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北京？破解这片土地的800年定都之谜

出品 | 探客纪

支持| 瑶光智库

撰文 | 奎鹏

编辑 | 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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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版图上，北京地区是一片十分神奇的土地。

自有文字记录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

北京这座城市有着很多别名，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除了北京、首都和帝都现在流行的这几个叫法，这里历史上也被称之为蓟城、燕都、燕京、幽州、幽燕、圣都、中都、大都、北平、京师、京城、京畿、顺天府等等。

北京的正名和别名据说加起来多达60多个，这大概是世界上称呼最多的城市了。

这种多名现象，与北京及其漫长的建城史、建都史具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这里处于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交接的前沿地带，在中国历史上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反复争夺和融合的地方，这种现象导致了北京这座城市变迁的复杂性。

（故宫角楼，图片来源@摄图网，请横屏欣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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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北京最为引以为傲的是，其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可能这里还存在过夏商时期的古燕国、古蓟国，需要继续考证），800多年的建都史。

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两朝的国都。

1912年-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北京被北洋政府确定为国都之地，虽然在后来在纷争中，北京在与南京的角逐中败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京又被恢复首都的地位。

公元1153年，金国（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取名中都，北京的建都史以此为开端，到2023年已经长达870年。

这中间虽然有明朝和民国时期一些短时间定都地点的变迁，但定都时间依旧要远远超过800年。

（北京天安门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最初名“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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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定都为何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为什么是北京？

这里能够长时间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并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国家稳定的奥妙，究竟在哪里？

稍微熟知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周武王灭商后，封自己的兄弟姬奭（shì）于燕地。他是周武王的哥哥，还是弟弟？历史记录比较含糊，反正是被封为了燕召公。

大约从公元前1044年开始，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区域就开始成为燕召公封国—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1974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251号墓的西周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摄影师@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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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伯矩鬲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都是“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铭文确凿地证明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下图为西周伯矩鬲铭文拓片，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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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国前不久（灭商之后），周武王还封尧的后人于蓟，北京成为蓟国都城所在地。

（《水经注》所述蓟城位置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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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燕国灭掉了实力不济的蓟国。燕国的国都从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搬迁到蓟都，又筑新的蓟燕，号燕蓟或燕都，很大可能就是在现在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位置存在争议，准确位置还有待考古继续确认）。

燕国的国力不是很强（战国七雄中大部分时间它也是实力较弱的一个），但是国祚极长，到公元前222年才被秦国灭掉，燕国整整延续了800多年。

能够在大纷争时代延续国祚这么漫长的时间，应该与燕国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这里被中原国家视作苦寒之地，加上自东北到西南被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环绕，地理位置优越，使得其在面临危机时，能够多次周旋脱险。

秦汉到隋唐，燕京也曾经成为部分割据势力的定都之地，或许是割据势力的立国时间太短，燕京并没有显赫的都城。

蓟国、燕国及后来的其他割据势力还只是诸侯国或者地方势力，他们在这片土地的定都，并不算中国历史上朝代国都的范畴。

在史学界，北京作为定都之地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一直存在争议，不同的观点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现在800多年的建都史是官方统一的说法。

（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只有东南方向一面敞开，是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底图来源@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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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显赫都城是从1000年前开始起步的。

公元10世纪辽国（辽王朝）崛起以后，燕京地位越发显著。而后不久，北京作为连续800多年的都城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北京这种地位的凸显与我国东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持续崛起具有很大的关系，对这些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崛起以后就要图谋中原，继而图谋天下。

燕京之地则是可以实现这种夙愿的战略堡垒，就是败了他们依旧可以抽身而退。而当时的汉民族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气魄，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朱棣算得上是个例外。

（北京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前身为“大祀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北京天坛最早的建筑物，其又称祈谷殿，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是古代明堂式建筑中仅存的一例。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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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崛起以后图谋中原乃至全国，选择定都地点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他们而言，选择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接地带是一种十分理想的选择。

进行这样的决策不仅方便进攻和撤退，在经济上因为贸易的便利性也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游牧民族物质资源匮乏，不如中原和南方富饶，其获得物质资源的方式要么是劫掠，要么是贸易，在游牧和农耕文化结合部选择据点是最经济的。

中国的版图上，有一条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这是中华民族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在古代，这条线以北是游牧文化的势力范围，以南则是农耕文明的区域。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主要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同时也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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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并不是固定不变，随着气候的变迁会有或南或北一定幅度的摇摆，这种局面加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在这里的融合，也就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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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有作为的游牧民族的君主崛起以后，想图谋中原和南方时，大都是把国都建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所在的农牧交错带。

除了金、元、清三朝定都北京以外，鲜卑人建立的北魏（386年-534年）和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年—1227年）也是其中的典型，北魏的中期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都是处于这条分界线上。

游牧民族崛起之后偏爱在农牧交错带定都，大概也有心理上的原因。游民民族强盛时虽然战斗力强悍，但人数和农耕民族相比依旧是巨大的劣势，他们少则只有数十万，鼎盛时能超过百万已经很罕见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统计了汉到清人口变迁，在各个朝代的人口中，都是汉族人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各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超过百万的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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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元帝国建立后，在其控制范围中的蒙古族最高时估计也只四五百万之众，而同期的汉族人口大概最少也要在5000万人以上。

建立清朝的满族入关时，满族人口大概只有30万左右，但此时汉族人口已经突破1亿大关。

对人口处于绝对劣势的游牧民族来说，如果贸然定都中原甚至是更南的区域，心理上的压力和挑战肯定不小，定都农牧交错地带则完全不存在这种压力。

翻看中国历史书，贸然定都中原地区血的教训也很多。

不少北方少数民族在分裂时代定都中原的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等地，逐鹿中原大地，最后却是头破血流，大部分建国时间也很短命。

这里面的原因虽然很复杂，自身人口过少肯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北魏是个例外，太和十八年(494年)，力主汉化改革、志在一统天下的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这有利于北魏对全国的控制和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摆脱一百多年来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在平城形成的羁绊和干扰。

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城气候寒冷，风沙常起。

定都平城以后，随着国度和周边地区人口的增长，出现了环境承载力急剧下降，这对国都带来了威胁，孝文帝不得不另外谋划国都。

而此时，北魏已经统一北方，易守难攻、被称之为“天下之中”，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都城的洛阳进入了孝文帝的视野。

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中原大地中央，周围山川纵横，并且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素有“九州暖地”之称，自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虽然从平城迁都以后，北魏仅仅延续国祚40年就分裂为东魏与西魏，迁都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但这种分裂是多种内部矛盾激发的产物，认为完全是迁都之祸有些言过其实。

在客观上，北魏迁都洛阳，继续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此后1000多年的历史走向奠定了方向。

当然，北魏在平城定都97年（398年—494年）大力推进了民族融合，也为其迁都洛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魏孝文帝迁都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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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么长的建都历史，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具有很大的关系，虽然金、元、明、清四朝的疆域有很大的不同，各朝的统治者定都北京的原因和意图也不完全相同，但都意识到期其在中国版图上的战略性地位。

我们可以从金元明清定都北京的决定中得到一些印证。

公元12世纪，松花江流域的一支号称为女真的少数民族，迅速强盛了起来，其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

后来金国打败辽国在中国北方称雄，由将首都迁移到燕京。

金代定都北京时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就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

燕都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洛、关中、江左皆不及也。

（注：古时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江左也叫“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指东晋、宋、齐、梁、陈各朝统治的全部地区。）

金国作为定都北京的第一个王朝，之所以选中北京与此前辽国将北京作为中都具有很大的关系，这让其对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认识更为充分。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崛起今辽宁西北部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潢水）流域，公元907年由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他们最终建立了一个曾经控制过北方广大疆域的强大政权。

（辽国疆域图，红圈处为辽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历史资料图片，请横屏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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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长期一直居住在地域辽阔的草原之地，辽国崛起以后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习俗。

统治者为了加强契丹族贵族政权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四季捺钵制，也称作四时捺钵制。

“捺钵”原为契丹语，翻译为汉语就是辽代皇帝的行宫、行营的意思。

契丹旧俗是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统治者喜欢“行宫、行营的治理方式。”

辽建国后，皇帝在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各地以狩猎或者避寒暑的名义，召集臣僚商议军政大事设置的行帐称“捺钵”，这是辽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特殊存在。

所以辽国强盛以后实行五京制度：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位于今北京西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都是陪都。其中上京是政治中心，南京、中京是经济中心，西京偏重军事防御。

辽国的南京是在唐代军事重镇幽州城基础上建设的城市，这来自于一次意外的收获。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后唐河东节度使，936年—942年在位）反唐自立，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求救，并向其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

正愁没机会南下的耶律德光喜出望外，立即领兵从雁门关南下来救石敬瑭，扶植其建立后晋，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辽太宗为父，石敬瑭为子）。

辽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按照辽国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辽国的疆域一下子扩展到长城沿线。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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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中原王朝丢失燕云十六州是个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对南方而言，这片区域的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燕云十六州是北方的门户。

国力昌盛时期，它是中原王朝经略控驭北方游牧民族的据点和桥头堡，

和游牧民族的纷争时代，它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

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

中原失“山后”，犹有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中原大地。

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燕云十六州在战略上意义同样重大。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他们可以充分发挥骑兵优势，彻底改变了他们在与中原王朝军事斗争的被动局面。

所以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起，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就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

到手的肥肉，辽国自然是不愿意再弄丢的！

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辽国本部地区要发达得多，辽国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知。

为了稳固这一区域的统治，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辽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

辽南京有时也称燕京，开始成为辽国五京之一。

辽国的统治者对辽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根据记载，当时的南京城内，宫殿建设极其完备，且多依据中原皇室格局。

惟独筑于皇城西南角上的凉殿独具契丹风格，它居高临下，往东北可看见皇城之内跌宕起伏的宫室及燕京全景；东南则可见桑干河水及郊外风光。

在南京城的北部，辽天庆九年（公元 1119 年）还建了一座八角十三层的密檐式砖塔，至今还屹立在广安门外，这就是天宁寺塔。

（天宁寺塔结构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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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800年古都，可现在市区里的古建筑大都是元明清三朝的遗存，天宁寺塔屹立至今已经超过900年，它建立30年以后金朝定都燕京，它见证了北京这座古都变迁的整个过程。

1005年1月28日(农历1004年12月16日)北宋与辽国的檀渊之盟以后，双方协商息兵，北宋王朝每年都会送岁币到这里，很多贸易也在这里进行。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了辽国最繁荣的地界，这里不仅是经济的中心，也成为文化的中心。

中原王朝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对南方而言是痛心疾首的，北宋与辽国的檀渊之盟尽管是没有胁迫的平等条约，国力不济、且丧失燕云十六州战略屏障的北宋也是无奈之举。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角逐天下的格局，游牧民族此后南下争夺天下变得更加理所当然，中华版图更加壮阔的局面也就此打开。

燕京也从农耕民族的边塞之地变成游牧民族夺取天下的战略基地和桥头堡，并为彻底取代中原腹地的长安、洛阳、开封，以及南方的南京、临安（今杭州）等地，为成为中华大一统时期的首都埋下了伏笔。

（北京的北海公园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辽、金、元在此建离宫，明、清辟为帝王御苑，这里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下图为满月下的北海公园，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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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辽南京毕竟只是陪都，城市格局仍保持唐幽州城的坊里旧制，连这里居民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辽代末年，东北女真人起兵攻辽，包括辽上京在内的四座都城先后被金军攻破，当时辽朝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从上京逃到南京。

没多久天祚帝又被金人追着往西逃亡，1125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为金兵俘虏，辽国灭亡。

繁华的辽南京被金人保留，并在后来作为金中都。

金人闪动这个念头是因为灭辽、灭北宋后，他们占据了江淮以北的辽阔疆域，而金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在整个疆域中“僻在一隅”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就有些鞭长莫及了，他们必须要选择新的统治中心。

（南宋时期形式图，历史资料图片，请横屏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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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南京走进了金朝统治者的视野，辽南京此时恰好位于金朝疆域中间位置，这有利于政令的迅速上传下达，这里交通上的便利条件也是其他几座曾经作为都城（包括陪都）的城市无法比拟的。

当时的金人甚至认识到，燕都“本地所生，人马勇劲”。

这里是因为这里属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接合部，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幽燕之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风习熏染，形成善于骑射、剽悍尚武的社会氛围，“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

天德五年三月辛亥日（公元1153年4月17日），海陵王到达燕京。乙卯日（公元1153年4月21日），下诏正式迁都自上京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改开封府为“南京”，作为金国陪都。

为了显示迁都决心，下诏迁都的海陵王派人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全部平毁，表明要彻底斩断故土之念，并“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坚定以中都为都城的立场。同时，改元“贞元”，以迁都当年作为贞元元年。易云：“元亨利贞”。贞元，意味着一个新周期和时代的开启。这也是北京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随后，金中都开始大规模的改造。为了扩建中都城，金朝大臣们事先绘制了蓝图，所参考的实物就是宋朝东京开封府：“筑燕京，制度如汴”。

在金中都的建设过程中，金人不断强调“居天子之正”“可以为正统”的华夏正统思想。

他们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的国都规划理念，吸收中原王朝都城建造礼制思想，讲究：三重四围，布局方正；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坊巷划分，状如棋盘。

另一方面，他们依水势建宫苑，逐水草筑园林，把不规则的水面纳入方正的皇城宫墙中，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为此后元大都选址与规划建设提供了思路。

（金中都示意图，历史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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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身疆域，金代也确立了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国都及天子居天下之中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有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在不同的朝代，因为疆域不通，对“天下之中”有不同的解释，但从金到元明清，“天下之中”的阐释落到了燕京这片土地上。

就金朝疆域而言，中都确实大致位于其南北地理中心，但从元明清而言，对燕京为”天下之中”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成为凸显燕京政治地位的一种阐释。不管怎么阐释，统治者们都认为燕京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金章宗末年，金朝国势开始衰落，在铁木真的带领下北方的蒙古强势崛起，视金人为眼中钉的铁木成了金国的噩梦。

为了躲避蒙古军队的锋芒，金贞佑二年(1214年)，金国迁都开封，也为其而后迅速败亡埋下了祸根。

1234年，金国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一些评价认为，金国从燕京迁都开封是为躲避蒙古军队一种逃跑策略，是战争失败之后的一种不明智的举动，这越发激发了南宋的仇恨，因为南宋根本不可能忘记靖康之耻。

何况开封还是一座完全无险可守的城市，金国占领开封灭掉北宋，他们不是不知道开封的巨大软肋。

蒙古势大，金国败亡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也许金国不迁都，还能与蒙古军队对垒更长的时间。

（蒙金战争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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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蒙元时代，在北京建立大都之前，忽必烈等人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这里可以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再做图谋，我们看此后元朝统一全国及被朱元璋打败败退漠北时，也正恰如当初预料。

打定在燕京建都的主意以后，忽必烈派遣后来成为元朝开国元勋和丞相的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后，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而在其东北，以原金朝的离宫——位于今北海的大宁宫为中心修建大都城。

（元朝疆域图，历史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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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城完全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修筑王城的理想，全城的规划设计犹如棋盘，井然有序，美善之极。

元大都第一次把古代关于营造封建帝都的理想设计，结合实际的地理特点，颇有创造性地体现出来了。

（元大都布局复原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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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推翻元朝统治获得天下先是定都南京，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得天下又定都北京，不仅是看中北京是他的大本营，也是看中了这里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一，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关口要冲之地。

其二，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明北京城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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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定门，又称正阳外门，另有永安门、永昌门等名号，寓意“永远安定”，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摄影师@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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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崛起于东北，他们是源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的后裔。其建都北京不仅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同样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

在从盛京（今沈阳）迁都北京以前，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迁都北京就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

（颐和园的长廊,建于清代，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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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张“京城内外首善全图”非常详尽的记载了元明清三代北京的城区建筑，以及紫禁城的地物和地理风貌。约刊于1800年后，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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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最近1000年得以立都800多年与中国经济中心的变迁也有很大的关系。

从夏商周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隋唐，以黄河中下游和关中平原为主的中原一直是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带。

这里经济最为发达，定都区域一直在从关中平原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成东西方向的来回挪动，长安、洛阳、开封也因此得以脱颖而出，拥有山川之险、四塞之固和大片肥沃农耕区域的长安和洛阳更是成为其中的双子星座。

（北京全图，约1861-1887年，清同治至光绪十二年之间，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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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中心南移是一个趋势。

从魏晋开始，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就开始逐渐南移。隋唐时期，虽然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关中，经济中心却已移到江淮流域，已经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南方政局则相对稳定，加上气候的变迁，经济重心南移开始加速。

这局面直接动摇了以长安和洛阳为国都的统治根基，虽然洛阳和开封因运河之利得以弥补粮食和其他物资的短板，却非长久之计。

在另一个方面，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长期受华夏文明浸润的很多少数民族也快速得到发展，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发展出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实力。

这导致中国古都出现“十”字变迁的现象，一个从夏商周开始的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和关中地区大致东西方向的来回变迁，另一个则是从东北、蒙古高原到燕京、开封、南京、杭州大致呈现南北方向的变迁。

在中国最近1000年的历史中，首都的南北变迁开始代替东西变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以汉族为主导的农耕民族。

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如果说定都东西方向的变迁主要是汉族统治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南北方向的变迁却基本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主导，古代汉族统治集团南下开发江南及其他区域，推动南方成为经济更为发达的区域，在多数时候也是完全被动局面中促成的结果。

江南虽然富庶，却能消磨人的意志，偏安江南的政权也常常激不起一统华夏的雄心。

但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击中原的征途中，在不断被中原文明所影响和同化，站在他们的角度而言，认为一统天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放眼中国的整个东部区域，只有北京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是最为合适的战略据点，也是最好的定都之地。

实际上，明朝的朱棣迁都北京也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既然他的父亲朱元璋和其将领以中国历史上极少的成功北伐，得以攻占大都推翻元朝，并已经为明朝占据了中原王朝已经丢失42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之地，他完全可以有盛唐帝王一样的视野。

他定都北京天子守边，就可以号令长城内外。他的子孙们尽管有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反复的，但大体上已经认定了北京的战略性地位。

到了明末，清代统治者一旦入关占据了北京，中国的天下大局也就基本确定了。

总而言之，在中国最近1000年的历史走向中，北京已经走到了中国都城南北变迁的最前沿。

我们只有理解了这种变迁，才能充分理解为何最后是北京成了中华民族最近1000年来在定都选择上的大赢家。

（北京故宫的红墙与琉璃瓦，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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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北京被金元明清选为国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地理位置偏北的北京虽然俯瞰广袤的华北平原，但因为气候的原因在古代无法依靠附近的粮食等物质资源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国都。京杭大运河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先民利用河流运输历史极为悠久，在平原地区开凿运河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多见，京杭大运河就是在这种积累中经过分段建设和改建发展起来的。

春秋争霸之时，为了北伐，吴王夫差用运河把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构成了最早的运河系统。

隋朝时，永济渠是继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之后，开凿的又一重要运河，为了保证军备物资的供应，隋炀帝于公元608年至公元611年间，强征河北地区的百姓百余万人，开凿出这条运河，其南达于黄河,北通于涿郡(今北京地区)，是隋朝调运河北地区(指当时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河北道)粮食的主要渠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人员与战备物资的运输线。

因为运河的建设，当时成为幽州的燕京成为雄踞北方的军事重镇。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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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定都燕京时，也充分认识到隋唐大运河的巨大价值。其地界内的永济渠经疏浚后可以满足漕运需求，在粮食等物资供应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当时的元大都几乎成了世界的中心。为了满足帝国运转的需要，1281到1293年，忽必烈以郭守敬为“总设计师”，重新修建大运河。

新的大运河裁弯取直，从淮安直接北上，直达山东临清，原本27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缩短到了1800公里的元明清运河使南方到北京的运河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比隋朝时缩短900多公里。

郭守敬还修建通州到元大都的运河——通惠河，解决了自金朝开始，运河交通只到通州，无法到达北京城的疑难问题。

（京杭大运河改造部分与隋唐大运河对比示意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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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南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就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远远不断地运往大都，通惠河的终点码头是积水潭，从此积水潭附近的鼓楼，烟袋斜街和什刹海，都成了最繁华的闹市。后来的明清同样因此受益。

此外，北京距离渤海最近只有180公里左右的距离，江南的粮食和其它物资还可以通过海运北上，到天津后再转入大运河运到北京，其可以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补充。

但因海洋天气和洋流变化多端，在古代无法海运代替大运河成为主要运输渠道。

元朝开通直达北京的大运河，对后来北京城的发展非常重要。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和故宫，重要的石料和城砖，都是通过运河从南方征集来的。以至于有人说北京也是一座水上漂来的城市。

今天，主线全长近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下图为现在的京杭大运河江苏高邮段，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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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在没有现代化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的古代中国，如果没有大运河的支持，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恐怕难以持续太长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元明清三大王朝能够坦然定都北京、并维持首都运转的重要基石。

虽然现在京杭大运河的地位大幅下降，北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也不需要它来保障，可谁都无法忽视他在金元明清四朝都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它的存在，北京能否长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3个月后夺得实权的袁世凯和其后的历届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都以北京为首都，在当时的中国，军阀派系林立，革命党和北洋军阀等军阀势力纷争不断，首都北京完全无法号令全国。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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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国民政府长达22的时间里（1927年-1949年），北京也一直没有获得首都的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次定都北京又让这里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共和国又是如何选中北京的呢？

据悉，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商讨定都之地时，曾经列出共11座备选城市，在排除一些后，剩下的北平、南京、开封、西安等几座城市究竟选哪座城市作为首都，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各自意见都不同，商量了好几次，也最终没能作出决定。

虽然毛泽东主席此时有意建都北平，但还没有吃下定心丸儿，也需要更为充足的理由说服其他人。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在对南京、开封与西安不适合做首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说明之后，王稼祥建议建都北平的理由如下：

首先，北平地接南北，具有极其优异的地理与战略位置，其北接东北，南衔中原，一旦局势有变，漫长的国境线能够给予一定的缓冲。

其二，北京的东面虽然是渤海，但渤海却是内海，有辽宁与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可无后顾之忧。

此外，北平是六朝古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来说，也乐于接受。

（故宫的日晷，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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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比较有竞争力的南京，王稼祥说它当时不适合作为首都，除了历史的因素最为主要的一条是，从国际形势来看，南京距离东南沿海太近，这是一个大问题。

王稼祥是共产党和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多次在共产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发挥关键性作用，也深得毛泽东主席的信任，他就定都北平的见解让毛泽东主席彻底吃下了定心丸，也最终获得了其他领导们的支持。

（毛泽东和王稼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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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本人在定都这件事情上的心胸和眼界，也要比蒋介石高明很多。

清朝灭亡后，在以南京还是北京为国都的问题上，中华民国期间曾经经历过五次以上的争论，其背后是各方势力依据其统治基础与支持力量的不同，而进行的利益博弈，出生浙江、主要依赖南方军事和经济力量支持的蒋介石，最终也没有跳出这个格局，这也导致他在国共角逐中迅速在大陆败北。

毛泽东主席完全跳出自己是南方人的地域性思维，和眼前的暂时性利益，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都之地，其眼界至今依旧让人叹服。

最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最终一致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

（《开国大典》油画，作者@董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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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绘制的《北京市街道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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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评价说，新中国定都北京市当时最智慧的一个决策，这是集军事、政治、经济、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等方面最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可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北京正阳门俗称前门、前门楼子、大前门， 原名丽正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最南端，毛主席纪念堂南边。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并不是一个单体的城门，而是集正阳门城楼、箭楼与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城楼、箭楼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瓮城气势雄浑，为老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之作，现仅存城楼和箭楼，是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城门。摄影师@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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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决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依旧有着战略上的价值和意义。

只是建国后因为认识不足，没有充分理解完整保护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京城墙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性。

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城墙被陆续拆除，这成了北京这个800多年的古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参考资料：

1.《宋史.地理志》　　　
2.《元史.地理志》

3.《清史稿》

4.《金史》，脱脱

5.《归潜志》，刘祁

6.《中国运河志》

7.《北宋黄河北流与永济渠变迁》

8.卜凡，“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第10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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