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社会现实题材电影,了解纪录片时代背景，看如何选题？

区别于人文历史纪录片、科教类纪录片，“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是以时代为背景，以当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为拍摄对象，反映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记录下社会的发展状态。”

这一题材更加关注于社会现实，更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反映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和社会面貌，体现出了独特的纪实美学风貌。

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对当代社会生活提供多维度的考察，关注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并展现出对人文精神的延续与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纪录片发生转变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文精神的重视。

“新纪录运动”的发起人吕新雨认为，人文精神是“新纪录运动”的核心，“新纪录运动是指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这种自下而上关注的视角，这都是新纪录运动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30个年头。

陈为军导演的创作也经历了我国纪录片发展变化的多个阶段。

陈为军导演开始尝试纪录片创作时，正值我国纪录片创作的转型时期，他以体制外的视角拍摄了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

而陈为军的成名作《好死不如赖活着》则以平视的视角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与患有艾滋病的马深义一家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拍摄马深义一家的生活。

但因受到国际国内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该纪录片在当时只能投放到国外的电影节放映。

一、了解时代背景

接着，陈为军拍摄的《朱智能的长征》、《请为我投票》、《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山区法官》、《日出日落》、《中国梦》、《出路》等多部纪录片均为他分别与日本NHK电视台、英国BBC电视台合作拍摄的电视纪录片。

虽然影片在国外的电视台播放，但陈为军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拍摄风格，拍摄普通人、社会底层人士，没有过多的情感介入，采用的是同期声、跟拍和访谈的拍摄手法。

以《生门》作为分水岭，陈为军所拍摄的纪录片首次进入院线。《生门》原本是长达13集的电视纪录片，后又重新剪辑制作了一个106分钟时长的纪录电影，投放至院线。

2019年，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电影《城市梦》上线，自此，陈为军导演公开表示，不会再进行纪录片创作。

陈为军，山东人，家里世代务农，经济条件并不算好。

1988年，19岁的陈为军从山东日照一中毕业，考上四川大学新闻系，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湖北人）。

起初，陈为军即便读的是新闻系，也没听说过纪录片这个体裁。他最早的启蒙影片是《龙脊》和《望长城》。

《望长城》是一部系列电视纪录片，一改以前的宏大叙事模式，画外音很少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同期录音，尽量采用长镜头拍摄，强调保持“生活流”的完整性。

而在拍摄对象方面，除了专家的访谈，更多的是镜头跟随主持人一起考察长城，将镜头对准社会个体，碰到谁就拍摄谁，纪录下居住在长城两边的普通百姓。

陈为军认为这样的影片是大家以前所没见过的，主持人不是那么字正腔圆，不必将纪录片做的那么“庙堂”，启发了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者。

由于学业和职位上的条件，陈为军在我国独立运作的纪录片发展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创作尝试，1992年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被分配到武汉电视台工作。

出于职业的便利，他找朋友借了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一部“拍来玩”

的纪录片《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成为了陈为军纪录片创作思想的开端。

从其早期作品《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1994）到现在的《城市梦》（2019），陈为军导演是为数不多从我国纪录片转型期一直持续创作到当今纪录片多元化时期的纪录片导演。

“纪录片应该关注人类所共通的事，也应当给国外的观众观看。

如果讲述的是生老病死、青春期、孩子这种人类经验中所共通的东西，就能与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

实际上我们要关注的是终极命题，而终极命题只有那么几个。”

陈为军在接受《锐读》周报采访时如此表示。

我国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它们主题已经深入到了哲学的层面，深入到关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当中去，已经远超记录日常生活的范畴。这些共同话题包括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

生与死的问题；文明的传承与消逝的问题；

生命的终极意义等问题。陈为军纪录片作品一直带着这样的一种哲学思考。

为陈为军斩获多项国际大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一个例子。在外人看来，在农村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患病，就会拖垮全家。

而马深义一家五口，有四个人都得了艾滋病小儿子马占槽一出生就被确诊艾滋病，妻子雷梅也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外人会觉得这样的情况还如何继续生活下去？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这些问题在马深义看来并不存在，日子就得这样过下去。“马深义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有太多人活不下去，是因为想的太多，而马深义活得简单，什么都不想。”

陈为军想记录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当人们在这种极限的状态下，面对生死，要如何活下去。

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个体的记录，来提出在苦难中我们应该如何生存的哲学思考。

二、选题的选取

从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选题上可以看出，陈为军导演是抱着关心民生疾苦，聚焦社会现实，关注当前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所思所想的态度来创作的。

其选题经历了从最开始的偶然机会“碰”到了他想要去了解、记录和述说的故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为陈为军导演工作上的需要，拍摄了《朱智能的长征》、《请为我投票》；

再到后来有意识地、高效率地去寻找拍摄对象，因此有了《生门》和《城市梦》的这几个阶段。

纵观陈为军导演拍摄的大部分纪录片作品，其选题都从一些小角色、小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些大主题，例如疾病、生育、就业等。也体现出体现出陈为军导演将摄像机放平，去主动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以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关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为他们发声，体现出陈为军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中，他选择以马深义为代表的艾滋病家庭为拍摄对象，本身不富裕的马深义一家因为疾病而雪上加霜。

初次见到马深义的一家是去武汉一家医院探访他们，对他们的处境感到“触目惊心”，陈为军同样出身农村，他很想知道马深义一家在面对这样的灭顶之灾时，要如何活下去。

因此陈为军想要去记录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出路》则是拍摄了“野鸡大学”的招生老师王振祥和农村出身的求学女孩王盼，本应该通过学习来改善一下家庭环境，却报考了“野鸡大学”，王盼一家因此掏空了积蓄。

当时的陈为军正在参与BBC电视台“为什么贫穷”系列纪录片的制作，他觉得这个事件与“为什么贫穷”这一主题“天然契合”，于是开始着手拍摄；

《生门》拍摄的是武汉某家医院产科的故事，陈为军导演并没有拍摄那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而是选择了追求好一点的医疗条件而来到武汉的夏锦菊一家，医院告诉他们至少要准备五万块钱，准父亲最终找了十几家借款，抵押了房产才凑齐钱款的故事。

在提到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主题和内容的纪录片时，陈为军在访谈中说：“我更愿意反映普通的人类共有的情感。”；

在《城市梦》纪录电影中，镜头对准了从河南来到武汉，以卖水果杂货维生的王天成一家，婆婆患有心脏病，儿子残疾，在武汉摆摊，却遇到了当时的市容整治，要求拆掉王天成的路边摊的故事。

在这些纪录片作品当中都表现出了导演对个体生命的强烈关注，将曾经不为人知的事件带到普通观众面前，用摄像机来帮助底层人群和边缘人群，从而让他们有一个能够为自己“发声”的渠道。

与被摄者建立平等沟通的关系,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导演能否和被摄者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决定了纪录片是否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如果在拍摄时不能体现出拍摄者真诚的态度，甚至带有“精英视角”，带有自上而下的“关怀”，则可能会给观众带来负面的价值引导。

而在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痕迹，在陈为军导演镜头下的被摄者，都能够在镜头面前袒露心声，无视镜头的存在，不会体现出不平等对话的状态。

在与拍摄者平等沟通这一方面，陈为军导演有他独到的一面。

在拍摄《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生门》和《城市梦》的时候，陈为军都是直接跟随拍摄对象，与被摄者生活在一起，并融入他们。

拍摄《好死不如赖活着》时，陈为军导演直接来到了患有艾滋病的马深义一家当中。

带着小型摄像机，陈为军从武汉坐火车到驻马店，再坐大巴到县城，最后步行五公里才来到了马深义所居住的村里。

《生门》纪录片一共拍摄了700多天，陈为军导演直接在医院对面租了个房子，成为他拍摄对象们的邻居，完全融入到了患者们的这段人生经历当中。

无论是患者、患者家属、医生都忽视了拍摄者的存在，毫不忌讳地在镜头面前表达自己。

就连病人家属因为无法缴清抢救费用，回到老家四处借钱的画面，都完全展露在观众面前。

用陈为军自己的说法就是：“是他们这一段人生的陪跑者。”

给予对立双方发声的机会,有冲突就会有对立，在陈为军导演的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作品当中，其另一个特征就是影片中的对立双方都有自己发言的机会。

为了体现社会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客观性、公平性原责任，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不仅要拍摄主角那一方，还要给“对立方”发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