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李士群暴毙（2）

李士群自己似乎不应该不知道，至少也应该有所感觉，因为他的处境已经是日益艰危了。可是他不但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事，而且仍然抱持着一分侥幸的乐观。

我既然投注在他身上，自然希望他能够站得住，顶好是比现状更扩大或膨胀一些，这样，我才能在他的遮盖之下做我要做的事。调转头来说，倘若他垮了下去，我再要另起炉灶，可就越发的不容易了。若往坏处想，也许由于他的倒下去而影响到我的立足与安全，这都是难以预料的事。

在当时，我的接触面相当狭窄，听到的、见到的也非常有限。对于李士群已经在走下坡路这回事，除了知道周佛海、罗君强一班人在蓄意打击他之外，其他种种则不甚了了。

情况不明，后来吃了大亏！

约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六月间，李士群突然通知我随他去辖区内视察防务。因为他事先没有和我谈起过，所以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我单独一个人从上海先到苏州，在他苏州公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随着大队人马出发了。

在众多的随行人员中，绝大部分都不认识，其中，能叫出名字的有：伪江苏省民政厅长张北生、建设厅长陈光中、财政厅长唐惠民、保安司令唐生明，以及伪浙江省警务处长石林森等，而教育厅长袁学易（又单名一个殊字）却不见其人。

提到袁学易，始终有个解不开的谜：此人原是前“上海区”的“通信员”(当时用名为袁筱易，此人出身新闻界）。当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底“上海区”失事时，在文件中已经暴露了袁某的身份，也就是说，袁学易为我方工作的秘密已经泄露了，照说他应该受到牵累才合乎情理，殊不料竟皮毛未损地仍旧当他的教育厅长，这真是咄咄怪事。

依情理判断，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袁学易为“上海区”提供情报并接受报酬，是已经向汪伪备过案的了，更明确地说，就是事先已获得汪伪方面地许可，而所供给地情报是掺了假地。其二，后来证实，袁学易的真实身份原是共产党员，而李士群却又与共产党又某种程度的默契，所以其中的关系相当微妙。

当时，我之所以特别注意袁学易，是出于好奇心理，其实，我又不能当面问问他：“你为什么没出事？”

再一打听，此次袁某未能随同李士群出外视察，是另有“公干”去了。

谜就是谜，且不去说他。不过，像这一类有头无尾的事，在反间活动中并不少见。

回头再记出发视察的事。

我夹在人堆当中，既不像个贵宾，也不算是僚属，好像没有摆处似的，很不自在。

李士群一行，中午抵达镇江。

照原有的行政区划，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所在的，而此刻，伪江苏省政府的重心完全集中于苏州，所以这个省会有名无实。

在镇江，我也弄不清楚他们在搞什么，糊里糊涂地随大家入席开餐了。饭罢，通传周知，说是要准备搭乘小火轮过江转往江都（扬州）。

轮船，是烧煤的，老旧简陋，最好的位置——舱房，容不下几个人，当然是留给李士群及其左右的，不过，有点儿不大透气。我坐在舱外一条木板凳上，碰巧，唐生明就在我身旁。当我还是“上海区”区长奉命联络他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初次交谈还是在李士群的牌桌上，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单独说话。今天，也就是现在，我不能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一定要表明态度。于是我不加思索地和他说：“我们是同学（唐军校四期），这是环境改变不了的历史关系，我们过去是同志（指‘军统局’而言），不知道该不该加以珍惜，现在，我们又是同一命运（在李士群势力下），彼此总要有个照应才好，你说呢？”

唐生明情急不顾地拉开嗓门说：“谁要是变了谁就是王八蛋！”幸亏轮机声和波浪声的交杂，掩住了他的高音量，否则人家听了去岂不是一大笑话，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

我连忙拉住他的手臂摇了摇说：“好、好，等一下我们找个地方再好好谈谈。”

这样，我已经有了个底子。因为数千名武装部队，即便打个七折八扣，多少总是本钱，如果掌握在他手上，那就容易办事了。

船到扬州，各色人等迎接前来。一大群人分作几批，熙攘一阵后，李士群也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有我在内的这一批，则被送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旅馆里，招待人员说：“请诸位休息，等一会儿再过来请。”

晚上，由地方士绅出面，大摆筵席，宴请的主客，当然是这位出巡的“省主席”了。设宴的地方不是在馆子里，可也不像是人家。

席上，风花雪月，极不正经。酒过三巡，居然有女人上来侍酒，于是，场面大乱。

李士群有没有闹酒的习惯，我不知道，今晚，他的兴致何以像是很高，有人敬酒，大有来者不拒之概。我冷眼旁观，他在故意地速求一醉。

果然，没有终席，他已经不胜酒力，由侍卫等扶掖着先走了。是真的喝醉了吗？我以为颇有疑问。

李去后，大家便狂欢起来了，我人生地疏，一无去处，结果被灌得七荤八素。

醒来讨水喝时，已经是午夜过后。茶房送水刚走出房门，就有人进来劝赌，说是大客厅里正在玩“打罗宋”（抗战后期上海最流行的一种赌博。赌具用扑克牌，入局者四人，可由一人当庄，也可以四个人轮流磨庄。全副52张牌分完，配作三、五、五前后三道，而后按道比大小、分胜负。如果庄家同意，局外人也可以下注，有点儿像“推牌九”一样。至于输蠃，则可大可小。说起为什么‘打罗宋”，这有两种含意，一则是扑克牌也称为“罗宋牌”，一则是上海人把俄国大鼻子叫做“罗宋人”，带有仇视意味）。为什么不去看看热闹？有兴趣也可以消遣消遣。

其实，此时此刻，哪里还有心思消遣，利用机会活动活动听听有什么消息倒是真的。

大厅里同时有两局，每一局都围着好些人，他们玩得正入神，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根本引不起注意。结果是大失所望，因为在这种场合听消息，等于是缘木求鱼。

我又想，问问唐老四，他必然有所了解。于是找到刚才招呼过我的那个人，问他“唐司令”现在到哪里去了？那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散了席就打牌去了。”既然找不到唐老四，那就一筹莫展了。凑近一两个爱说话的人， 虽然有些风言风语，却都没头没脑，也只能当做耳边风，听过算数，毫无用处。时间已经是深更半夜，不赌钱，便睡觉，没有办法好想了。

来一趟扬州，究竟为的是什么，莫名其妙。

回程中，船上、车上，人多嘴杂，闲话可就传开了。我也认为李士群不傻不呆，他无缘无故地走了一趟扬州做什么，当然是必有所为。

这可不是为了好奇，利害攸关，总要弄个明白才成。把点点滴滴相关数据汇集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所得的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个概念，扬州位居长江北岸，在当时应列为“敏感地带”，因距离新四军的据点——仙女庙只有数十里，太近了。新四军在抗战时期是中共两大武力之一，其实力仅次于八路军。八路军活动于西北，新四军活动于华中。

以上略述环境与背景，下面再追踪李士群扬州之行。

李士群去扬州是计划行为，事先曾作过一番安排。

此行，他不惜劳师动众，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此行主要关系者只不过少数三五人而已。

镇江，是由苏州到扬州的中继点，所谓视察也者，是在放烟幕弹扰乱视听。

李士群在酒席宴上装醉，是为了他的单独行动找借口。

如何引开一些“闲人”的注意力，他们也想到了，所以用吃喝嫖赌为手段，把他们认为有顾虑的人，身心一体拴住，才好便于行事。

李酒后带着“醉意”来到一处深宅大院，据说是一家富户的别庄，主人避战远走他乡，别庄遂被李氏爪牙所占用。

夜静更阑，一行数人来到别庄。他们是从仙女庙赶来的，还是早就潜伏在扬州的？无从判断。

来者，为首者一人，其余不是随员便是助手。该为首者究竟是谁？也无法判定。不过，由李士群肯于“移樽就教”这一点来看，对方地位不会太低。

他们谈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了。从种种迹象显示，当然与李士群今后的“动向”有关，甚至于牵连到李士群的“立场”。

李士群的扬州之行，也只能记述到这里为止，再多的那都是推断之词了。 此处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李士群和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关系”。换句话说，李士群不具共产党党员身份，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也不得而知。

我回到上海之后，立刻去找老齐，将随同李士群去扬州的所见所闻，都讲给他听了。同时也建议他当做情报数据处理，报回重庆。我也请教于他，今后应如何应付此一情势？老齐的意思是，当做一无所知，是为上策。

在上海，我去法租界金神父路会晤过唐生明。此处是唐生明令兄唐生智的产业，现在由唐生明偕徐来与一位张小姐居住。每逢他从苏州到上海，都来此住上个两三天。

我去，并没有什么避讳，因为事先我已经得到李士群的同意了。至于我和唐生明所谈的内容，那又和李士群所了解的不完全一样。

在多次晤谈中，我问唐生明，在他指挥下的江苏保安部队中，能够切实掌握的，也就是能听他随意调遣、跟他一致行动的有多少人？他约摸了一下告诉我，真能听他的话，叫他们干什么都可以的，顶多只有100人，只能说是一个连中的几个班。如果多下一点儿工夫，往后有可能掌握到一个团的兵力。

谈到装备，他告诉我全部没有重武器，作战能力也不会好到哪里。在“清乡运动”中，多半都配属在其他部队中，显不出本身的特性来，大体上说，保安部队是地方团队，当然不能和正规部队相比。基本上最大的缺点是中下级干部的素质太差，而中队长以上的官员，大部分都成了老油条，耍嘴皮子全有两套，动真格就退缩不前了。

我并没有把最终目的明明白白地告诉唐生明，是怕他大少爷的习性难改， 有时候会激动得沉不住气，一个不小心，说话说溜了嘴而露出破绽来。最后，我们所达成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各中队里，指定一个班为“特种勤务班”， 每班标准人数为12人。这是表面的，是为了避开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在各个“特种勤务班”中遴选三个班为“基干班”，必须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中队 (连）中，也就是不能在同一个中队选三个班。这是为了将来“出勤务”的调度方便。“基干班”顶好是重新编组，更新装备，这一点当然要视情况而定，原则上总要做到不动声色。此项措施，是一个司令官职权范围以内的事，看起来也是一桩末节小事，所以不必要向李士群提出报告，但也是要瞒过李士群，免得他多心。

规模大、牵涉广的，也必须获得李士群同意的，是保安队的扩大编组、改良装备、调整人事与加强训练。关于扩大编组是否会受到限制和干预，必须事先有个充分的了解，以免行不通。改良装备但求略为汰旧换新， 可是如果日本军方不支持还是办不到，因为买不到较新的武器，而自己又不会造。调整人事的作用在于把一些成事不足的腐朽淘汰掉，再注入一些新血液。

这里所谓的新血液，是指杭州“政治保卫学校”的干部以及新训练出来的学生，至于可否渗入我方人员，唐生明认为需要慎重考虑，他的理由是一旦暴露了身份，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至于加强训练的目标，当然是为了作战，不过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我的意思是最起码也要站在那里有个样子，检阅起来像个队伍才成。我心里的话，这种部队用来打仗，等于痴人说梦，因为基本上提不出中心思想为谁而战。为今之计，只要整整齐齐亮出相来可供检阅已足，有一天汪某能来看看那就好了。我和唐生明商酌既定，就一起去找李士群作最后决记。原则上，李对于我们所提的保安队四大革新，表示同意。不过，其中他有些补充与修正。

李的意思是：保安队的人数多寡，原无限制，只在养得起与养不起，就目前江苏省的财政收支而言，扩充名额到五六千人并无太大的问题，受制的倒是稍为像样的武器装备，这必须仰赖于日本人。可是自从晴气中佐调走了之后， 交涉起来非常吃力。

李对于加强训练一事，不主张把训练基地设于苏州，而且坚持一定要摆在江北对岸的镇江。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此次的扬州之行，当与此一主张有连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