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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和族群之间的关系都与以往不同。

前人对元朝民族问题的探讨多著重于文化层面，多以“蒙古化”与“汉化”为二元结构进行探讨。

然而，元代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单一不变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经常会伴随着局势的改变而出现多重的面孔和多样的层面。

元初的水运将游牧民族、江南人、回人连接在了一起，在水运与水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蒙古人、异色目人、北方汉人与南方人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阿合玛时代的部族政治斗争与漕粮水运受阻

本文从在元代开始南北运输以前，部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忽必烈在早期被任命掌管汉地，后来又和阿里不哥一起夺取蒙古汗之权，这也是他通过掌管汉地而得到的军事实力、人才和物资的基础。

所以，忽必烈在登基之时，虽然对蒙古贵族十分看重，对西方各路人才也十分看重，但在政治上，他更看重北方的汉人，比如中书省中的王文，负责政务和财政，教育方面，他依靠许衡和姚枢，以及分布在河南、河北和山东的汉人侯爵。

“正统三年，江淮总督李璮谋山东叛乱，屠戮了蒙古驻守的军队，将金朝的涟、海等州拱手相让，虽然被平定，但是却也让忽必烈对华北的汉族失去了信心。

曾经被汉人欺压过的西域人，乘着这个机会，劝道：“我虽然经常偷国家钱财，但没有一个读书人敢造反。”

关于李璮谋反和王文统的疑案，以及其在元初年被杀害后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学界早已讨论过许多次。此后，华北地区的汉族官僚势力被遏制，而善于“理财”的回族阿合马逐渐得到了忽必烈的重视，执掌政权十余年，其在蒙古政权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

元朝灭亡后，南洋水运的开放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大都地处华北大草原的北部边缘，由江南向北方运送水运和粮草，其困难是史无前例的。自元朝至元12年（1275）起，元代通过华北大通道运输漕粮，但因大通道老化，水流不畅，且为逆流而行，故需经陆路运输。

“惧兀尔人合剌普时为漕运司，掌管着江南的粮道，在运送粮食的过程中，曾有数起船只失事，“江南运送粮食的船只，从邗沟达大江，十有八九会被淹死。”漕粮路耗时间长，效率低，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元朝的运转。因此，寻找一条安全稳定的漕粮路，便成了元朝的当务之急。

阿合马在位期间，开辟南北向输水通道的是济州河、胶莱渠等水利枢纽。从济州到安山的须州河道，改变了原有河道的迂回曲折和逆流而上的缺点，采用了“截断”的方法，节约了运费，提高了效率。

最初受命于宁夏人来阿八赤，在金元十四年（1277）时，他曾任中顺司空，兼御膳房总管。其职能为“掌供玉食”，其下设“尚珍署”，其职能为“掌管济宁及周边地区的田土子粒，以备酿酒之用”。

济宁即济州水流经之地，据《元史》记载，乃阿八赤“统领一方之屯”，其对济州之事，应知之甚详。

元廷在公元18年10月，将阿八赤调到胶莱，“是年阿八失被封为益都诸道统领，兼诸道统领。”

济州大江继续向前，同年12月，元廷派奥鲁赤、刘都水等人，授宣差印，派大名和卫州的新兵，往济州协助大江劳作。

胶莱海峡横贯胶州湾与莱州湾，为避免渤海湾口岛与珊瑚礁密集之地，

此舟自江南起，顺古运河，下淮安，淮河之滨，易闸者七，而后下海，依海而下，下到胶州湾，再下胶莱，进入渤海湾。

这一项目的建立者，是莱州人姚演，他在公元十四年，将涟州和海州的荒田，捐给了淮东和淮西两个地方的巡逻队。这个巡逻队隶属于宣徽院，负责管理巡逻队的进项，以维持巡逻队的日常生活。

姚演和来阿八赤一样，都是代表皇家利益的代表人物。阿合马于西元17年（1280)7月，向中书省大臣郝祯和耿仁等提出，“以钞万锭为雇直，并赐米之用”。

姚演在十八年九月份，建议益都，淄莱，宁海三州减半，用作治水之用，阿合马与中书省大臣商讨后，赞成此建议。由于济州河和胶莱运河关系到皇家的利益，所以在阿合马旗下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拥护。

从阿合马领掌管财务开始，倾向于“汉法”的蒙古王公与部分汉人官僚儒生就与阿合马的“回回法”派系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并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来。

水运项目固然对王公贵族们的领地有好处，但对华北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大量的资源，这对北方人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元初"江南党帮"与运粮船运

至元19年3月阿合马遇刺，胶莱大渠屡受阻挠，“因海沙阻隔，再加上泥沙淤塞，终于不能通行，徒伤百姓。”

济州河的修建，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河道太过浅薄，根本无法通行，方圆五十里之内，都会被淤塞，水流断流，车辆运输困难，耗费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派系的领袖伯颜建议元廷运送粮食，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次政治举动。

首先，时间上来说，阿合马死后，他在中央各部和南部诸行省的亲信都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革职，这个时候伯颜提出尝试漕粮运的建议，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掌握国家的漕运命运。

其实，这次征宋的总指挥，原本是主张通过水路运输的，他看到江南各乡镇之间，都有运河相连，运输速度大大加快，于是他就建议将运河打通，“既然南北合一，那么就应该打通运河，让四海通畅，从四面八方进贡给京城，这对我帝国来说，是一件长久的好事。”

伯颜征宋于元12年在返回大都路上，又与总督马志贞及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一起，在山东一带考察，尝试打通泗水与汶水，方便运输。

然而，阿合马与伯言之间并无善缘，彼此间也有诸多摩擦，在讨伐宋朝时所获的利益以及江南区域的权利划分等问题上颇有分歧。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阿合马又上书将江淮行省的平章事阿里伯和右丞燕铁木尔处死，并以他的亲信代替，理由是私换官吏，私卖官粮。

由于两党之间的势力斗争十分剧烈，因此，阿合马在当政时期也不会赞成伯颜和他所领导的“江南政权”对漕运的掌管。

其次，在元代灭亡后，元代的民族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批的南宋臣民加入了元代政权，构成了一支不可忽略的强大势力。

伯颜奏请任命的水军将领，大部分都是他在宋军中收编的水军将领。譬如罗璧，本是镇江人，在南宋末期曾任浙西路马步军副统领，在元兵南侵时，领兵归降，被封为宣武大将军，掌管千里。

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跟随张弘范出征崖山战役，后在长江口地区坐镇剿匪，可谓是对水军了如指掌，又被任命为淮原大将军，掌开海道，以备粮草入京，被任命为怀远大将军掌管万里，掌管海运粮草。

张瑄与朱清作是元初开辟漕运之路的重要角色，他们本是长江口附近的一伙水匪，常年在东海游荡，对中国东方的航线了如指掌，以劫掠和贩卖私货为生，曾多次背叛过南宋。

董文炳从江阴起，向临安进发，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招讨司王世强等人向张轩等人求援，“在张轩的船坞中建造了一座船坞，诏书上写着‘韦德’，让韦德投降，赐予‘韦德’五百条‘帆船’。

在开启水运以前，他们就曾在元初参加过许多次海战。至元13年（1276)，从博言的军队从临安出发，克了上海，然后进入了吴淞江。宋主收了钱，向宋王求援，他们按照博言的吩咐，将从宋朝国库中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古籍等财物，由海路运到了大都。

之后，入广东，参加了“崖山口”之役，入元16年（1279)，入日本，入元17年，破宋二王，授张瑄为“海南岛招讨使”，佩带“虎令”

从将军陈吊眼阿塔海平到福建.到了十八年，朱清平灭了山东沿海的土匪，击杀了宋都统崔顺，将他的军队一网打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赐。

到了公元20年12月，由于朱清和张瑄在开辟海上航线上的贡献，伯言与中书省平章扎散和左丞相麦士丁一起，向朱清和张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两人在朝野讨论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江淮行省总管，伯颜征宋时的大将，却是负责海运的万户府达鲁花赤，可见朱和张这两个“南人”并不能获得他们的完全信任，所以他派他们去盯着这两个人，其用意不言而喻。

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册封，也是众说纷纭，都统羽翼未丰，左相阿刺帖木儿，右相崔彧，右相光刺帖木儿，都上疏，上书两位统领的海路军队，途经沿海郡县，扰乱了沿岸百姓的生活，请求总督严加管制，禁止他们的船只，并向枢密院建议，在山东临海一带调集兵力，建立驻军，以备不时之需。

至于朝廷给他们的册封，他们也是持不同看法的。从朝堂上争论的白热化来看，他们对南方水军的不信服，早在水军开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结尾部分

尽管伯颜等人一直主张开放水陆两路，但水陆两路的优势并不是很大。至元22年（1285)2月，中书省参政布鲁迷失，上疏上书，每年自江南运送粮食一千万斤，“自海上运送粮食数十万斤，由阿八赤和乐实两位大人新修，运送粮食六十万斤。济洲奥鲁赤挑起的这条河流，一共有三十万吨的货物。

海上运输，占据了百分之十的份额。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中书平章尚书薛彻干等人上书，说四年来，海运共一百一十万斤粮食，到了京师八十四万斤粮食，未到的粮食十七万斤粮食，张瑄、朱清等人争辩说，江南虽小，但京中却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在海上，危险重重，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必须放弃粮食。

显然，因为朝廷担心张瑄和朱清控制水运的能力，再加上水运技术的不够完善，所以水运并没有成为水运的主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回回海商集团与元代海洋政策》

2.《烟台大学学报》

3.《永乐大典》

4.《元典章》

文/木桥说

编辑/木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