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之苏轼与宋神宗的爱恨情仇

《苏东坡传》李一冰著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正三品，是仅次于宰相的朝中大员。授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还做过兵部和礼部尚书。他的一生担任过30多个官职，辗转奔波，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一生三次遭贬，行程坎坷、命运曲折，因此，苏东坡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诗句。那么，苏轼在宋神宗执政期间，纵观历史，宋神宗并不算一个才能特别突出的皇帝他是一个奋发有为、关心民生疾苦、爱惜人才的好皇帝。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的长子，母亲是宣仁太后高氏，生于濮王府邸，治平元年十二月被册立为太子，治平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宋神宗画像

宋神宗是个对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十分喜欢苏轼的文章，初次召见，听了苏轼那明快的议论，认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提拔擢升，无奈由于王安石的反对，以后又屡在御前谤毁他不是个纯正的学者，终以谢景温的诬告，逼得苏轼只好自请外放。上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在宋神宗执政期间，苏轼与宋神宗二人之间既爱又恨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关系，就是宋代皇权与相权博弈的产物。

宋神宗继位后，处在了一个腹背受敌、充满危机的时代，国家呈现出民生凋敝、国用空虚、军备政事的衰颓局面。作为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欲奋发有为，心里隐藏着一段国恨家仇，只能通过变法革新，才有可能找到国家发展的未来，提高大宋国力，改变如今积弊的格局。但是由于操之过急，自然流弊自生。加上变法所用非人，最终走向了失败，从而引发了党争祸端。

公元1069年（即熙宁二年），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也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其中，横遭诬陷的苏轼，则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请求皇帝外调。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颖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屡经“磨勘”迁官，现为监官告院兼尚书祠部，位仅次于侍郎，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了，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宋神宗与苏轼

公元1071年（即熙宁四年）正月，苏轼以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向宋神宗上奏了《议学校贡举状》奏折。宋神宗看后感悟到：“吾于此议，本亦有疑，读了苏轼这番议论，意为释然了。”当天就召见苏轼。宋神宗询问苏轼说：“当前国家颁布政令的好坏如何？即使是我个人的过失，你今天都可坦白给我指出来。”。苏轼回答道：“陛下您奋发有为、关心民生、爱惜人才、广开言路，但是变革过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听了，不禁为之悚然。苏轼慷慨陈词，使神宗为之悚然动容，神宗于召见苏轼后，有意欲用为修起居注。此职是接近皇帝身边的侍从近臣。只因王安石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宋神宗才曲就而另请其他人了。

公元1071年（即熙宁四年）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毅然直指谄谀的小人只是逢迎皇上，不怕欺罔陛下，另外，指出青苗法对百姓苦害，建议宋神宗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等等。最后，苏轼竟直指宋神宗言道“大家都说陛下圣明神武，现在做法确是文过饰非云云，此臣所以愤懑太息而不能已也。”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宋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公元1073年（即熙宁六年），沈括被宋神宗委派为两浙路察访使，代皇帝巡狩，成为了钦差大臣，沈括在临行前请示皇上，宋神宗就对沈括说道：“苏轼在杭州任杭州通判，你见到苏轼后代为问好，多多照顾一下。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特别是宋神宗对他照顾苏轼的口谕，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沈括又知道王安石十分讨厌苏轼，所以代天巡狩回到京城后，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批注和解释，附在察访报告里面，贴上标签进呈给宋神宗，状告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宋神宗看到了以后也置之不问。苏轼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 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给皇帝御览了。

《上神宗皇帝书》

在乌台诗案追铺过程，皇甫奉命追捕苏轼时，曾以安全理由，请请求宋神宗途中每夜所至之处，将苏轼送往当地官署寄监，好像押解江洋大盗一样。宋神宗也没有应允，宋神宗认为这是吟诗的事情，不必要这样对待苏轼。 在苏轼落狱后，宋神宗不失为一个颇有理性的人主，对于舒亶这番狂言，极抱反感，置之不理，不过，他自来听多了毁谤苏轼的话，心中也不能生疑，所以到了这件案狱必须决定处分时，宋神宗就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小黄门察看了苏轼起居情状，苏轼熟睡并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见驰报皇上，皇上顾谓左右道：“我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者。”。

公元1083年（即元丰六年）开春后，苏轼的健康情况很不好，正二月间，受寒感冒，引起咳嗽，又碰上牢城失火烧到雪堂，时入初夏，接着又害起疮疖来，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没能治愈，到了五、六月间，这疮疖的风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肿痛，几至失明，就因这个眼病，使苏轼困在家里，约有一两个月没有出门。恰巧当年四月，临川曾巩(字南丰)在江宁病故。于是，谣言再度发生，说苏轼已与曾巩同日病死。这谣言就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入禁廷，神宗皇帝也听说了这则新闻，立刻召问尚书左丞蒲宗孟，因为宗孟与苏轼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姻戚。宋神宗正在吃饭，信其为真，叹息再三。连声惋惜：“才难，才难。辍饭而起”。

放逐苏轼，不是宋神宗皇帝的本意，宋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宋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苏轼得于百日内从御史台狱释出，完全出自宋神宗的宸断，责降处分又将他放在黄州，距离中原，并不甚远，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看，应该不用很久就有逐步起复的后命的，然而这个阶段，却一拖四年有余，这中间就必然有许多周折存在。

宋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并且记得祖父宋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时的喜悦；祖母光献曹太后病榻上的遗言，更常常在宋神宗耳边回荡。苏轼在黄州，宋神宗没有遗忘过他，要等到一个适当的起复机会，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这位皇家重视的大臣。他的母亲宣仁太后，于元祐间特地面谕苏轼，将他从谪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遗意。又说：“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由此可见，即使苏轼放逐被贬，但是他的文字，仍被宋神宗所喜爱。

宋神宗也给予苏轼很高的评价和认可。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世间罕见的天才，而苏轼却是千古难遇的全才。因此，宋神宗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宋神宗的评价很客观，在他眼中，苏轼的才华是大宋的骄傲，足以超过李白成为“千古第一才子”。苏轼被流放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唯一遗憾的是“君恩未报”，万万料不到这回“放归阳羡”,已是宋神宗皇帝对他最后一次的恩泽。元丰八年三月初五戊戌，这位在位18年、英年有为的皇帝，忽然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了。享年38岁，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苏轼雕像

在苏轼陪伴的五朝君王中，真正了解苏轼、理解苏轼、欣赏苏轼并曾真心实意想要起用苏轼的皇帝，只有宋神宗。宋神宗与苏轼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太过微妙。一方面，宋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即便苏轼被贬至黄州，每见其谢表、奏折，仍赞叹其文采；另一方面，宋神宗实在痛恨苏轼在士人之中的影响力，如果支持变法，必将委以大任。但偏偏确实反对派中的意见领袖，表面上，苏轼是在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作对，本质上，就是在对抗中央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面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却又不羁大局的臣子，神宗的内心是充满矛盾与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