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历史的朋友们会发现，不同朝代的皇帝称呼有着不同的格式，除时代较远及历史文献记录较少的夏商两代之外，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称呼谥号，周朝至隋朝（秦朝特例），帝王谓之如：周武王姬发、汉武帝刘彻、魏文帝曹丕、晋惠帝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那位）、宋明帝刘彧、梁元帝萧绎、陈文帝陈蒨、隋炀帝杨广等。后世继续沿用谥号，但称呼上不再称谥号。

谥号，是中国及东亚中华文化圈内特有的一种评价某个人物的是非功过的形式。总的来说，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谥号。谥号用来高度概括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也有由亲属、朋友或门人给予的谥号，称之为“私谥”）

谥号成熟并正式使用于周朝，但第一个被迫接受谥号的是商纣王，商朝不使用谥号（商朝没有标准意义上的谥号制度，《左传》中宋国大夫无谥号，被解释为是继承殷商制度的表现。），“纣”这个称呼是周朝给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诸侯一夜克商，帝辛身死国灭，继承商朝势力的周人，势必要给帝辛一个谥号，周武王给帝辛的谥号叫“纣”。周朝谥法解释，“残忍捐义曰纣。”蔡邕《独断》记载，“残义损善曰纣。”于是，商纣王或殷纣王，就被认为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谥号重要用于帝王但不限于帝王，周朝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得有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封侯者有得谥资格；

谥号的好坏分为褒扬性的美谥、怜惜性的平谥、贬义性的恶谥三种，周公制谥，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行政以后，即周厉王因为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被谥为“厉”，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

平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幽”表示“壅遏不通”、“灵”表示“乱而不损”等。“下谥”之“恶谥”：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东北）并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谥号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新生王朝对前朝末代皇帝的追加，如商纣王、汉献帝、隋炀帝等；二是本朝皇帝死后由继任者定谥。秦始皇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所以历朝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西汉又恢复了谥号。

帝王与群臣之间有严格区别，帝王的谥号，在隋朝以前均为一字或二字，如西汉的皇帝刘盈谥惠帝、刘恒谥文帝、刘启谥景帝，东汉的皇帝刘秀谥光武帝等即是（汉朝自诩以孝治国，皇帝谥号前都要加一个“孝”字，如汉孝武帝、孝惠帝）。

但是从唐朝开始，皇帝的谥号字数逐渐增加，从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天宝十三年，玄宗李隆基决定将先帝的谥号都改为七个字如李渊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世民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唐后各代皇帝的谥号，一般都偏长，其中称冠的清代努尔哈赤，谥号竟长达二十五个字“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将美言懿语如此堆积，亦为奇葩，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的增加是溢美程度的发展，字数这么多，当然就无法当名字叫了，只是在特定场合用。于是，唐朝开始就主要称呼皇帝的“庙号”。

二是称呼庙号。主要是唐宋元明。如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宋高宗、元太宗、元定宗、明英宗、明神宗等。由于唐朝开启了皇帝谥号字数膨胀，且几乎只要是后人接位的皇帝子孙都会给父祖上美谥，故谥号实际上无法显示皇帝评价，庙号反而取代了谥号起到盖棺定论的功用。

庙，即宗庙，就是皇帝家的祠堂，宗庙里供奉的，是皇帝的列祖列宗。庙号，就是是被供奉时称呼的名号。不是所有皇帝死后都能进入宗庙，得对家族有贡献，才能享受子孙后代供奉。汉朝的时候入庙很严格，后世几乎每个皇帝都能入庙。一般君王死后会建筑专属的家庙祭祀，但在几代之后就必须毁去原庙，而于太庙合并祭祀。合于太庙祭祀称之为“祧”，“祧”这件事情有实际上的作用。如果每个君王的庙都留下，数代之后为数众多的家庙会有祭祀上的困难。而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庙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如：太祖、世祖、太宗、高宗、中宗、世宗、仁宗等。据史书记载，庙号始于商代，例如太甲的庙号为太宗,太戊的庙号为中宗，武丁的庙号为高宗。

在隋朝之前，并非每个皇帝都有庙号（周朝与商朝文化不同，用谥号而不用庙号，秦始皇认为庙号和谥号的定夺将会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一同废除，中间近一千年时间没有庙号），汉朝恢复庙号制度，对于庙号是较为谨慎的，非对本朝有大功德者，不会给予庙号，也就是不会单独立庙祭祀。

西汉承袭了这种制度。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丞相申屠嘉等人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西汉只有太祖高帝刘邦（汉高祖的称呼是因为刘邦的谥号是汉高帝，《史记》中司马迁记为汉高祖，故后世误以为刘邦庙号为汉高祖）、太宗文帝刘恒、世宗武帝刘彻、中宗宣帝（汉元帝庙号为高宗、汉成帝庙号为统宗、汉平帝的庙号为元宗，刘秀建立东汉后，觉得这几位“柔仁好儒、软弱可欺、昏庸无能、沉迷酒色”，就废除了他们的庙号，西汉12个皇帝仅有四个皇帝有庙号）；

再是东汉。东汉同西汉一样，东汉被明确赋予庙号的皇帝也就只有三位皇帝，分别是开国皇帝世祖光武帝刘秀、“明章之治”的开创者显宗明帝刘庄和肃宗章帝刘炟。但是，与西汉相比，东汉对于皇帝庙号的给予开始变得不严谨起来，此时平庸无能的汉顺帝刘保、荒淫无比的汉桓帝刘志都能被赋予敬宗、威宗的庙号，汉献帝时以无功德为由被取消，但是从之前他们能获得庙号来看，自东汉开始，庙号开始沦落为皇权之下的附属品，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彰显其功德的存在。

从魏晋时期开始，庙号开真正泛滥，彻底沦落皇权之下的附属品。三国曹魏时，魏国完全违背了“一祖多宗”、“先祖后宗”的规矩，其相继出现了太祖武帝曹操、高祖文帝曹丕、烈祖明帝曹叡这三祖，虽说太祖曹操、高祖曹丕严格意义上却是能被称祖，曹操是魏国的奠基者，曹丕是魏国的开创者，所以他们能被称祖严格来说并未有错，但是曹叡被称祖，这实属是名不副实。同时，魏国还公然违背庙号只能在皇帝驾崩后才能获得，曹叡时期，魏国主管礼法的官员为讨好曹叡，居然在曹叡还活着的时候就给曹叡议定好了“烈祖”的庙号，而曹叡居然也欣然接受了，这真是着实好笑。

“曹氏三祖”不屑于称宗让“祖”严重通胀。唐刘知几《史通称谓》云:“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意思是两汉时期庙号是名副其实的，庙号“祖”的泛滥始于曹魏。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除去祖宗庙溢》亦有“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之议。称宗之情形更滥，顾炎武批评道:“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葬之三宗。

庙号制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随着天下动乱、礼乐败坏，庙号也跟着泛滥了，许多割据一方的小国的创建者都称祖叫宗，“祖”字在庙号中呈现泛滥趋势，十六国时期，庙号的滥用达到了一个无以言表的地步。比如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是“高祖”庙号大盛的季节。五胡十六国乱世时期，胡人的前燕、后秦、后赵等小国的君主几乎人人称祖。连儿皇帝石敬塘这样的也得配高祖庙，显得有点滑稽了。连割据一隅的管尔小国创建者也频频使用高祖的荣誉，从唐代开始，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更是无帝不“祖宗”了。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一般来说“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太祖、高祖开国立业;太宗发扬光大，世祖、成祖重新打了次天下;《礼记》云:“祖有功，宗有德。”汉应劲注:“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日宗，文帝称太宗是也。”清方苞撰《溢法》云:“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

[一朝二祖三祖]

一般开国皇帝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国胤、元太祖铁木真，清太祖努尔哈赤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开国皇帝为太祖者有19位(石虎、乞伏炽警、刘义隆不是开国君主 )，被追尊为太祖者有21位。开国皇帝为高祖者有16位，被追尊为高祖者有3位。唐、宋两代，一般是一祖而多宗。汉朝刘邦庙号太祖，非高祖，司马迁将刘邦事迹写入《史记》时称其为“高祖本纪”，而后世更是误认为文邦是汉高祖，其实连司马迁都未曾称呼刘邦为汉高祖。刘秀庙号世祖，一朝已有二祖。可解释为刘邦乃西汉始祖，刘秀乃东汉始祖，刘秀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他这个皇帝位置并不是祖先给的，而是靠自己打下来的，世祖实至名归。

偶尔亦称某宗为祖，以示特别尊崇之意。如北宋绍圣时，称赵祯为仁宗，而又称仁祖。

元明、清三代，变化更多。如元代既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又称忽必烈为世祖。

清朝既称后金奠基者努尔哈赤为太祖，但是清朝创立者皇太极已经是太宗了，又称福临为世祖，复称玄烨为圣祖，由此构成满清奇酶的一朝三世祖。一朝三祖，偏偏三祖中间尴尬地夹了个宗。其实满清入主中原功劳最大是多尔衮，六岁的福临何德何能敢于称世祖?玄烨不过是个守成之君，不但没做开疆拓土之事情，还开启了胜利割地的先河，就因为这“神圣”的丰功伟绩称“圣祖”?（康熙之前，除了那些地方性的草台班子，庙号圣祖的只有两位，唐圣祖老子李耳和宋圣祖财神赵玄朗。在此之前，圣祖这个名号是用来追封有神话传说性质的远古先祖人物的，用在当代皇帝身上甚为不伦不类。好在清代的文字狱无处不在，没有不开眼的文人敢嘲笑康熙的圣祖庙号不伦不类，不怕人说闲话。要是放其它时代，就管不住人们私下里大肆嘲笑了。）

乾隆驾崩前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即叮嘱嘉庆及众臣工千万不要给他加上“祖”的庙号，称“宗”即可。乾隆的庙号后被确定为高宗，其实他自作多情了也压根不够称“祖”的资质。比起汉朝对庙号的谨慎和严控，后世却搞批发股令人感慨，怎么历史越发不要脸?这都是哪来的自信 ?

一般而言，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庙号，但亦有例外。这是追尊、改溢等原因造成的。比如明朝朱棣原本庙号，嘉靖帝“大礼议”之争后改庙号“成祖”（估计朱棣棺材板知道了板材板压不住了），亡国之君朱由检甚至有毅宗、怀宗和思宗三个庙号，乃是由于都中人士曾先溢为怀宗，盖有怀念之意;南明福王( 朱由崧)尊之为思宗，亦有思念之义;后赵之龙疏议思字不美，次年再改毅宗。隆武帝即位后，改为威宗。在北方，清军在吴三桂带领下，打着替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给上了怀宗。但后来又去除了怀宗庙号，改为庄烈帝。直到民国，崇祯帝才又被公认为庙号为明思宗，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三是称呼年号。主要是明清两朝，年号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纪年，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中华文化影响极大的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所采用的纪年方式。

相比于始于先秦时期的谥号、庙号制度，年号制度就要晚了近千年——先秦至汉初是没有年号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大多以君王谥号+在位第几年作为纪年方式，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才首创了年号制度，而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即为汉武帝的建元年号。年号起始于汉武帝。终结于满清溥仪。汉武帝的年号为建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第一个年号，此后形成制度。新君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溥仪登基后，年号是宣统（袁世凯的“洪宪，溥仪在伪满的“康德”并不被承认），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年号。

通常大一统时期，年号相对都有规律可寻，而类似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政权众多，各有各的年号，非常混乱。

明朝以前在位的皇帝可以随便改年号，叫做“改元”。比如唐玄宗时期，开元改为天宝。有的皇帝该的还特别频繁，唐高宗有14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改了18个年号。皇帝在位期间的年号不是唯一的，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年号无法代称皇帝的时期，

明朝之后，采用“一世一元”，新皇帝登基的时候定下一个年号，就不能改了。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所谓“正朔”，就是合法，顺天应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体现。

明朝开始，皇帝基本只有一个年号（大明战神“堡宗”朱祁镇因“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两次登基为帝，有2个年号；皇太极在国号“后金”时期年号”天聪，改国号为“清”后年号为“崇德”）故后世即以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呼，如永乐皇帝、雍正皇帝等。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南唐皇帝李弁为表达服从领导，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还去帝号，改用周世宗年号，行后周正朔。

帝王选取年号通常都有一定的寓意，或者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光武帝刘秀从登基时天下割据政权众多，定年号为“建武”，代表着他开始马不停蹄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意思。

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肆灭佛之后，在亲信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信仰道教，又在首都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