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年间淮北捻党活动略论

淮北，指安徽省的北部，在明代属于南直隶，在清康熙六年前隶属江南省。清初，江南省是满族急切要征服的对象，史可法率领的南明军队从淮北一路坚持顽强抵抗，直到驻地扬州，才城破被杀。

清军对抵抗者痛恨至极，遂酿出“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类的多次血腥屠杀事件。清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满"战争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的军队一路北上，安徽广大地区皆积极响应。

失败后，清廷发布迁界令，大兴通海之狱，广泛株连，郑军占领之地皆遭屠杀。清初发布的剃发令，发动的文字狱，都是镇压“反满”势力所采用的血腥手段。

由此可见，淮北的“反满”是有渊源和情结的。到清末，内忧外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运动再次勃兴全国，在安徽则有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事件。

清初的“反满”导致清军的全部占领，清末的“反满”则导致清朝的覆亡。

捻党是捻军的前身。关于"捻"这一名称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江地、张珊、郭豫明等学者都对这些说法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即“捻”是聚在一起的意思，“一捻子”就是“一伙儿、一股人”。

调查材料也证实，“捻”是皖、豫交界一带的方言，与“伙、股、铺”等的意思相同。淮北涡、蒙、亳一带，对一伙儿、一股人的习惯说法是"一捻子"或“一铺子”。

关于捻党产生的时间，尚无定见。郭豫明根据"比较确切的记载"，认为捻党产生于嘉庆九年至十四年间，即1804~1809年，其时正是白莲教大起义失败以后。

在追溯捻党的源头时，曾有学者讨论捻党和白莲教的关系，江地认为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

张珊从白莲教的历史发展和它的特点着手研究，认为捻党和白莲教没有关系。

既然捻党产生在白莲教大起义失败以后，那么白莲教的教徒有可能以捻党的形式继续活动，或者一些人利用人们的崇教心理，以教的名义从事活动，或借教敛钱，或煽动闹事。

这些势力和捻党有可能各自行动，也可能相互联合，因此，不谈他们的联合行动，单纯从概念上讨论捻党和白莲教有没有关系是没有意义的。

教徒的活动

嘉道年间淮北的教徒起事主要有四起，即嘉庆七年宿州戕官案、十年蒙城教民起事、十八年河南滑县教民起事和道光二年阜阳邢名章起事。

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教徒王潮名结党乘夜袭杀宿州知州张鼎、营都司杨荃卫、守备金振等，放火劫狱，攻陷宿州城，占据州署，打开监狱，要求监犯一起行动。

监犯董克忠、王洪清纠集多人响应，经监生陈步蟾督率乡民将董克忠等格杀。武生秦攀元、秦攀魁、秦攀亭兄弟三人，首先纠勇堵住城门，并公议拆桥以截断教民去路。

初八日，寿春总兵王集奉调由蒙赴剿，率兵环围州署，放火焚烧。为首者或死或被擒，起事被镇压，余党解散。

以上的武生秦氏三兄弟就是汉人，帮助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事。嘉庆十年十二月，蒙城县教徒刘茂修、李潮士与南平余连、余勇先（算命余瞎子）结党起事，知州急欲捕之。

余连等与刘茂修商量劫掠亳境，又令其党樊名扬率一部分人屯蒙城鄂家集。经官兵剿捕，将刘潮贤等32人同时擒获。

刘茂修得脱，复率众盘踞毫南宫家寺，胁良民服役，居民纷纷逃离。至贺家庄，茂修踞民庄制造器械。

两江总督铁保闻报驰赴宿州，调各路兵练缉捕。巡抚长龄、寿春镇总兵德承额、徐州镇总兵禧明、庐凤道德庆等率兵平之。

刘茂修等被歼除，余党溃散，仅追获52人。镇压这次起事的官员主要是满族官僚。嘉庆十八年癸酉，河南滑县教民起事，边境骚动，颍毫一带戒严，巡抚胡克家驻师双沟集堵御，总兵喀勒吉驻兵界首集，年余始归镇。

镇压这次起事的主要官员满汉皆有。道光二年七月，原籍安徽阜阳、寄居于河南新蔡县朱凤阁（朱麻子）家的邢名章与朱麻子起意以纠众人教为名敛钱。

邢名章遂诈称为阜阳已决教匪王五保附身，娶其妻王王氏，复以白莲教传徒惑众，教徒有阜阳、宿州人，所居廖小庄有一百余人加入。

他们制造器械、旗帜，克期谋反。因被庄邻窥破，仓卒将庄邻焚杀，携众人阜阳县境桃花店、艾亭集地方，拟向亳州、宿州等处发展，声言为王五保上坟后，攻夺府县城报仇。

因天雨水发路阻，抢占县西南岳庄寨盘踞滋事。经府县兵役乡民围堵剿捕，邢名章死亡，朱凤阁被俘，只有28人得脱。

因办理甚速，地方得以无扰。镇压这次起事的所谓的“府县兵役乡民”应是满汉皆有。以上这些活动的主角都是汉人，受到优待的满人是不会进行反政府活动的。

尽管是汉人起事，但起事者并没有明确的“反满”意识，只是单纯的反政府。而参与镇压的官僚则满汉皆有，并无满汉晗域之见。

其他民众的违法活动

这里所列举的其他的活动，从其活动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捻党的活动。捻党的活动内容，陶澍有一封奏折罗列殆尽：

或劫人资财，或抢人妻女，或当街临市而喝人脱去衣裳。且剜人眼睛，谓之"灭灯"：刀扼人颈谓之"禁声"；据险扼隘，突起抢夺，谓之"打闷棍"。

常要约百姓人家具备酒食，蜂拥而至，大吃大喝。吃完，放炮三声而去。并护送私盐，每车私盐索钱二百文，每月私盐不啻百辆，赌博酒肉之费皆出于此。

盐车不足，乃出而劫抢。概括起来就是抢劫钱财人物，护送私盐。捻党的活动范围较广，但多集中在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交界之地。

早在嘉庆十三年七月，给事中周廷森就指出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

“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善良”。

其滋事之由，“先由赌博而起，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御史陶澍向清廷述及安徽之庐、凤、颖、毫，河南之南、汝、光、陈等处，向有匪徒，名曰"红胡子"，其聚处多在邻省交界处、各州县接壤之所，名为"三不管"之地。

……不但缉捕难于得力，且有凶焰日张，大非昔比之势。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

以上官员的泛泛陈述，也经事实证明。以下即为一些涉及多省的捻党活动。嘉庆十九年，一直活动于江南之丰县、河南之夏邑、安徽之亳州及东省之金乡、城武、曹县、郓城、定陶、菏泽等处的盗首于大闹、于二闹因金乡县捕役李成三等20余人往拿，将差役李鳌杀死。

二十二年九月，因山东金乡县官府购线往拿，获其伙党一名，遂挟仇将眼目姬崇起杀伤殒命。二十三年，二人被捕获。

道光三年五月，盐枭张建礼等被捕。张建礼为江南、山东、河南各处私枭巨魁，被称为"著名积恶、最要首犯"。

平日"护枭窝盗，扰诈良民，强占妇女"。白龙王庙私关，即其派出党羽。王琯系蒙城皂役，为张建礼耳目。

二人曾被颍州府知府杨国桢访拿收禁，后被署蒙城县知县王郊释放。再次被抓后，清廷谕令严行惩办。

道光二十年，山东土匪宗洪纠众扰太和，知县图隆阿击走之。道光二十二年，江苏萧县马宗禹、纵红及其弟纵友起意结捻，当地和附近皖、豫、鲁等地150多人加入，购置枪械，在萧县、铜山、沛县及河南、安徽的宿州、亳州等地，行劫商铺、富户。因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清军的进剿，纵红等被捕。

除了这些涉及多省的活动，在皖省境内，捻党频繁活动之地以阜阳为最。嘉道年间的捻党活动多和阜阳有关系。

嘉庆十七年，阜阳李天罡起意结捻，与族人李大山等携带刀枪，讹诈饭食钱物。冬，阜阳郑克让等18人同河南新蔡王义等17人，互相械斗，双方共有5人丧命，郑克让等被执，王义逃。

嘉庆二十五年，阜阳赵四（赵四大王、赵四老虎）起意结捻，与夏宽（夏五国公）、杨气等向富户讹索酒食、钱文，抢夺牛、马、驴等勒账。

道光元年，阜阳张细狗（赵细狗）等行劫牛驴马匹勒赎。道光二年，阜阳张保儿（张保先）等窃得驴子与牛马勒赎。道光三年，阜阳巩三等开场聚赌斗殴，打伤乡保。

道光十三年，安徽庐州（今合肥）、凤阳、颖州等地，有“匪棍”郝启倡（绰号巡河大王）等占据码头，非其伙党，不容贩卖私盐，又领拽刀手往来活动，"敛派盐贩钱文，动辄数百千"，他们"要结人心，党羽益众"。

由陶澍的描述以及捻党的具体活动可以看出，捻党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他们即使有反政府的行为，也没有"反满反清"的意识，没有专门针对满人的行为。

后来张洛行捻军起义，定五旗军制，自称"大汉盟主"、"大汉永王"，太平天国封他为"沃王"，也未见有明确的"反满”文书。

只有归德府七品军功窦士铨等赴京联名控告张洛行、苏添福等“罪行”时，在所附“江南河南捻党首领名单”中称张洛行“伪号大汉明命王，公议盟主"。

只有这个"大汉明命王"，带有"反满"的性质，"大汉"和"明命王"，皆触到清朝政府的痛处。但是，这个称号之后又有"公议盟主"，冲抵了前面"大汉明命王"的可信性，且述者又为"河南归德七品军功"，更让人怀疑这个称号的真实性。

本来张洛行捻军和附近河南人就经常械斗，双方有仇隙，再加上此人为七品军功，赴京求救，完全有可能夸大其词，以增加清政府对捻军的更多反感，达到快速消灭捻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