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窝案黑幕触目惊心，总经理死缓，董事长无期，查处十几名高管

一、贵州第一大国企茅台集团爆出窝案

茅台集团作为我国声名显赫的白酒企业，也是贵州省第一大国有企业，纳税大户。根据贵州茅台发布的2022年年报，茅台集团下属子公司的贵州茅台2022年实现营收高达1275亿元，实现净利润627亿元。据此推测茅台集团2022年的纳税总额预估超过600亿元，约占贵州省税收总额的15%。

正因茅台的光环和优异业绩，才使得茅台自2001年上市后，到2021年间，股价在二十年间上涨了385倍之巨，让广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

或许正是由于茅台长期以来在全省纳税中的份额过大，比重很高，所以在茅台集团内部，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不公开的说法，即省里对茅台的管理一直比较宽松，只要能够保持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省里基本上不会对茅台内部监管过多。

正是由于担心影响财政收入的心理，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茅台暴露出的问题，一直监管较为宽松，甚至不愿、也不敢触及其存在的深层矛盾，未能动真碰硬；正因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震惊全国的茅台腐败窝案的爆发。

然而，随着党和国家反腐斗争的持续深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将纳入反腐的范围，不会因为一个企业体量大、纳税多，或一个人官位高，贡献大，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游离于反腐范围之外，凌驾于监管之上。

于是，根据贵州省委统一部署，2016年4月18日至6月10日，贵州省委第二十一巡视组对茅台集团党委进行了巡视，茅台内部长期存在的腐败窝案终于曝光天下，查处了以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继任董事长高卫东等窝案人员。

随后，经过严查及深挖，仅2019年，就有包括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自力、原副总经理高守洪等8名集团高管被逮捕，加上被查处的各级分、子公司各类高管更是多达十几人，更曝出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通过酒贿贵州省常务副省长王晓光，大搞政治攀附，致使王晓光仅通过开设茅台酒专卖店就大赚了几千万。

总而言之，作为全国重要名酒企业茅台集团爆出的窝案触目惊心，难以置信。

二、茅台腐败窝案的深层原因

茅台酒作为全国名酒，长期被广大消费者追逐，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茅台酒价格也一路高涨，零售价一度被推升至3000元以上的高价，令广大消费者望而却步，难以承受，而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其经销渠道中的腐败作祟。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公款吃喝盛行喝茅台酒，导致用茅台酒送礼行贿成风，一瓶飞天茅台酒出厂价969元，市场指导价是1499元，由于供需失衡，拿酒就挣钱现象，导致权力纷纷染指茅台酒，严重污染了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主打与各地党政机关的关系，曾是茅台酒销售的主要关系渠道，进而在确定省市经销商的过程中，茅台集团则将经销商与党政机关的熟悉程度，甚至将经销商是否有重要的政治背景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另外，茅台集团为引导并满足特需市场和特定群体的畸形需求，曾热衷于各种特供酒、定制酒、纪念酒的推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喝的不买、买的不喝”不正之风。

根据贵州省委巡视组对茅台集团发现的问题，指出茅台集团内部政治生态恶劣是造成窝案的主要原因。在较长时期内，茅台内部党建松散，主要负责人党的观念淡漠，权力过于集中。窝案主要责任人袁仁国从1998年便先后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一言堂作风，致使他在集团重大事项上说一不二。

所以，在茅台窝案之中，又以袁仁国案表现最典型、问题最突出、影响最恶劣。袁仁国在任职期间，长期坚称“我的地盘我做主”，把各项人事权和重大事项审批权全抓手中，进而大搞权钱交易，将茅台公权变成自家银行，比如通过茅台经销权、专卖店、批条卖酒、经营权拆分等审批，恣意受贿，于是，无论在他家中、办公室，或是宾馆、医院、餐厅、停车场等场所，皆成了袁仁国大搞权钱交易的地方。

对于集团内部的监管，由于袁仁国的干预，可以说几乎流于形式，甚至无法开展工作。袁仁国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茅台酒就是给人喝的，卖给谁都是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纪委部门不要管得太宽了。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是由于袁仁国作为一把手的党纪国法意识淡漠，带头大搞权钱交易，才影响造成茅台班子成员各打算盘，各自谋利，极大地促使茅台腐败窝案的形成。

在茅台窝案爆发后，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移送的线索，以及对茅台经销问题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跟进，依据原贵州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王晓光案和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案暴出的问题线索，严查深挖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审批权进行的腐败行为，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近二百起、处理近二百人。

三、茅台窝案主犯即主要责任人袁仁国

袁仁国，1956年10月生，贵州仁怀人，茅台窝案爆发前，曾任中国贵州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袁仁国从1998年至2018年，曾历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兼茅台股价董事长、茅台集团总经理，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根据调查，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搞“家族式腐败”；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129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

2019年5月22日，袁仁国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021年9月23日，贵州省贵阳市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袁仁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袁仁国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在袁仁国被判无期的同时，其大搞家族式腐败事项也得以曝光。自2004年以来，袁仁国的妻女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谋利2.3亿元。与此同时，袁仁国的多名亲属乃至他的司机，也在袁仁国的纵容下，加入到违规经销茅台酒的行列，大肆谋利敛财，影响恶劣。

四、茅台窝案涉及的主要人员

在袁仁国被查处前，茅台集团已有多名前高管落马判刑，包括茅台股份公司原总经理乔洪，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房国兴，茅台股份公司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等。

在袁仁国被查落马后，又有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家齐、李明灿等人被查。

茅台销售系统是茅台窝案的重灾区，茅台集团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原总经理肖华伟、系列酒事业部原负责人王静、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原董事长王崇琳、原总经理马玉鹏、原副总经理雷声、华东大区原经理罗爱军等数人，均因受贿被逮捕。

1、乔洪：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被判死缓。

2、高卫东：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22年12月14日被查落马。

3、刘自力：茅台集团党委原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4、房国兴：茅台集团党委原副书记、副总经理，2015年2月26日被查。

5、高守洪：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2019年8月1日被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6、谭定华：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茅台股份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6年3月被查。

7、杜光义：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茅台股份原副总经理，2022年6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8、张家齐：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2020年7月7日被查。

9、王崇琳：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2019提12月2日被提起公诉。

10、聂永：茅台电商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9年5月24日被逮捕。

11、肖华伟：茅台集团电商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3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2、马玉鹏：茅台股份原总助、茅台酒销售公司总经理，2021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13、李明灿：茅台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2020年7月7日被查。

14、雷声：茅台酒销售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0年5月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15、李太明：茅台学院原副院长助理，2022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五、原贵州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王晓光利用经销茅台酒谋利数千万元

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为搞政治攀附，勾连原贵州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王晓光，向其赠送大量的茅台年份酒，在王晓光被查之前，深感风声不妙的王晓光，曾将4000多瓶茅台堆满家里整间房，并且将不少价格最贵的年份茅台酒倒入下水道，以想逃避查处。

这是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披露的王晓光案情，喝酒只喝年份茅台酒的贵州省委原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王晓光，不仅被人送了几千瓶的茅台酒，还向袁仁国要来了茅台酒专卖店权限，通过大肆收受、变卖、倒卖茅台酒，非法获利几千万元。

王晓光喝了并收了袁仁国不少茅台好酒，自然要对袁仁国的提拔重用发挥影响和作用。

随着家里堆积的的茅台酒越来越多，王晓光便利用袁仁国送来的茅台专卖许可证，开设了茅台酒专卖店，将收受来的茅台酒通过专卖店售出。当公众消费者无法在市场上买到货真价实的茅台酒时，王晓光这位高官却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赚取大量的茅台酒赃款几千万元。

2019年4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院一审判处王晓光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三百五十万元。对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六、茅台窝案引发的警示与反思

其实，通过本文对茅台窝案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以袁仁国任职期间，茅台集团内部政治生态紊乱的背后，是党的领导在企业的严重缺失，不仅党的建设无从谈起，就连基本的纪检监察工作甚至都难以正常开展工作，以袁仁国为首的负责人为了谋取更大的私利，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最终依然难逃法律的严惩。

所以，从茅台窝案得到的重要警示，便是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对国企健康运营发展的监管，同时要加强对国企高管人员的党纪教育与监督，以促进茅台集团实现更加稳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