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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魏明帝三十四年的生命中，对他十二年的统治最著名的评价，就是“奢靡”二字。所谓奢靡，即豪奢靡丽、大肆铺张的做派。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青龙三年”条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太子舍人张茂的谏奏云：“陛下……而乃奢靡是务……”

而在本章序言中，也提及《通鉴纪事本末》中有“明帝奢靡”一章，集中记载了对魏明帝的谏言。

大修宫殿

陈群基于汉末战乱后的人口锐减及曹魏与蜀、吴对峙的战时体制现状，认为征发不必要的劳役使得人民疲敝，甚至可能因灾害而引发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这些都是问题。

故而他主张扶持农业、补充兵源，爱护作为国家基础的万民。换言之，陈群主张优先考虑民众的休养生息。

直臣杨阜、高堂隆也异口同声，发出与陈群同样的谏言。此外，还可以看到批判后宫扩充与用度奢侈的意见。

无论怎样，魏明帝最受批判的行为，是征发农民服劳役，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青龙三年（235）开工的洛阳城，就是其例。

洛阳原本是东汉政权的都城。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及百官、宫女迁往长安，一把火将洛阳化为焦土。

而随着天下局势的安定，曹操就已经开始着手重建洛阳。魏文帝时，继续洛阳宫殿的营造事业，在东汉洛阳北宫的遗迹上新修了建始殿。

魏明帝营造宫殿的象征，则是在东汉洛阳南宫的遗迹上新修的太极殿与昭阳殿。它们的地位类似于今天北京明清故宫的太和殿与乾清宫。

尤其是太极殿，它是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正殿——大极殿的源流。另据史料记载，魏明帝还重修了因两度火灾而毁坏的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营建了总章观、云龙门，开凿了濛汜池等等。

顺带一提，建始殿的后殿崇华殿（九龙殿）在文帝、明帝两代一直用作殡宫。除了以上大规模的营建，魏明帝还用从长安搬运而来的承露盘、极其沉重的铜柱所铸铜人翁仲、令技术天才马钧复原制作的指南车等物装饰新宫。

此外，魏明帝还计划将横亘于洛阳以北的邙山修筑拥有高殿，能够远眺离宫所在的黄河渡口孟津，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劝谏，终止此事。

烈祖

虽然群臣不断劝谏，但魏明帝却坚持营造宫殿，其原因究竟何在？

据《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景初元年（237）九月，淫雨霏霏，造成了冀州等地发生洪水。

这表明，至少在南朝，就已经出现将明帝的奢靡行为归结为一己私欲的解释。不过，还应当注意到魏明帝的另一侧面：他动员具有免役特权的官员、太学生，自己也身先士卒，参与宫殿的修建。

那么，为何曹叡在宫殿营造上会有如此强烈的意愿？过往研究似乎并未说清、说透。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陈群上奏的答复中，魏明帝提到了“萧何之大略”。所谓“大略”，即营造汉都城长安中的未央宫一事。

在萧何的回答中，最为重要的是“非壮丽无以重威”这句话。在魏明帝的认识中，营造宏伟的宫殿，是王朝、皇帝将自身威信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手段。

在敌国蠢蠢欲动的当下，“重威”的必要性较之天下统一之后，更为突出。 实际上，直言劝谏的朝臣们，对于魏明帝在曹操、曹丕之后继续三代营造宫殿的事业，本身并不反对。

只是有些人认为天下未定，为时尚早；有些人认为不宜过度营造。

从这一点而言，皇帝、朝臣围绕营造宫殿产生对立，双方论点的主要理念，与同时期围绕复肉刑的争议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参见第一章）。所谓肉刑，就是伤害身体的刑法。

汉文帝时，原则上废止了肉刑。不过至东汉时，恢复肉刑以作为死刑与笞刑之间的中间刑的议论又高涨起来。

曹魏、西晋时期，在廷议中，出现了多次是否恢复肉刑的争议。在曹操、魏文帝、魏明帝时期，共有四回。

魏明帝时期，在太和元年（227）或是二年（228），以复肉刑派钟繇的上书为契机，赞成恢复肉刑的曹叡下诏令群臣议论。

此次议论规模巨大，参与其中的朝臣超过百人，不过其中多数赞成反对派王朗的意见。魏明帝见局势不利，于是以吴、蜀未平的外部局势为理由中止朝议，事实上废止了恢复肉刑的提案。

其实，朝廷中的复肉刑派与反对肉刑派在根本观点上没有冲突。两者都不否定肉刑本身，只是对于肉刑残虐的态度不同。

前者主张只恢复斩右趾刑，而后者则认为为时尚早。如果说两者存在矛盾的话，则是恢复肉刑派希望通过实质性地恢复中间刑来惩罚恶行、给予报应，建立作为公权的政权权威性；而反对肉刑派更加重视作为政权根基的舆论、人心。要言之，两者的差异可归结于权威优先还是舆论、人心优先。

就此点而言，在肉刑的争议与围绕着营造宫殿的争议上，赞成派与反对派的主要理念具有共通性。

对恢复肉刑一腔热情、力排众议营建宫殿的魏明帝，在内政方面也采取了制定律令、颁布新历法等积极措施，其中亦可见确立皇帝权威的方向性。

那么，魏明帝如此强烈意愿的根源，究竟何在？解读的关键，在于景初元年（237）七月，魏明帝建七庙，同时确立了永不毁庙的三祖之制。

皇帝自行立庙，并在生前就确定庙号，十分少见。所谓庙号，即宗庙、灵庙的称呼。按惯例，有开国、中兴之功的皇帝称为“某祖”，常规继承的皇帝称“某宗”。

那么，魏明帝为何要自称烈祖？

据提议此事的相关部门上书，曹操“拨乱反正”，使乱世回归稳定；文帝“应天受命”，为天命所归；而明帝“制作兴治”，创立制度，构建治世。

祖父曹操在群雄割据之中崛起，统一华北，建立魏国，乃事实上的创业之主。父亲曹丕通过汉魏禅让开创曹魏王朝，成为初代皇帝。

而接续曹操、曹丕之后的魏明帝选择烈祖为庙号，大概是因为他自负能够完成曹魏王朝尚有欠缺的制度建设。

位于此延长线上的，还有封禅。为了实现封禅，魏明帝命令高堂隆研究相关仪式。高堂隆在明帝做平原王时期担任王国傅，明帝即位后高堂隆出任侍中、光禄大夫，为明帝筹谋策划。而由于高堂隆的去世，封禅一事被迫中断。魏明帝接到讣告时，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可以窥见，魏明帝构建曹魏王朝的意识根源，在于他出自皇室嫡系的自负，以及他个人对父祖的思念，尤其是对祖父曹操的敬爱之情。

对于伟大、令之钦慕的“皇祖”曹操，魏明帝直率地歌咏出自己的思念与感怀，也决心继承其事业，将之完成。

以上对明帝坚持营造宫殿的心理，进行了一些探讨。此外还可以注意到，尽管同样以恢复威望为目的，也同样在舆论上受到主流的批判，但复肉刑与营造宫殿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魏明帝放弃了前者，而坚持后者。此外，陈群对此二事态度相反，他赞成恢复肉刑，但反对营造宫殿。

如黄初七年（226）鲍勋被杀一事所见，陈群对于魏文帝滥用刑罚、无视朝臣乞求、执意将鲍勋问斩一事耿耿于怀，但还不至于到私怨的程度。而魏明帝对于营造宫殿，则有自己的执念在其中。

这是两者的差异所在。不过，这种执念并非如舆论批判皇帝奢靡那样，是为了满足明帝个人的私欲，而是满怀着前述魏明帝对祖父曹操的敬慕之情。魏明帝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身为皇室的曹氏一族。

与他的私心互为表里的，则是与营建宫殿并行的重用贵戚倾向。 在魏明帝时期，属内朝的近侍官如散骑常侍、侍郎，以禁卫长官步兵校尉为首的五校尉等，逐渐为宗室、外戚——即所谓的贵戚集团所占据。

这一倾向的顶峰，则是魏明帝驾崩前六日为幼帝安排辅政大臣的遗诏。

魏明帝指名的辅政大臣，以其叔父燕王曹宇为首，另有曹真、曹休的子嗣曹爽、曹肇，准宗室夏侯氏出身的夏侯献，虽是异姓但自幼随母亲进入曹操后宫、与宗室子弟一同养育成人的秦朗。

结语

以上五人均为贵戚，且都担任将军或校尉。世家大族则被排除出辅政大臣之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曾与曹植激烈争夺太子之位的曹丕疏远宗室，禁止他们担任官职。

尽管至亲的父亲曹丕定下了规矩，但魏明帝依然打破惯例，从中不难感到他对贵戚的倚重。不过，这一决定却因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的抵制而最终未能施行。

刘、孙二人把持着病榻上的魏明帝强行撰写了手诏。结果，辅政大臣被指定为曹爽、司马

懿两人。

在表面上，的确遵从了文帝曹丕的遗命，回归到宗室、外臣的平衡状态。但实际上，与年轻的曹爽相比，司马懿不仅仅是一介文官，更是立下赫赫战功、在军中隐隐具有影响力的重臣。曹叡亲笔所书遗诏，为河内司马氏的篡位开辟了道路。

这一事件，发生于魏明帝驾崩前三日。无论怎样，从魏明帝弥留之际内心的摇摆，特别是从他最初指定五位贵戚组成辅助体系的诏书来看。

辅政大臣人选偏向贵戚，体现出魏明帝对曹魏皇室未来的不安与焦虑。实际上，魏明帝虽然有女儿，但在黄初七年（226）、太和三年（229），其子清河王曹冏、繁阳王曹穆相继离世。太和五年（231），皇子曹殷在众人的期望中诞生，但六年（232）即夭折。

魏明帝没有子嗣，于是在着手营建洛阳宫殿的青龙三年（235）八月，将叔父曹彰之孙、一直养于宫中的曹询与曹芳兄弟分别封为秦王、齐王，作为将来的太子人选。

这一同时期的动向与营建宫殿没有直接关联，但如果以维持曹魏皇室这一点为媒介的话，从中能够看到一致的方向性。

参考文献：《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佐藤达郎《东洋研究史》第52卷第1号

《河南志》中的《魏城阙古迹》 《曹魏京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