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从古至今，中国人对故乡有着非同寻常的眷恋之情。

这与中国古代和农耕文明和宗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如游牧民族，就很少有故乡这一概念。

但在广大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田地往往就是百姓所有收入的来源，田地要每日精心照料，所以大部分人一生可能都不会出一次远门。

而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纽带的宗族文化，这一文化更是加重了人们对故乡的依恋。就连死亡，都有“落叶归根”的说法。

所以，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如读书人出外谋取功名，或者商人远行谋求生计，其余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安稳呆在故乡的。

那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究竟是为何？本文将带你深入揭秘这个问题，点个关注一起来看吧。

天灾人祸下的无奈之举

纵观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移民，其实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无奈之举。

西晋永嘉之乱，匈奴攻占京师洛阳，大肆烧杀掳掠。政权衰弱、经济凋零、社会矛盾尖锐。在这一背景下，北方民众开始大规模南迁。

唐朝安史之乱，安禄山攻破潼关、围攻长安，唐朝人口骤减三千万，由盛唐逐渐走向衰亡，百姓被迫迁移。

北宋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攻宋，皇室几乎悉数被俘，男子沦为奴仆，嫔妃妇女沦为娼妓。北宋由此灭亡，百姓也只能往南方逃窜。

历史总是相似的，百年如一日，周而复始。

今天要说的明初洪洞大规模移民，和前面几次移民，也有着类似的原因。

首先当年移民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往中原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地。这些地方都属于黄泛区，如遇灾年，黄河水很容易泛滥成灾。

根据《元史·王行志》记载，元末因为社会动荡，26年没有疏通堤坝，导致黄河水多处决堤。

当时中原大部分地区便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粮食产量骤减，百姓居无定所。

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的是，元末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战争发生，而这些战争，恰好也主要发生在上述地界。

大灾之后往往有大疫，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地区还不时爆发出严重的瘟疫。

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死的死，逃的逃，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而当时的山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群山包围之中，既无洪水之忧，起义军也很难打过来，很多人便纷纷来到山西避难。

而明朝初建之际，百废待兴，急需恢复生产，移民便成了无奈下的必然之举。

为何叫大槐树移民？

那么，为什么把山西洪洞县百姓的移民称为“大槐树”移民呢？这跟当时的迁移政策相关。

前面也说过，中国人是最重视故乡和宗族的，故土难离，而且朱元璋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是让全家人一起移民。

为了公平起见，他是让每家按人口抽选一定比例进行移民，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无异于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大家自然不会愿意。

据民国六年版本的《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古迹》中记载，大槐树在洪洞县城北广济寺左侧。

大槐树当年是作为明初大规模移民的官方中转站存在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移民，负责此事的官员便将人召集到大槐树下。

然后把不愿意走的人绑起来，押送到目的地。这也导致了一个典故“解手”的产生。

因为大家路上有排泄需求，只能向官兵请求说，“把我手解开吧”，次数多了，就简化为了解手。后来在中原地区，解手就等于上厕所。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这项政策，虽然颁布之初说是自愿，但最后大多数人都是被迫过去的。

也难怪他们难忘故土，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些地区的部分老人还会时常挂念，“我们的根在大槐树。”

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升华

为什么笔者上文参引的是民国版本的《洪洞县志》呢？这就是另一个有意思的点了。

如此大规模的大槐树移民，在民国之前各种版本的《洪洞县志》中，均未有记载。

民国六年，即1917年，修订版本的《洪洞县志》中，新增了大槐树移民的相关记录。

这究竟是为何呢？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世瑜在《说不尽的大槐树》一文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从原来的“中心大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族肆虐，华夏衰微。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众急需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贺椿寿在《古碑保障说》中也有类似说法：“槐树之古迹，其关乎民族纪念。”

大槐树不仅仅是山西移民难忘的故土，更是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符号和民族话语。

小结

其实直到今日，中国人也有着强烈的故土观念。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来源之一：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五千年源远流长，五千年薪火传承，在今天，中国人依然可以自豪的说上一句：“我是华夏儿女，我是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