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百万黄金秘密转移台湾内幕

导读

1949年，中国的命运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关口。在这河山变色、乾坤易主之际，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加快了退守台湾的战略实施，密令将“中央银行”上海金库里的黄金秘密抢运台湾，数百万两黄金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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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野后为何仍能运走黄金

1948年11月，淮河两岸战场上，国共两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国民党军覆军折将，伤亡惨重；徐州重镇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首要的表征即是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

此时，国民党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但蒋介石“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上海的黄金及银元，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8月，上海市民涌入银行兑换国民政府新发行的金圆券。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对蒋介石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此时此事，他只能依靠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时任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

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

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因而，“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60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2月4日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辆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震惊了全中国，上海滩人心惶惶。消息见报后，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犹如雪崩般狂贬，完全失控。但蒋介石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着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

金圆券如雪崩似地狂贬，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出现了“黄金挤兑惨案”。

1949年1月1日，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此时正值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完败；内外交困中，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

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吴嵩庆(注：时为联勤总部副总司令)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02

运往厦门的黄金成了蒋介石私人金库

1949年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情急之下，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

运往台湾的银锭在等待装船

蒋介石每遇不顺，总会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老家静养，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剧变。不过，1月10日（其中的10万两）、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当时位于厦门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址在鼓浪屿晃岩路30号）。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央行的黄金是“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

蒋介石、蒋经国和原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吴嵩庆（右二）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的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

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杨荣志时任空运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二十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现为厦门货币文化馆

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1949年，刘存才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抵达台湾，协防新竹，担任第十一中队作战室上士文书，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他指出，当时“国军”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起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

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二十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02

李宗仁一直设法把黄金运回大陆

1949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60%，共300.4万两。

2月8日，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央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央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20万两而已”，蒋介石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李宗仁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得到的答复是“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但李宗仁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甚至向蒋送达备忘录，但蒋未予理睬。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近郊已听到四处的炮声，“代总统”才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汤恩伯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5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亲笔留字条，要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恩伯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汤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

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即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

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托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新台币由此赢得信誉，使得民心安定，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不夸张地说，这批黄金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