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41）：身份神秘的范行，竟然在软禁地点穿少将军服逃脱了

神鬼莫测，从事“反间工作”生死无常以前，有些人把抗战期间，抗日人士在沦陷地区的情报行动等敌后活动，称之为“地下工作”。口头上如此，文字记载中亦时有所见。

迨至数十年后的现在，相袭如旧，仍少有改变“地下工作”一词，无论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也好，或者是当时的舆论含有几分揶揄之意也好，此处且不说它，单就字面而言，总嫌词不达意，有欠允当因是之故，笔者一向都把抗战期间在沦陷地区的情报活动，称之为“敌后工作”从事“反间工作”，原本就是牺牲，因为要以反面人物出现，在形象上已经受到损害。即便时过境迁，恢复了本来面目，总会留下一点儿痕迹。

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上,也大都投以无言的轻蔑。所以只有抱着国家利益至上的人，才能干这种名种两空的事。假如自认为神圣，那就是神圣，又何须反顾。

不过，有两种情况，应属例外：第一种是借此图利的职业之徒，他们不在乎名不名,但却专注于利,如今,此风正流行于世界各国。另一种是糊里糊涂、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这条路。其原因多得不胜枚举，最常见的，不是为了好奇找刺激，就是莫名其妙。

这一章记有三个性质不同的故事，在反间活动中，各具特色。

自三十二年(1943)十月起，我已经正式地恢复了工作上的组织关系，名义是“上海第七站”站长，这是列入局本部人事基本数据的。实际上，可分作两方面来讲：属于个人良心或者说国民天职的，从我被捕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中辍过，如果必须纳入一定的规范，也就是合法化，其生效日期当在三十二年(1943)十月间，而真正的双向沟通，那是三十三年(1944)二月以后的事了。

在我被捕之前的两年，也就是二十八年(1939)至三十年(1941),我的职务是“上海区”区长，三十二年(1943)恢复工作关系后的职务是“上海第七站”站长，显然已经降低了一格。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是组织形态的改变，用以适应工作环境；其次，多多少少也含有贬抑的性质。不单是我一人如此，所有以前曾经被捕、而后又恢复联络的同志，亦大都如此。

接下来，再从建台、通报，展开搜集情报的一系列活动说起。总括地说，从三十二年(1943)最后一季，到三十四年(1945)七月，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自己把它列为“霉暗期”，也就是成就不大、惊险不小。

检讨其原因，则在于人事联络与工作联系的脱节，以及欠缺周密的计划。

三十二年(1943)冬“第一委员会”建立之初，日常接触到的人物，渐次增多，活动范围也较前略为开阔。主要作用，除适应生存外，亦可借以开辟情报来源。

搜集情报，殊难表现，也可以说在全部的特务活动中，“情报”工作应列为最上乘的技术作业与艺术作为了。

我们“军统局”本身能以运用的情报，只限“战术性”的，其更高层次，属于“战略性”的情报，必须提交上级处理、运用。而其运用的结果如何？以及具有何等价值，通常是不得而知的。

以我当时的处境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人事关系而言，想要搜集到能适应上级需求的情报资料，几乎不大可能。势之所趋，非要再次和范行打交道不可，虽然明知道这又是一场缠斗，但亦无可退缩

如果单纯地把搜集到的情报数据，作简要的处理，而后转报上级取舍那就比较容易。现在，除了上级需要的，还要供给“梅机关”，以资应付。而“梅机关”也不是随便可以“打发”的，正因彼此是敌对的双方，所以此中的技巧与尺寸，就更难以掌握了

其微妙处尚不止此一端，因为其中经由范行所提供的数据，在认定上，根本就是“带菌”的，所以必须要审慎地予以过滤，并再加以“防疫”还有一层，我这么做一—资料的搜集，乃至不同对象与不同作用的提供——并没有获得上级明确的指导与充分的授权，而实际上，此中的尺度，也非常难以“拿捏”，真是所谓的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若做到恰到好处就我个人当时的功力来说，当然不够。

犹感单薄者，是独力难撑，因为有关情报交接的关系对方，不是集体作业，便是背景复杂，而我只有一个人单干，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所以非常伤脑筋。

至于说起自二十二年(1933)以来，第三度要求范行经常供给情报的经过，他也是一如过去般的，并未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就应允下来了。不过，就照他需索的费用而言，虽然数目不算大，也得张罗一阵子。

为什么？主要的是上级并没有经费发给我，这一切支付，全凭我以个人的关系东挪西凑，自然就相当吃力了。好在范行也并不过分地计较像这样的关系，仍由我自己和他保持联络，一直延续到三十四年(1945)七月时，才由于我的再次失事而告一段落。

范行的故事，的确说来话长，就我所知的，断断续续地要延到1952年才告结束。

话说回来，二十四年(1935)我畏罪出走塞北后，范行接任“北平站”站长。有一次我从归绥潜回北平，他还厚厚地接济过我。之后，等我受过处分、派回天津再任“天津站”站长时，他已离开北平不知去向

二十八年(1939)在上海街头与范行不期而遇，遂又吸收他从事搜集情报。不过因为对他何以脱离组织关系一事不详就里，乃以假名向上级报备至三十年(1941)十月底，因“上海区”失事、笔者被捕而中断。

三十一年(1942)笔者出狱后与之恢复联络，这一次再度要求他提供情报，算是微妙关系中的第三次接触。

前面提到过，他从北平到上海后即脱离组织，究竟为了什么？

1985年11月与老友（曾任情报局的高级主管）聊天，他知道其中原委，事情的大概是这样的：

当时(1935或1936年)，上级调他到上海工作，并指定地点限期报到，可是他到了上海之后，并没有去报到，就此失去联络。到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又恢复工作关系，上级命范行对此一问题作出解释，他诡称是到意大利求学去了两三年。这种说词当然无法使人满意，可是上级并未立即加以处理。

先说三十四年(1945)七月以前这一段。总括地加以检讨，就是由他所供给的情报、经我处理转报上级的，证实已经产生了正面作用，对我方是有利的。这是由于他的“处处小心”以及我的“仔细分析”。

再就是由他所提供的情报，经我转给“梅机关”的，则有真有假，可以确定地说，其中也有表面看来对日本有利，而实际诱导日本上当的。

这里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因为范行的情报，颇有引人入胜之处，所以“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奉日本参谋本部指示，非要当面见见范行本人不可。

嗣后，范行与中岛之间，也就发生了直接关系。据了解，范行除了把情报交给我，再经“处理”后转给“梅机关”之外，他也直接地提供情报给中岛。

中岛对于情报的“处理”与“分析”，虽然并不外行，可是嫩得很，不客气地说只有小学程度而已。所以范行本人在他某一背景的指使下，狠狠地动过计谋，因而导致日本在太平洋的某些军事行动上吃了不少的亏。

有何为证呢？抗战胜利后，某一西方民主国家曾“赠与”范行个人一枚“奖章”，以为酬庸。

再说，三十四年(1945)七月间当上海日本宪兵队抄出我的电台后，梅机关”唯恐牵涉到范行，即由中岛亲自护送他到杭州西湖牯岭路“梅机关”的办事处隐藏了一些日子，到日本投降后，范行才又回到上海。

这一次并未因为我的再度失事而影响到他的情报活动。

胜利后，“九十九号”的“第一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均纳入“上海区第三站”的编组，范行亦在其内。

三十五年(1946)初，上级下令扣押我之后，上海“第三站”工作依旧，范行仍继续搜集情报。

同年三月戴雨农先生去世，“军统局”改组，“上海区”缩编为“上海站”，原“上海区第三站”编为两个组，其中组长之一，就是范行。另一个组长是屠伟（李光源）。

未久，范行奉令调往郑介民先生主持之“第二厅”，仍在上海任组长。由此因缘又与驻华×军一单位发生了工作关系。其后，经双方同意，也可能是驻华某单位提出来的要求，范行辞去“第二厅”组长职务，专为此一单位工作。

毫无疑问，一定是因为“运用方式”之不同，某单位采用了“打破沙锅问到底”追索情报来源，以及“紧迫盯人”监视行踪。这么一来，范行受不了啦，就此掉头而去，不干了，实际上也干不下去了。这是三十六七年(1947-1948)的事。

三十七年(1948)我在华北，范行仍在上海，曾通信致意。1949年初我路过上海，范行坚邀在他的寓所（愉园五号）小住。这时候我在外面就听到些风言风语地说他行为乖张，有轨外活动。

有一天，“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上海办事处一位负责人约我谈话，问我是否住在范行的房子里，我自然据实奉告。这位负责人透露内情说：“有人检举，同时也接获类同报告，均指范行有叛变嫌疑。我们请你来是希望能提供了解，最好是陪他来当面澄清。”

这么一说，连我也处于嫌疑地位，若是把我所知道的从头说起，那又要费多少口舌，于是我决定把范行找来，让他自己去解释好了。

其实范行并不住在愉园五号，他是和女友彭雅萝住在一起，地点我实在不知道。我要找他只有静安商场中的那间旧书店一个地方。

我到旧书店去找他，不在。于是留了一张条子塞到门缝底下。字条上写道：“有要事相商，见字后，日间请来中央路四楼××室一晤，晚上则在愉园五号相候。”

下午三四点钟，范行果然到中央路来了，当时屋子里的人很多，说话不便，我把他拉到外面走廊上告诉他说：“南阳路办事处的人要找你谈话，谈什么,我不知道。你若同意,我陪你一道去,如果有考虑,你先走好了。

范行紧皱眉头，闷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用右手的拳头朝着左掌心连连捶了好几下说：“好，我跟你去！”我又警告他说：“我可以陪你去，但是我没有把握能陪你一起回来。”他点点头说：“我明白。”

我把范行送到“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后，果然当场收押，就此失却了他的消息。

事后才东一句西一句地听到以下的一些传说——范行被收押后，解至威海卫路“淞泸警备总司令部”某一稽查大队“寄押”。

据闻，并没有戴刑具，还可以放出来散散步，家属也可以探视，总算是相当优待的了。正因为如此，不晓得怎么一来，居然被他弄了一套军服进去，另外还有一套少将级别的配件。

在一天早上，当卫兵换班后不久，他竟大摇大摆地走出扬长而去了。

另有一说：看守他的一名上尉分队长，被他花言巧语所说服，所以有意设计放了他。

我想，“私纵要犯”论罪不轻，胆子也太大了。

不管怎么说，范行从羁押的地方“出来了”确是事实，因为当天上午，也就是他出来之后，曾经打过一通电话给我，我还以为是无罪开释了呢。

就在他打过电话以后的一个多小时，忽然有上海办事处派来的大批的便衣人员到愉园五号来搜捕范行不获。随后又来问我，我说：“我不是已经把范行送到你们那里去了吗？”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范行这个人了。

记述到这里，也许会觉得头绪太多，看不透彻，所以再把当时各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隶属关系等，作一个扼要的说明，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1949年初的范行，既非“保密局”的工作人员，亦非“第二厅”的工作人员，自摆脱了替某一外国单位供给情报的工作关系后，他已经是个一无职守的老百姓。至于骨子里是个什么，始终无法认定。

我们几个知其事的人，私底下曾交换过意见，也作了一个假定——范行并不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布共”(布尔什维克)所属情报机关或反情报机关中的一名负有实际责任的工作者。

自从三十五年(1946)初我被戴先生关起来之后，迄至1949年已经三年没有和范行接触过了，至于他搞些什么花样，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

这一次路过上海住在他这里，只是私人叙旧，并无其他作用。想不到竞会遇见这种烦人的事，如果不是我的根基厚，麻烦可就大了。

此刻，我的职务是国防部直属特勤部队（代号0706）部队长，作战地区是冀察绥三省。此刻所属部队已自冀察绥各地齐集北平整理后，奉调经由海陆联运前往浙江奉化。我个人是去南京述职后经上海返回防地。

与“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已无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在职责上也没有再和范打交道的必要。大致情形就是这样的。

迨至1951年至1952年间，我在郑介民先生领导下布置大陆工作，同时仍搜集情报。消息中指出，范行在上海解放后，曾多次出入于“上海军管会”，更有人回到香港说：“范行有力量保释被扣押的人。”在这些人中的确有我的旧属在内。我又派人由香港到上海去找范行，目的仍在拓展情报路线。

结果，去的人在回程中被捕了，就此断了线，不知其所终。

范行的故事到此落幕，姑不论此中的成败得失，这件事在中国情报活动史中，倒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特殊实例。

现在，再把时间拉回来，从三十三年(1944)在“九十九号”所作的情报部署说起。

“九十九号”的情报来源,除范行经常提供者外,还派人去过苏北的仙女庙，实地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静态以及动态情报数据。除了范行的事由我亲自处理外，关于中共的情报则由一位范君负责。附带一提的，这里所指的范君，就是在本书上一章提到过对中共有深度研究、1984年退休的那位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