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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惠宗（顺帝）统治时期的问题，总体上他一辈子都在宗室、权臣、后宫、太子、太监的裹挟与监视中，有权的时间比较短。但是，1340年到1350年，这十年应该是他真正作为皇帝的十年。在脱脱地协助下，元惠宗开始了“至正更化”（至正新政、脱脱更化）。

至正新政

至正新政的根本就是“附会汉法”的继续，对儒家化继续推行。例如恢复被权臣伯颜废弃的科举制，设立国子监和宣文阁、恢复太庙祭祀制度、对太子加强儒家化教育、破除对原南宋辖区的百姓的歧视；编撰辽宋金史书；允许民间养马；减税；平反冤狱、整顿吏治等。

对于元史有些许了解的人知道“至正新政”，但许多专家和爱好者往往认为那是脱脱的功劳。问题不能如此看，正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诸多变法一样，如果没有秦孝公、宋神宗的支持怎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法？秦孝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巨大成功的变法就是“商鞅变法”，而商鞅没有秦孝公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行变法。

无论什么变法，只要是规模比较大的、时间比较长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最高统治者和变法的执行者之间在看待一些问题时有着高度的一致。无论是至正新政还是脱脱更化或是比较折中的至正更化，元惠宗和脱脱在“附会汉法”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这一政策就在皇权层面延续着，而且就皇帝本身来说延续是主流。

元顺帝继位前、继位时，天下已经出现异动，作为一名支持“儒家化”的皇帝，元惠宗、脱脱等人也认识到了必须搞好“民生”问题。在当时，因为纸币政策失败，元朝的通货膨胀问题非常严重。

除了粮价以外，盐作为元明清时期重要的税源之一，也有着大量贬值的经历。粮食价格、盐价都属于必需品之一，他们都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其他相关产品也是如此。这就造成流民问题必然出现，农民起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农民起义

1294年，湖广、辽阳地区频发反抗，由此掀开了元朝的乱世序幕。

1295年，山东、江西等地爆发起义。平阴县女子刘金莲、赣州刘贵、江南地区也先后爆发。

1296年，赣州刘六十起义，乃是中期较大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规模相对较小，在元朝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对元顺帝和元朝来说，最为致命的是黄河水灾问题及其引生出的红巾军大起义。

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沙冲击导致地上河问题，其实，元朝的各级官员也不是摆设。早在1310年，河北河南道廉访司就对黄河可能发生水灾的必然性也提出警告，元廷也进行修修补补，但收效甚微。脱脱执政以后，开始加大对黄河问题的关注。然而，因为治水失败，黄河在1344年爆发大规模洪水。

因此，元朝的经济命脉京和大运河被挤断。造成大量的粮食、日常用品丝绸、奢侈品等无法北上，特别是每年岁米五百万石。除此以外还有生活必需品盐场被淹没，元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再加上贪腐遍地、军费扩张、佛事享乐、大规模赏赐、冗官冗员问题更是问题严重。

吏治不修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许多人都认为是贾鲁治黄导致，贾鲁的治河政策从当时的治河手段、思想上看是可圈可点的。这正如京杭大运河一样，在修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但修的结果是正确的。

执行过程非常重要，对历史、对政策、对解决问题仅看“结果”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但不去关注执行的时候，告诉别人怎么做后就去睡觉了，等你醒来后就会发现：目标很明确，过程却造成目标尚未达到，就已经歪了。

黄河水灾的爆发不是贾鲁治黄造成，而是治的过程吏治问题的负面性发挥到极致。“人群聚集”本身就容易出事儿，你再不好好管理、强硬管理，不出问题才怪。刘邦因为如此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也是如此。

笔者：同时“至正新政”的失败也是导致红巾军大起义（1351—1363年）爆发的重要原因。“至正新政”的失败也是最大功臣脱脱之死造成的。1355年，“脱脱更化”的执行人被临阵换将、罢职流放。1356年，脱脱被冤杀。脱脱的死，也让一些对元朝还有一丝忠心的汉臣，逐渐走向反元道路。

这一切既有元朝固有的文化思想没有统一而造成内斗、内乱，又有吏治不修的原因，吏治不修一切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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