽子手割一块，围观百姓就买一块，然后就着烧酒生吃下去，这位曾经创造过“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的一代名将，竟然落了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而这一切，究竟是崇祯皇帝自毁长城，还是袁崇焕罪有应得呢？

先来看一下崇祯皇帝给袁崇焕定下的九条大罪是：

1.托付不效；

2.专恃欺隐；

3.以市米则资盗；

4.以谋款则斩帅；

5.纵敌长驱；

6.顿兵不战；

7.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8.兵薄城下；

9.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

纵观这九条大罪，其中托付不效、专恃欺瞒都是概念性的罪名。

但是后面7条，却桩桩件件都是事实。

而这7条罪名，只和三件事有关。

一是擅自卖给蒙古人粮食，也就是第三条罪名“以市米则资盗”。

公元1629年，蒙古和后金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以至于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情况。

蒙古部族派人来找总揽蓟辽军务政务的袁崇焕，希望袁崇焕将粮食卖给蒙古，并承诺一旦明朝资助粮食，就坚决和后金划清界限。

但是实际情况是，此时的蒙古已经和后金来往的非常密切。

所以如果卖给蒙古粮食，蒙古十有八九会将买来的粮食资助后金。

但是如果不卖给蒙古粮食，又怕蒙古会与明朝彻底决裂，倒向后金。

对于此事，袁崇焕的想法是：卖给蒙古粮食。前提是买到粮食的蒙古部族要立下承诺，保证与后金断绝往来。

而崇祯皇帝的想法就实际的多。

崇祯也同样给蒙古拔粮，但是为了严防蒙古运粮给后金，他要求袁崇焕“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也就是说，崇祯要求袁崇焕按蒙古人口数量拔粮，这样就可以防止蒙古人用多余的粮食资助后金。

由此看来，崇祯的方案要比袁崇焕的方案可行的多。

因为承诺书这种东西上，真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况且蒙古人向来在大明和后金之间首鼠两端，谁的实力强就会倒向谁，谁又能保证饥荒过后蒙古会信守承诺？

而崇祯的方案虽然操作复杂，但是能摸清蒙古到底需要多少粮食，然后按需供应。

这样一来，蒙古也就没有余量可以资援后金。

但是袁崇焕在此事上非常固执的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未严格按照崇祯的旨意执行。

他没有严格管控边市，防止粮草流入后金，而是一再声称“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继续卖粮给蒙古。

更何况，崇祯在给袁崇焕下的旨意中明确提到，“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一旦违规将“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则认为认为“蒙古人为女真人购买一二匹布帛”也无不可”。

所以在袁崇焕极度宽松的管制之下，大量的后金人参杂在蒙古人之中来明朝购买粮食。

“如锦州开市，明为西虏，实则逆奴半杂其间”。

很多人提醒袁崇焕要严加管束，但袁崇焕不为所动。就连他的老上级孙承宗都感叹他被蒙古人所骗。

“（袁崇焕）以买米愚束（蒙古束不地部），而为束愚。”

就这样，后金在袁崇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控措施下，相对平稳的度过了大饥荒。

可见这条“以市米资盗”的罪名，放在袁崇焕身上，那是一点也不冤。

二、擅自斩杀毛文龙，也就是第四条罪名“以谋款则斩帅”。

按照这条罪状的字面意思，是说袁崇焕收受了后金方面的贿赂，这才斩杀了平辽总兵毛文龙。

很多人认为，说袁崇焕收受贿赂，是崇祯在给袁崇焕身上泼脏水。

但是站在崇祯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找不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只能认为他是收了后金人的好处。

毛文龙最初是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的一名都司。

1620年，他趁后金大举进攻辽阳，瞅准时机率领两百多人跨海偷袭镇江，歼灭后金军一千多人，收复了猪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和宽奠、汤站、险山等地。

此战被称为“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首胜，也是第一次收复失地，毛文龙一战成名，被升为副总兵。

由于镇江位于后金的后方，以毛文龙攻打下来也很难守住，于是毛文龙选择退守皮岛。

皮岛临近镇江，距离陆地大约十多里的海域。

后金虽然兵强马壮，但是没有海军，所以虽然毛文就处在自己的后方且近在咫尺，但是拿毛文龙毫无办法。

而毛文龙则以皮岛为据点不断接收流民，实力迅速壮大，队伍人数一度达到四万多人。

每次后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文龙必定趁后金后方空虚，从皮岛杀上岸去，在后金的后方兴风作乱。

虽然毛文龙的手下大多是乌合之众，给后金带不来多大的实质性伤害，但是这只由流民组成的队伍，十分擅长抢东西。

这样一来，使后金不敢把全部兵力投在与明军作战的第一线。

所以明朝上下对毛文龙的评价就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

袁崇焕总揽蓟辽军务之后，首先打算将毛文部收为己用，于是向朝廷奏请由自己管理毛文龙部的军饷，遭到毛文龙极力反对。

因为毛文龙在皮岛上当土皇帝已经当惯了。

在他心里，皮岛这块地盘是自己抢来的，队伍也是自己拉起来的，你袁崇焕虽然官大一级，但凭什么让你来摘桃子？

袁、毛二人虽经多次谈判，但双方都没有让步。

最终袁崇焕失去了耐心，给毛文龙定下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杀了。

袁崇焕给毛文龙定了十二条罪状：

1、不受监制；2、杀降人难民冒功；3、无人臣之礼；4、侵盗军粮；5、私通外番；6、拉拢亲信；7、剽掠商船；8、强取民间子女；9、驱难民远窃人参；10、拜魏忠贤为父；11、掩败为功；12、不能复寸土。

凭心而论，这十二条大罪基本上都是事实。

毛文龙往好处说是一个靠自己野蛮生长的军阀。往坏处说就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土匪。

强抢民女、杀良冒功、驱使难民窃人参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肯定少做不了。

而且当时大明所有将领都存在侵盗军饷、谎报战功、培养亲信、欺压百姓的情况，毛文龙这种基本脱离朝廷管制的军阀当然更少不了。

毛文龙靠着自己将两百多人扩充到四万多人，但是明朝给毛文龙的军饷最多只够一半，其他的一半全都靠毛文龙自筹。

所以毛文龙私自贩运瓷器、丝绸等物品到朝鲜、日本等地牟取暴利，然后做为自己养活军队的资本。

如果在和平年代，毛文龙有以上罪状，把他杀了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毛文龙的所做所为，朝廷早就知道，并且基本保持了默许的态度。

因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太大了。

在朝廷看来，毛文龙的这些罪行，与他对后金的牵制作用相比，几乎可以算是不值一提。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崇祯知道，满朝文武也知道，怎么可能就偏偏你袁崇焕不知道？

所以崇祯只能理解为，袁崇焕是收受了后金的好处，这才擅自斩杀了毛文龙。

杀掉毛文龙，对明朝与后金的对阵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袁崇焕满以为杀掉不服管教的毛文龙，就可以接收毛文龙手下的部队。

但是他没有料到，皮岛上那几万军士全部以毛文龙马首是瞻，毛文龙一死，岛上群龙无首，对后金的牵制作用陡然全无。

更讽刺的是，毛文龙的旧部耿忠明、尚可喜，后期都投降了清朝，并且成为清朝初期的三个汉人藩王其中的两个。

如果毛文龙不死，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归根结底还是明朝一个痼疾的体现，那就是文臣对军职的管制。

文臣出身的袁崇焕，想要对毛文龙进行完全管制，但是毛文龙不从。

袁崇焕为了大权独揽，这才杀掉了毛文龙，只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后面发生的情况。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不是因为袁崇焕“坏”（收受贿赂），而且因为他“蠢”。

这条罪状加在他的身上，并无任何冤枉之处。

三、处置“己巳之变”不利。

第5条到第8条罪名，都和发生在公元1629年的“己巳之变”有关。

公元1629年10月，也就是毛文龙死后半年，不必担心毛文龙会在后方骚扰的皇太极，率领八旗军肆无忌惮的倾巢而出。

这一次，皇太极没有选择在辽东地区与袁崇焕硬刚，而率军借道蒙古，绕过袁崇焕重金打造的关宁锦防线，直扑京城。这次战事史称“己巳之变”。

袁崇焕闻讯后，急派山海关守将赵率教驰援。

但赵率教不是皇太极的对手，遵化一役，赵率教力战身亡，所部全军覆没，遵化失陷。

袁崇焕大惊，率领大将祖大寿、何可钢及9000关宁骑兵入关阻敌。

袁崇焕知道，后金军如果想进逼京师，蓟州城是双方必争之地，于是抢先一步率军到达蓟州城。

但是奇怪的是，袁崇焕到达蓟州之后，第一步没有部置防务，反而把先他一部到达蓟州的兵部右待郎、蓟辽总兵刘策，派往密云驻守，只留自己率关宁军和保镇曹鸣雷部驻蓟州。

蓟州是皇太极进犯北京的必经之路，按照常理，袁崇焕应该集中所有力量，在此处和皇太极决一死战。

而密云远在北边，根本不是皇太极的行军路线，别说进攻北京，就算皇太极战败逃走，也根本不会选择从密云区域退兵。

袁崇焕如此安排，最合理的解释是防止蒙古人来趁火打劫。

但是当时蒙古各部落并无异动。

而且大敌当前，袁崇焕凭什么自信不需要刘策的兵马就可以把皇太极挡在蓟州？

而崇祯给袁崇焕定的第七条罪名“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就是指的是他调离刘策一事。

如果袁崇焕调离了刘策，自己率部在蓟州成功阻击皇太极，这条罪状肯定就不会成立了。

而事实情况是，在袁崇焕驻防蓟州之后，皇太极没有选择在蓟州和袁崇焕交手，而是从蓟州附近悄无声息的“潜越”过去了。

这就很离谱了。

你袁崇焕把其它人调离防线，说是自己驻守。

但是皇太极的几万兵马，居然可以毫发无伤的越过你的防线。

这做何解释？

恐怕当时不只是在崇祯心中，就是在其它官员心中，也只有“通敌”一词可以解释了吧。

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费解，袁崇焕在察觉皇太极“潜越蓟州”之后，并没有选择对皇太极进行追击。

而且选择率军向南，经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再绕南路进京。连京城最后一个阻击点通州都放弃了。

就这样，袁崇焕的军队与八旗军并行向北京进发。

一路上，八旗军烧杀抢掠，致使百姓惨遭蹂躏，惨不堪言。

袁崇焕明明可以带兵御敌，保黎民百姓免受涂炭，但他却选择“不发一矢”，坐视八旗军大肆劫掠。

这就是第五条罪名“纵敌长驱”和第六条罪名“顿兵不战”。

有人说，袁崇焕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和野战能力强悍的八旗兵进行野战，打算在北京城打一场和“宁远大捷”类似的防守战。

但是和城坚炮利的宁远城相比，北京城防十分薄弱。

况且大明朝的皇帝和满朝文武都在北京，一旦防守不住，八旗军杀入京城可如何是好？

不过袁崇焕还是先皇太极一步到达京城，彷徨无措的崇祯皇帝急召袁崇焕入宫，问他有何退兵之策。

不料袁崇焕却又出惊人之语，他先是向崇祯请求让后金的使者进入京城，让明朝与后金议和。

在遭到崇祯否定后，又请崇祯同意他带大军入城休整。

自古以来，边境军入京城如同谋反，袁崇焕不可不知道这条律例。

而他的这番言辞，让崇祯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而这也就是第八条罪名“兵薄城下”和第九条罪名“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

在崇祯看来，袁崇焕不但在蓟州给皇太极放行，更是在一路上和八旗军相安无事。

来到京城，竟然又打算带兵入城。

这不是和后金串通一气打算谋反，又是为了什么？

而在崇祯继位之初，袁崇焕就给崇祯画了一个“五年复辽”的大饼，并且以此申请了相当多的特权。

但是袁崇焕到任不足三年，犯下的种种错误，不但让崇祯看不到“五年复辽”的希望，反而觉得他存有异心。

这种灰心和失望带来的痛恨，恐怕也只有崇祯自己知道。

这也就是第一条罪名“托付不效”和第二条罪名“专恃欺隐”的由来。

所以说，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九条罪行，都是有根在据，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更不是“莫须有”。

后人觉的袁崇焕冤屈的，主要是因为他之前自请对战后金，而且创造了“宁远大捷”、“宁捷大捷”等胜利，打出了明朝对后金以来能够取胜的少数战例。

而且从各场战斗中袁崇焕的表现来看，他真的能够舍生忘死，断无通敌之心。

但是自古以来，无论是“靳石燕然”的窦宪，还是饮马捕鱼儿海的蓝玉，这些后来被杀的名将，哪一个不是军功累累。

有人说袁崇焕被杀是因为崇祯自己多疑猜忌、心胸狭隘。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位大臣：

1.无视皇帝不可卖粮的旨意，坚持卖粮资敌，导致敌人有粮可用；

2.上任后没有杀敌建功，反而杀了己方一名作用重大的将领；

3.在他上任前，敌人只是在边境作乱，但他上任之后，敌人居然长驱直入杀到京城脚下；

4.大敌当前，这位大臣不但没有部署好防线，反而将重兵遣派到无关区域。而自己驻守的防线，却让敌人无声无息的穿越过去。

5.而且一路这上，这位大臣不但不迎击杀敌，反而在一旁观望敌军为非作歹、祸害江山黎民；

6.更何况，他与几乎和敌军相安无事的同步到达京城，到达京城后，先不说如何抗击敌军，却要求让大军进京。

这种表现，如果放在大明朝朱元璋、朱棣等皇帝身上，袁崇焕的下场恐怕就不仅仅是“依律磔之”，估计最起码也得“夷三族”起步了。

甚至可以说，袁崇焕的这些行为，放在古代任何一位皇帝身上，最起码要有三分之二的皇帝不能容忍。

所以说，空有一身傲骨、满腔热血的袁崇焕，只能说死的十分可惜，但是没有任何冤屈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