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罗思文：让儒学回归价值主体

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193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父亲是芝加哥印刷工会成员，弟弟是美国最老派的激进劳工出版社——查尔斯·科尔发行公司编辑。浓厚的左派家庭氛围对他影响很深。18岁，他参加朝鲜战争，第一次来到“东亚”，第一次深切理解了战争的疯狂。回国后，罗思文进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并于1967年取得华盛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逻辑、语言和禅学。1972年，罗思文担任《东西方哲学》杂志的书评编辑工作，为推动东西方哲学思想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1982—1984年，1993—1994年，罗思文曾两次在复旦大学出任福布莱特高级教授。

对儒家经典的翻译

西方人与儒学结缘，首先体现为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对罗思文而言，翻译问题其实是讨论现代英语对古代汉语的转译。古代汉语音形兼善，依据语境，词性流转极为频繁。所以，他主张古代汉语是一种分析的语言，其基础是“事件”而非“事物”，无需进行专门的性、格、数等概念区分，而是要重点关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就要求，翻译时一方面要将这些联系、互动的动态机制和过程尽可能复原，后者具体而言是语义、语法和语音三种性质的多重组合；另一方面还应把相关注释也看作文本自身的组成部分，通过文本和注释的相互证成，使得事件发生的语境也可以被还原，从而有助于更准确去把握经典文本的真正意义。

除了机制和语境的还原，概念的选用也非常关键。在罗思文眼里，儒学本质上是“伦理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哲学，所以在概念上自成体系，其中有几个词项最为显要，即天、仁、义、礼、知、孝。对它们的翻译，罗思文认为应当秉承其本身的多元内涵，不能用英语里的某些概念强制性替换，必要时候不妨选择音译和解释并行的策略。

在罗思文看来，翻译既然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就无法避免误解。预防、消除误解的方法，不能完全依靠现代语言学的那些偏重技术的手段，同时也应当在儒学中发现更周到的“方便法门”。那就是采用中国传统治学中堪称典范的方式，比如感通（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涵泳（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等，同时借助天地自然间发生的各种“象”的启示，格物致知、周而复始，不断促人由迷途而知返。

儒家角色伦理学

西方人进入儒学，重要的不是寻求趋同，而是重视差异，即利科所说“差异是理解的开始”。在罗思文看来，儒学之所以异于西学，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本位的集体社会思想。真正的个体不能千篇一律，而要追随生活境遇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述了人一生面相的总和，于其中动容周旋，才能够进化成长为君子的形象，人生意义才可以广布而远播。他们对施于自身的责任，怀有非同一般的虔诚，愿意为之蹈水火，乃至杀身以成仁。在《反对个人主义》中，罗思文感叹道，“儒家可以说颇具宗教之实，只是其传统里不曾有踽踽独行的僧侣、隐士。诸人争行，从而方有大道通衢”。

虽然如此，却不意味儒学与“个体”概念是对立的。罗思文认为，真正与儒学相对反的，其实是“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体”。后者由笛卡尔的认识论反思而来，强调人本质上是“进行自由选择的自主存在”，而且通过宣传和诉诸法律等，将其由西方工业民主体制的文化现象转变为普世价值的道德标准，它武断地超越了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与历史上的差异和多样，用“权利”概念强行消除不同文化间相对的独特性，认为谁都应当无条件接受它。

而儒学信奉的人性更加自然，儒学的人性划分是更加立体的“角色”维度。相似情形在古希腊城邦也发生过。民主时代的城邦公民因为自身的优长而被赋予不同角色，同时所有城邦角色最终都维系于城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即大写的人或城邦公民。与如此角色化的个体相一致，罗思文指出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种角色伦理学。其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反对以权利分配的功利视角作为出发点，提倡在角色综观的视野中去评价个体行为的善恶。这样的伦理学在原则上是秩序从严、道德宽泛的。

儒学与西学的互动

西方人对儒学的解读，通常有宗教化、疑古论和哲学式三条进路，罗思文是最后一种的代表人物。但与常见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同，他更多受现代哲学影响，对儒学根本持非本体论的态度。正如《儒家角色伦理》“跋”中所说，“一个人，在何种方式上，‘变为’完美无缺的人呢？这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中构成了儒家恒久不息的追问”。其意味着，一旦使用本体论的、教条的范式去解释儒学，就会破坏后者的生命形态。只有让西学直接面对儒家经典，通过两者平等对话，“揭示”儒学对西学直接能发生的意义。

现实中，最令罗思文揪心之事，莫过于儒学迫于现代性的压力，长久以来在西学面前不得不摆出一副谦卑的姿态。他要让儒学以价值主体的形式立于西学面前，两者进行主体间的互动，且相互牵引。只有进入此境遇，儒学才可以改变长久以来的弱势局面，不仅能与西学别开生面地交通，而且也能反过来教化、培育后者。那正是西方研究儒学的最终价值所在。在《〈论语〉读者指南》里，罗思文写道，“儒家‘之道’的核心要素在于，其中遍布了各种特殊的人性之路，我们每个人势必走入与自己的历史、系谱、天分和个性最相适宜的那条”。

这条道路，属于就儒学而言的哲学诠释学进路。当代，从哲学出发进行的中西对话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康德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等被接连引入。罗思文无疑又做了新的路径探索。他的探索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时效性，反思了西方现代个体文明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试图从儒学中引入对治的方案。以期这些方案促使西方社会形成改良与进化的内生动力，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罗思文的观点呼应了当今一些人文学者的思考，将更多西方人吸引到儒学研究之中。

罗思文先后出版了《〈论语〉读者指南》《反对个人主义》等作品，与安乐哲合著了《中国家庭尊崇之经典——〈孝经〉的哲学翻译》《儒家角色伦理》，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中国之镜》《克尔凯郭尔与孔子——论路径发现》《孔子——人间的圣贤》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同时，罗思文不仅把儒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且要使之走入一般西方民众的生活，变为他们喜闻乐见的现实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