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经受不住外国银元诱惑，盗卖云冈石窟佛头换取利益

1930年6月18日，伊东忠太在北平中国营造学社的演讲，提及云冈石窟：

见此云冈之艺术，知日本飞鸟（时代）式（艺术）之所自，更讨论六朝艺术之源流，而溯西域地方，尤于犍陀罗、印度、希腊等，得知东洋艺术之潮流也。

寥寥数百字，并未言及云冈佛像的保存状况，更未提及有佛像被盗凿的情形。可能这不是建筑学家关心的话题。殊不知正在当时，云冈石窟佛像被盗卖一事，已成为坊间沸沸扬扬的话题，这大约跟1929年集中发生的盗凿案件有关。

1930年12月《燕京学报》第八期《民国十八、十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中，有《云冈石佛之厄运》一篇，编者按写道：

山西大同云冈石佛为晋北古迹，去年（1929年）四月至八月间，被外来军阀勾结古董商，与附近村民乘夜斧凿佛头九十六颗，私首外人。自此消息传出后，国家学术机构至为痛惜，纷纷函电地方主管机关严加保护，使我国古代文化美术之胜迹不致再受摧残。古物保管委员会曾派常惠君前往调查···

据常惠于1929年9月29日完成的《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

常惠详细罗列了他的调查结果，失去佛头数目总数为81个，且均记为佛头，是否佛像头部或菩萨像头部之外的其他雕刻部件也算在内呢？因为是根据遗迹凿痕进行统计，被盗的佛头皆未能截获扣留，此近百个被盗的佛头，恐怕也不只是1929年5月至9月间被盗的，应该把之前被盗的也算在内了，而且它们未必是云冈石窟被盗佛像和雕刻的全部。那么，它们最终都散失到国外了吗？

常惠《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述及佛头损失的原因：

其所以失去如此之多者，在于今年（1929年）五月初，有某军副官一名，来自张家口，带有马弁一名，兵士四名，及一姓郑者，另一古董商刘某，假作游历，并用零钱散施当地穷人，诱其帮忙斫凿佛头。及寺僧知晓，急速报县，县中赶派警察到来，某副官已携带斫下之佛头行至观音堂，正与警察相遇，一方兵士故与警察捣乱，一方副官携带佛头从旁路逃走。结果一无所获，只捕获嫌疑犯二名，一为古董商刘某，一为当地流氓刑润喜。后县中以刑润喜无甚嫌疑，将其释放。然不知邢某正属盗犯之一，回村后更为胆大，从此勾结该村无业之人，夜夜斫凿，故此次损失实为一大原因。虽中央及省政府叠令保护，然县中张贴告示，派警巡查，均属枉然。闻警察亦有与被勾结使钱之事。及至八月间，大同县长亲自视察一次，又由僧人告发当地流氓盗佛人十余名，由县中逮捕拘押，事始稍息。由今年（1929年）五月至九月止，此数月共盗去的佛头约百颗。

云冈石佛寺僧人告发盗卖佛头的云冈堡村人有邢有功、孙庆寿、邓万寿、王海、苏远来（在逃，其父苏玉宽被押）、邢润喜（即前次释放者），以上六名被捕在押；邢狗子、邢老孩、兰福海（以上三名在逃）。

常惠在报告中也论及云冈石窟的保护：

二十五日回至大同，赴县署与县长作最后之接洽，请县中应行注意事项如下：1.由县中派警察长期驻守。2.不时派员密查有无偷盗及伤毁佛像情事。3.预防驻守警察疏忽，或与村人及古玩商勾结。4.如有外人游历，预防其偷取及伤毁。5.零星修理，由县中及本地绅董担任；较大工程，则请中央拨款云。

古物保管委员会隶属教育部，常惠的云冈石窟调查报告发表于《燕京学报》之前，应在1929年9月29日完稿之时，便已呈送相关部门和人士作为咨政参考，包括当时直接隶属国民政府的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可能意识到事关重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遂于10月12日派赵邦彦赴云冈再做调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于10月15日给掌控山西军政的阎锡山发电云：

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

同时蔡元培还致电在北平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山西大同云冈石像，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国宝消亡，至深愤惜。除电间公百川迅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外，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古物保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文物管理机构。

赵邦彦在云冈调查历时半月，写有《调查云冈造像小记》，统计被盗佛头137个：第1洞（石鼓洞）22个；第2洞（寒泉洞）7个；第5洞（楼窑子）9个；第6洞（寄骨洞）3个；第7洞（寺顶）6个；第10洞（菩萨洞）4个；第14洞（接引佛洞）4个；第29洞15个；第31洞4个；第40洞1个；第42洞7个；第43洞13个；鲁班窑洞36个。对比此前常惠的统计，被盗佛头多出了近40个其中鲁班窑两洞不在云冈石窟群内，常惠未统计。此外赵邦彦和常惠统计有出人的地方，可能是他跟常惠的研判方式不同，同时也不排除在他们二人调查间隔的半个月中，又有佛头被盗走。

1933年9月28日，《北洋画报》登载了铮然《记大同云岗（冈）石窟寺》：

云岗（冈）石佛，以本地人诱于利，屡有盗卖情事。当民国十八年七、八月间，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至今犹留裂痕，并以红色标号记之。去岁（1932年）又有某国人来同收买五头佛，曾出价数万，幸经地方人士反对，始未沦入外人之手。

铮然之署名，肯定是笔名，其背后的真人即是林徽因，当时她正与梁思成在云冈石窟考察。他们不可能不关心云冈石窟佛造像被盗凿一事，而且，他们跟美国、日本来华学者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了解很多中国文物被贩卖到国外的情况。文中所说红色标号至今仍依稀可见，不知是否与1929年标记对应；所述“五头佛”，即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在云冈石窟中不止一个，以第8窟（沙畹标注第4窟）门拱西壁者最为盛况，现今犹存。从技术角度考量，在没有电动切割机械的20世纪30年代，想盗凿这尊浮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1930年之后，那里已经不是窃贼任意撒野的地方了。

铮然记述云冈石窟“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与之相对应的是丰子恺1931年《云冈石窟》中，也记为91个。关于云冈石窟被盗造像的数目，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傅振伦《雁北考古日记》载：“经1927年7月11日调查，已惨遭破坏。佛头即损失了三百多个，售价三百元至千元不等。”傅振伦所述调查在常惠之前，难以考量出处，是否因自然侵害损毁的佛头也被列入被盗的范围呢？

厉寿田《云冈石窟寺源流考》（1937年）记：

云冈山岩多系沙石，不能持久。诸佛窟龛，风雨侵蚀，山水渗剥，历千年之数，今尚存三分之二，实属侥幸。国人弃之荒郊，不知爱护，一任村夫愚妇、牧童野老之破坏，甚为可惜。四十年前，有日本人（伊东忠太）来寺研究考察，发表言论，介绍于世界，价值倍增。于是，日本之考古家纷纷阴谋攫取石佛以资研究，并且陈列于日本之博物馆。于是勾结本地之奸民盗窃折毁，转售日人，希图渔利。一佛能售银币数十圆，一佛头能售数圆。自此石佛痛遭巨劫，尤以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至八月中，所损甚多。西部诸窟破坏特甚，有全身凿去者，有将佛头凿去者，总数约在千数以上。后为官方闻知，考查属实，方始设法保护，禁止斫伐。于是千余年不为国人所注意之地，开始受人青眼相待。

厉寿田是大同当地人士，其所述所感是非常客观真实的，只是佛像被盗凿达千数以上这样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数字，或许是出于真实客观的所见所闻而发出的愤慨吧。

厉寿田在《云冈石窟寺源流考》中，也记述了云冈石窟受官方保护的情形：“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大同县当局奉阎总司令（阎锡山）之命令，始行派警保护。”这是常惠和赵邦彦调查云冈石窟、蔡元培致电阎锡山之后的举措。厉寿田还记述“二十年（1931年）秋，由大同县地方事务协进会发起，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加紧管理，设警长一人，警士数人，专司看守”。至此，云冈石窟佛像被盗凿的情况终于结束了。回想此前的乱象，正如大同当地人许殿玺《云冈叹》诗云：“时逢乱世出败子，勾结外贼作强梁。累累斧凿无头像，毁坏国宝换银洋。高下前后皆扫兴，归途忡忡实彷徨。这年正值九一八，灯下沧桑话太长。”

是的，“九一八事变”后以至“七七事变”后，包括大同在内的华北的大片国土成为沦陷区，这在日军看来似乎将成为他们“永久的属地”吧。尤其是日军侵占大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1939年9月1日成立后，作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基层机构的晋北政厅，制定了云冈石佛寺保存计划，其实行者是政厅文教科的财团法人“大同石佛保存协赞会”。同时由军队管辖云冈石窟，竖立了“破坏石窟者格杀勿论”的告示牌。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自1938年至1945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勘测、调查。所谓的保护，对于学者这是出于研究层面的人文情感，但在战争侵略的背景下，很难说这不是出于文化侵略的目的，否则学者也难以获得相应的自由度和特权，在勘测的同时进行发掘并获得出土品，而且他们调查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云冈石窟，而是追随着日军侵略者的铁蹄延伸到更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