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什么会得到后世人们的同情

首先，后人对崇桢皇帝的悲悯，在于他为明朝殉节。国破殉道，向来是士大夫们倡导的道德标准及主流意识之一，虽然有些人自己不做，但支持别人去做这种道德楷模。这在明朝亡国的那一天，证明了大臣逃离，孤君守国，上吊殉国这一为后人讴歌哀悼的君主，基于此，人们对崇祯皇帝给予无限的同情。

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从这句话里，就已经说明，皇帝是好皇帝，养了满朝廷的大臣，竟然没有一个用得着的人来帮衬，不用说也就是这样的存在了: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第一部分，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国家多事之秋，国运恶化

十七时间不算短，他在朝廷里面也有大的作为，他与一般的皇帝一样各持己见，刚愎自用，一方面提防大臣权势过重，一方面又在封疆大吏问题上派宦官去监军，弄得军政人员都手足无所措，生怕得罪而闭口不言。在连年的天灾难面前，对于老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口头上爱民，体恤老百姓的苦，实际上不采取措施，久拖成乱。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

这当然不足以说明崇祯皇帝不是一个悲剧皇帝，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他的处境比秦朝的子婴要坏得多。

一，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内部宦官弄权，外面官吏横行

明朝的内忧外患，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就十分严重。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他们不是懒惰荒淫，就是任用宦官，在明朝中后期，宦官和党争交替控制朝廷，内部已经腐败不堪。

他在初即位的时候，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这两个从底层爬起来的祸国殃民的小人。但他一转身，还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大臣外官的升降，全凭自己的喜欢，轻信妄断，处置失当，使朝廷更加混乱不堪。东厂西厂为害百姓不浅。

二，东北的边患又已经恶化，所谓养虎成患，虎大伤人

这不消说是蒙古族和后来发展壮大的后金，也就是满清。这两个民族，从明朝开国就危险北方，东北方。明朝时期最大的边患，明朝前期是蒙古贵族，后期是满清。而最后，满清入主中原，直接代替了明朝的统治。

这些长城以北的骑马的民族，看准了明朝的内乱，趁机南下，与明朝内部的汉奸，叛将勾结，加深和缩短了明朝灭亡的时间。

在崇祯皇帝的十七年里，后金的强大，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明朝内部的动乱，影响了明朝的对外政策。山海关外的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时时都有落下的危险。让明朝的末代皇帝无可奈何。

三，连年迭岁的苦逼日子，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国内动乱不止

明朝末年的旱灾和蝗灾影响之大，遍及北方几个省，到处一片哀鸿。人民朝不保夕，指望朝廷接济。但是朝廷没钱，一拖再拖，终于酿成流寇，形成祸乱。

当时陕西的灾情，有官员描述得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备陈大饥疏》

已经是一年不下雨，草枯叶败，民无所食，先食糠皮，再吃树皮，树皮剥尽，吃白石头粉，白石粉排泄不出，气竭而死，何止千万。

不吃石头的，想办法劫大户，于是盗贼蜂起，聚为山林，形成官方称为"流寇"的小股武装。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明季北略》卷五

农民起义就是从要一口粥开始的。农民在灾荒年里的要求就怎么点细微。但是，政府部门无视民生痛苦，不但不减少苛捐杂税，反而更严重的压迫。这就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的具体表现。

四，农民起义活动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全国范围内星火燎原

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直接与天灾蝗灾挂钩。出生在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为争口饭吃，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饥荒严重，也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下，政府不给予解救，则不免于为盗，这样形成了两个极端，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另一方面有贮藏有物资积蓄着的官仓和大户。如果崇桢皇帝执行的政治措施先安定民众，最低限度地保障小民们的生存状态，申饬地方赈济、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能发动人力来与天灾斗争，孰几可挽险恶局面。但是固有的官僚体系业已腐朽，吏治败坏，地方，大户置若无闻，严守成法，不敢违规，那么崇祯皇帝再好的措施，也没有人去执行，于是，国内更加混乱。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

这一句话的核心，还是官方的功令严厉，还在催逼苛捐杂税，不敢轻恕：换言之，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与政治策略关系密切。朝廷的赋税致使政府的措施失当，矛盾迅速激化。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他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李北略》卷十三

崇祯皇帝也就是个爱下“罪己诏”的帝王。除此之外，他对子民也是无米下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照样生活在死亡的危险之中，不能自拔。

第二部分，面对如此的不堪局面，怎么办？

一，崇祯皇帝下《罪己诏》的前一年，也就是崇祯九年，一位李姓武生提出了一项针对性的办法，这就是有名的“搜括臣宰”法。

原文在《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好听点就是让在位的官僚，大户出钱供给军饷。因为国家要内剿外防，要用钱，国家没钱，这仗怎么打？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李武生知道民众没有钱，连命都保不住了。所以才从有钱的大臣和宰相们身上着手。李武生的意思，是这些人是士大夫，懂得道理的，所以才这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后生可畏的李武生显然是把这些大臣们看高了。他们的觉悟，一旦涉及到钱财方面，连老百姓的指头都算不上一节。这些铁公鸡不仅不出钱为国为君分忧，反而强词夺理，有板有眼的狡辩。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不出钱。

李琎，又叫李琏，江南武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

问题一出来，就遭到大学士钱士升反对。钱士升代表当时的官僚们上言：

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钱大员是不肯割肉的，不仅自己不肯，而且让所有的江南富户不肯、不支持。他一个官吏，有钱，他们这一类人也有钱。就是不赈济灾民，不出钱给国家之急用。藏富民间在这个时候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国家再急，他们就是不顾，崇祯没有汉武帝的手段，汉朝的官吏不给，汉武帝有的是办法，让你给个够。但是，崇祯皇帝不能。结果，你不能象土匪一样地去抢吧！

崇祯皇帝自然是肯定李武生的。李武生的办法切实可行，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触动了这些大官僚大家贵族们的切身利益。崇祯皇帝是要执行的，皇帝也批评钱士升。但是，也仅仅如此而已。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搜括臣宰”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助饷”，足兵之外还得“救荒”。这正是切合时局的要务。如果实行起来，灾民得救了，就不会铤而走险，士兵有吃的，有钱拿，就会努力打仗。又由于“寇乱”的来源于灾民，灾民不去加入，人数减少，即使有，数目也不多，镇压起来也容易，这对政府而言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国内一安定，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必定会压力减轻，局势便大有可观了。清军入关也得费力或者根本就入不了关。当然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亡国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但是，明朝的末世也同秦朝一个样面目全非，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留下一具空壳了。

鱼烂不可复全，堤决不可复墉，天下大势，土崩瓦解。《秦始皇本纪》

崇祯皇帝已经无力回天，地方已经接近崩溃，全国已经成了一锅粥。

二，崇祯帝到底有没有钱呢

1，据《明季北略》所记载，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崇祯皇帝的仓库里面有许多钱财: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这笔钱不少。

皇帝不愧是天下最大的富豪，这样大的积余，如果能够放济接灾民，为天下富家先做表率，助赈、助饷，也不至于闹出个上吊的悲剧来了。然而毕竟下罪己诏说话演讲容易，而叫谁出钱，谁出钱都比上刀山还怒火。

最后，拯救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之“搜括臣宰”的办法胎死腹中，崇祯帝的国家没钱“助饷”剿寇，落下了悲剧。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搜括臣宰”法，这个没有办法全面实行。第二个是崇祯皇帝自己的库房里有这么多。

但是，崇祯就是不拿出来，他要大臣宗亲们出钱。皇帝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于崇祯十九年的二月中旬开始，他就下令百官、贵戚和太监捐出一些私有银两，以解燃眉之急。但是不管官吏，还是贵戚、太监，都很少有人愿意捐献。就是皇后的父亲也不愿意干这样的事情。

2，皇帝派让皇后之父周奎"宜为戚臣首倡"，要他当个榜样，周奎也是个铁公鸡说没有呀没有，太监徐高是奉旨劝谕"泣谕再三，辞益坚"。徐高"怫然起曰:"皇亲如此，国事去矣，多金何为?"周奎见实在推辞不过，方才答应捐万两，皇帝非常失望，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周奎确实无银可捐吗?绝对不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搞“追赃助饷”，他被搞出的现银有五十二万两，"珍币复数十万"。

太监中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人，捐银在三五万两左右，大多数太监都是不肯捐出。为了表面自己没钱，许多人故意卖房子，卖东西，以此推卸出钱的催逼。

太监王之心拥有巨款不出“富甲诸珰，上面谕之，仅献万金"。后来他被起义军追赃助饷时，被追出银子十五万两，"金玉他物称是"。文武百官的捐助，皆不过银两几百几十而已。

崇祯皇帝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出银子，搞摊派先从衙门开始，每衙门若干，后又改令按官吏的籍贯分省捐。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但是无论哪一个办法，效果都不大。大臣大官们不佐国家之急。搞到最后，归结摊派给老百姓来出，全国因此沸腾，明朝把民心全都不要了，明朝当然就长久不了!

3，崇祯皇帝的这次捐餉，最后捐助的银两总数是二十万。不言而喻，在破家亡国的前夜，这是排不上用处的，对时局的恶化起不了作用。

三，那么，明朝官吏，富家大族究竟有没有钱呢？回答是有的。

李自成的部下李岩，知道这些不佐国家大事之急的官僚有钱，他专门列了一条“追赃法”。

"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这些明朝官员才被大顺政权榨干了。早知如此，当初何不献出来共同守城。为士兵发饷。他们不向战国的平原君学习，散财保家卫国，也就是替自己保全家财他们连吕太后的妹妹吕须都不如，吕须知道保不住家财，全部抛到大街上。明朝官吏替别人守财，国破家亡后，人死财尽，究竟是替谁积攒金银，又是为了个什么目的？

第三部分，不堪回首的大明结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一个王朝打上句号.

三月十七日，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

三月十八日，起义军架飞梯猛攻西直、平则(今阜成)、彰义(今广安)三门，并派在宣化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入城内与崇祯皇帝谈判。崇祯皇帝不肯接受杜勋和申芝秀开出的条件，谈判没有成功。下午申刻，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起义军进人北京外城。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闻听城破，感到末日到头。崇祯皇帝出城不果，返回皇宫。对皇后周氏说，大事去也，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帝皇后相对恸哭。皇后说:

“臣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

周皇后自缢而死。崇祯皇帝下令两宫自尽。遣二王出走，砍长平公主于寿宁宫，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家事已毕，敲钟集百官朝会。百官无一人到位。崇祯皇帝叹息一声，步出宫门。他走前面，王承恩走后面。君臣二人上了万岁山。崇祯皇帝在寿皇亭旁的树下自缢而死。王承恩哭了一场，权当为君主送终，在先皇面前跪地不起，哭晕清醒后，投缳自缢，君臣一前一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

公元一六四四年，甲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

本文资料来源已经注明，本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