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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皇室一般相当有钱，比如英国皇室、泰国皇室、沙特皇室等等，那富裕程度，够养活王室好几代人。当代现存的这些皇室，财富来源相当广泛，有投资、税款、门票、地产等等。中国当代并无皇室，但古代有啊，一个比一个富裕，比如说唐朝，它的财政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是赋税。而在宫廷中出现一些珍奇的玩物则是源于土贡与进奉。

唐朝前期的土供与进奉

土贡与进奉，顾名思义，都是当时的下层给上层（皇室）送东西的一种行为，之所以叫法有所区别，也是因为送东西的人身份阶层并不相同。

土贡，创立于夏朝，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土贡，指的是地方定期向中央进贡当地土特产的一种行为，在没有下达不用土贡的命令之前，都要上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比方说古代云南那一片，因远离中央政权辐射范围，且自然环境多山林、多烟瘴，易守难攻，所以古代王朝对于云南地区的管理模式，通常是派官员驻守，册封“土司”等等。实际上土司还是当地的“土皇帝”。

不过定期要给最高统治者，送一些土特产或者珍稀的东西，表明隶属关系。准确来说，送什么不是很重要，送的这个动作很重要。

进奉又称作进献，是各级官吏出于不同目的，要么是邀宠，要么是为了加官进爵，定期或不定期向最高统治者进献财物，进献物品多为珍异，随意性较强。可以理解为有求于最高统治者，或者说刷存在感。

进奉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可确定的是西汉文帝时期已有进奉现象，文帝初元三年春（前177年）“时有献千里马者”，但由于当时发生旱蝗灾，文帝并未接受，“于是还马，与道里费”，并禁止四方求献。

唐朝时期，官吏非常热衷于进奉，他们或是为了自己好升官，或是为了讨最高统治者的喜欢，进奉的物品多为珍异，不过因为唐朝前期政治清明，进奉现象并没有大规模发生，亦未像土贡一样有具体的规章制度。

初唐之时，天下分十道，当时遵循的规则是当地有啥进献啥，官方说法叫“任土作贡”，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物品意义，国家也不缺你那点儿东西。这十道上供的东西五花八门，如相州贡凤翮席，登州贡水葱席，济州贡阿胶、梁州贡燕支（胭脂），福州贡海蛤等等。

唐前期对于各道上贡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在《旧唐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元日，陈其贡篚于殿廷。凡京都诸县令，每季一朝。”

当然，有的贡品受季节限制无法完成十月二十五这样的硬性要求。那么就顺应该物品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时间点进行上供，比如说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土贡也是有定额的，毕竟让你上供，没让你掏空家底，早在唐太宗时期就有明确的数量规定了。

“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也就是说唐前期的贡品并非无偿上贡，是由当地官府负责买进交易。且以绢价作为衡量各州府所上贡物数额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折合成绢价不能超过五十匹，若超过该标准，超过的部分可作为该地当年租赋的一部分，且无需缴纳其它名目的税收。

但地方官员为了讨皇帝欢心，常常选择多交，为此唐前期最高统治者曾多次下令，一再表示该多少就多少，不要超，我不缺钱，你们不用这样做。可依旧屡禁不止。

唐朝后期的土供与进奉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国势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在那之后藩镇割据的情况相较于唐朝前期进一步加重，原因在于各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叛军，总不能都指着朝廷出兵平叛，那只能是各地管各地，士兵必然增多，武力值上升藩镇就此加重。

同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让人打仗可以，但得给钱。战乱除了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之外，国库也会被掏空，账目混乱不堪，哪里还能拿得出那么多钱，也不能给这里不给那里，所以中央干脆都不给，让藩镇自己想办法，所以贡赋自然少多了，因为很多时候都去填军事的窟窿了。

而且为了少打仗，那就只能招降，很多时候都是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不作妖，并且帮助我维护统治，清剿安史余部。这些条件都好商量。

但越是这么做，地方就越强，中央越来越弱。中央不是不想管，而是喂肥了地方之后，再想管发现自己已经有心无力。

“贡赋不入于朝廷”便是其与朝廷分庭抗礼的信号。肃宗继位时，长安和洛阳都丢了，所以肃宗在758年颁布敕令，停止朝集，毕竟来了也没人接待，天下大乱，忙着收复失地，谁有空管这事儿，可能肃宗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命令发下去，未来再想恢复朝集竟然已经到代宗以后了。

虽然后来也恢复了一段时间，却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盛景，随后朝集制度便被正式废黜，转而逐渐变成了进奉，由藩镇节度使执行。

藩镇进奉最频繁的时间集中在肃宗、代宗、德宗在位之时，之所以如此频繁，主要是为了补国库的窟窿，打仗缺钱，又刚经历过战乱，财政系统尚处于紊乱状态有关，肃宗借藩镇进奉补充财政收入，实属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

代宗时，进奉更为普遍，且进奉物品不再局限于军马粮食，金银绢帛的上贡亦十分瞩目。如《册府元龟》中记载的永泰二年和大历二年两项记录：

“张献成献丝绢杂货共计十万”；“田神功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六月，杜鸿渐献金银器五十床、锦罗十五床、麝香脐五石。”

德宗时期最开始进奉已经不多了，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恢复大唐荣光，但是后来发生了泾原兵变，国库再度没钱，没办法，只能接着进奉以补充国库，而且即便是后来危机解除了，进奉也没有停止，甚至近一步扩大，光扩大也就算了，进奉的多少也变得关乎于官员的晋升。

这官员们可来了精神，给皇帝塞钱自己的官职就能一路扶摇直上，反正不是自己出钱，想要进奉那可太容易了。或许皇帝是想着我把钱收到自己手里，那么之后打仗就有钱了，可以遏制藩镇的势力。

可这样做，最终伤害的还是民，因为东西都是从民手里拿走的，官员只是过了道手便可升官发财，属于皇帝高兴，官员高兴，但百姓不高兴。自古与民争利过度的话，便是官逼民反了，这也是造成唐末乱世的原因之一。

五代十国的土供与进奉

唐王朝土崩瓦解之后，中原大地上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五代十国，这个时期并不太平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王朝，反而因藩镇割据的加剧，分裂成了几个小国。比如后唐、后梁等等。

后梁政权初立时，中央与地方的赋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故而地方的贡献对中央的财政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充意义，比如说朱温在北征时期，就曾因地方刺史贡奉周到与否对其进行奖惩，认为供得多就是忠诚，反之便是不忠诚。这种判断方式像是有道理又像是没道理。

后唐时期，地方贡奉之事愈加激烈，尤其在唐庄宗时期，因庄宗与其皇后的对钱财珍宝的热爱，故统治内部官吏多通过贡奉邀宠。如《册府元龟》中记载的923年：

“泾原节度使李敢进宝装、针珥、锦采于皇后宫，河南尹张全义诸藩镇进暖殿物贡羊马等”

唐庄宗这种大肆敛财、索要供奉的做法，并不是为遏制藩镇势力做准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后晋开国时期所面临的处境艰难，开局就是内忧外患，国内动荡不止，藩镇闹腾个没完，身边还有惹不起的契丹，三天两头的上门敲竹杠，简直是把后晋当提款机使唤，属于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国库没钱，但为了应对这种烂摊子似的局面，后晋的统治者只好加大贡奉力度，仅仅在936年到938年，三年的时间里，地方向中央贡奉次数多达32次，数量之多，数额之大，堪称同时期政权之中最多的。

后汉政权较为短暂，仅存在四年，但其政权内部亦存在贡奉，后汉政权内部贡奉多是以中央官吏贡奉为主，从侧面亦反映出后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不显。

后周建立后，太祖郭威多次下令限制贡奉，所以这个时期，供奉较少，但这一时期以助郊祭天为名的贡奉规模亦十分巨大，据史料记载，广顺三年（953年）的助郊祭天：

“襄州安审琦献助郊银万两；郑州防御使王万敢，献助郊绢二千疋；诸州府亦进南郊助祭鞍马、采帛、金银等”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相继更替频繁，南方则出现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威望等各方面，南方诸政权始终不能与北方政权相抗衡，且南方诸政权多是毗邻而居，在维持内部稳定的同时亦要警惕其它政权的侵袭。

故而示好中原成为南方诸政权重要的外交举措，借中原政权力量达到对邻国威慑的目的，遣使贡奉便成为其重要的外交手段。但由于各政权内部发展情况、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加上中原政权实力的盛衰变化，因而南方诸政权对中原政权贡奉亦存在差异。

吴越地处浙江东部，其西部与北部是杨吴及后来南唐政权的领土，这对吴越政权造成巨大的威胁，为对付实力强大的敌人，历代吴越统治者始终把“尊奉中原，连横诸藩”作为基本国策，其中尊奉中原更是重中之重。

吴越第一任统治者，钱镠在后梁建立之初便接受其册封诏书，承认其臣属的地位，当时吴越内部有很多人反对，如罗隐尝劝钱镠举兵反梁，在钱镠看来，内政未稳，外患犹在，选择侍奉中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

即便在其濒死时，仍不忘叮嘱其子“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事实证明钱镠的做法是对的。积极贡奉使得中原诸政权都很乐意与之交好如钱镠在位时，曾被梁太祖、唐庄宗赐封为吴越王，礼遇非常；其后代子孙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亦在后晋、后汉、后周朝承袭吴越国王的封号。

观五代之际的吴越政权，虽地狭兵弱，却能成为乱世中较为安稳的一方净土，确是不易，这与其善事中原，贡奉无阙有着莫大的关联。

其余政权，诸如荆南、马楚等等，都向中原政权积极贡奉，他们大多都获得了更高的地位，赢得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当然也有不这么干的，比如，前蜀、南汉、杨吴政权等等，他们在外交上要么和北方政权表明平等，要么认为兄弟之邦。

还有的因为国力弱小，比方说南唐，最后撑不下去了，只好去帝号，去年号，称国主，降天子仪制，由此，南唐正式成为中原政权的臣属藩镇，在此后恪守藩镇职责，岁时贡奉。

结语：

从唐朝前期到五代十国，土贡与进奉关系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世事变迁，人为造出来的方式方法总会加以改变，不会恒定。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贡奉，本质上都是从民手里拿走东西，当从民手里拿走的东西太多，民就会把所有东西再抢回来。毕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参考文献：

《册府元龟》

《旧唐书》

《尚书·禹贡》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