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31日，瑞典政府承认西班牙新兴政权，仅仅在西班牙内战正式结束的几个小时之前。而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瑞典正式承认该政权一周后，弗朗哥政权的当局请求同意派遣新的西班牙大使到瑞典，因为费尔南多·瓦尔德斯应自己的请求被派往芬兰。

费尔南多·瓦尔德斯很快办理了手续，4月21日，收到瑞典的同意后，新的大使何塞·德·兰德乔·阿连德萨拉扎尔接任西班牙使馆。

他在25日提交了他的信任书，并一直担任西班牙驻瑞典大使直到1949年。

一、瑞典外交官眼中的战后西班牙：弗朗科政权背后的真实面貌

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三天后，瑞典驻里斯本的大使向斯德哥尔摩传达了一份报告，描述了弗朗哥所犯下的暴行。

报告中提到了一种"沉默的恐惧"：该报告称巴塞罗那沦陷后的24小时内，所有的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接到了警察的拜访，德国的盖世太保已经设立了自己的监狱，"由德国秘密警察指导的"弗朗哥的警察随心所欲，不需向政府报告。

于是瑞典的卡尔王子打算写信给弗朗哥，要求他以"人道"对待共和派人士，但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后，他对这样做的适当性产生了疑虑。

贝伦克鲁茨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因为这可能会被误解。

与此同时，贝伦克鲁茨在布尔戈斯被新任瑞典驻西班牙大使卡尔·伊万·韦斯特曼取代。

这位瑞典外交官是正义部长卡尔·古斯塔夫·韦斯特曼的兄弟。

他在1936年夏天曾任外交部长，在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之前，卡尔·伊万·韦斯特曼曾在伯尔尼担任瑞典大使，并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工作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并未因为被任命到马德里而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认为此前在瑞士的任务，就是一个反对弗朗哥政权的瑞典政策的发言人，可能会对他的任务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对瑞典外交来说，马德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在布尔戈斯和斯德哥尔摩的关系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弗朗哥军队所俘获的瑞典国际旅的自由力。

其中就有克努特·比约尔克或拉斯·贝格伦，被关在省级的监狱里，但大多数人都在圣佩德罗·德·卡德纳的集中营里，还有一位名叫伊萨克·马特森，当时已经去世。

瑞典当局之所以对弗朗哥所俘虏的瑞典国际旅如此详细了解。

一方面是因为瑞典法律禁止在这些人加入军队。而另一方面，主要通过瑞典安全警察来获取，甚至有些情况是直接通过德国秘密警察那里收到的信息。

到了四月份瑞典国际旅大多数人被释放。到1939年8月底，只剩下三人：前两位在九月份被释放，最后一位则不得不等到1940年，并要求外交部长贝格贝德将军直接干预。

而另一个困扰瑞典和西班牙之间关系的则是双边问题，主要是西班牙试图让一位西班牙法官的海牙法院候选资格获得支持。这些工作进行得相当保密。

7月7日，兰德乔与桑德勒进行了会谈，后者告诉他，瑞典政府欣赏这种互惠的提议，因为它显示了西班牙政府对海牙永久法院的兴趣，并将在部长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

7月14日，瑞典大使向西班牙外交官通报了瑞典政府对所提议的计划接受，并明确表示该协议应严格保密。

瑞典和西班牙将各自向法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在事情在8月底的奥斯陆会议上提出时，支持对方的候选人。

但由于战争的爆发，1939年9月法庭的会议无法举行，这个问题暂时失去原有的意义。到了12月，决定暂时不进行法庭人员更行。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班牙和瑞典之间的合作计划又一次落空。因为它们都是传统的中立国，这也决定了两国的再次合作。

实际上，纳粹德国在对波兰的完成攻击后，很快就会两国就开始了具体化合作尝试。

二、约瑟夫·兰德霍和里卡德·桑德勒之间的对话背景

1939年3月，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和德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设立的保护地的建立，国际局势瞬间紧张起来，这也成为了驻斯德哥尔摩西班牙使馆最关注的中心问题。

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性，以及身边拥有如此强大的邻国，促使瑞典政界人士宣称瑞典将实施严格的中立政策。

桑德勒在1939年6月，在弗雷德里克斯坦发表演说时，就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时丹麦已经与德国签订了不侵犯协议。

8月27日，瑞典的首相阿尔宾·汉森再次公开了瑞典的立场。

当时西班牙大使馆通过电报报告了他的讲话内容：“昨天下午在公开会议上，首相发表了演讲，表达了瑞典保持中立的意愿，尽管国会并未解散，但已经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主要是储备足够长时间的食品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瑞典就就开始禁止了未经许可的商品进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向德国出口了大量的产品，不仅包括瑞典的商品，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商品，结果导致同盟国将封锁德国的行动扩展到了瑞典。

这种情况导致了瑞典的食物供应短缺，必须进行配给。瑞典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只能寻求一种“中立协商”的办法，允许向双方出口铁和木材，以换取其他产品。

随着德国入侵波兰，并被法国和英国宣战后，兰德乔进一步表明瑞典的立场。

所以最终瑞典政府宣布在“英法德战争”和“德波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

德国向瑞典政府表示，希望维持与瑞典的全面商业关系。

瑞典政府接受了这个请求，宣布其意图是与所有交战国保持商业关系，并保证在尊重其中立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不会单方面采取限制性措施。

德国政府承诺，只要瑞典保持绝对的中立，就会尊重瑞典的领土不受侵犯和完整性。

而就在德国政府发出承诺的两天前，西班牙使馆已经向瑞典外交部通报了西班牙同行部门的第23号通告内容。

通告的主要内容是弗朗哥呼吁和平，阻止冲突扩大的呼吁，他引用了西班牙战争的经验，强调了战争国际化将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深刻而无法克服的破坏”。

瑞典政府回答说：“它高度赞赏西班牙的倡议，并愿意用所有的手段支持它，因为它欢迎“看到西班牙在希望为结束当前灾难做出贡献的国家之列。”

因此导致了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和瑞典外交部长瑞卡德·桑德勒之间的密切接触。

9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向外交团队开放的一般听证会上，两人进行了一次会谈，西班牙外交官提出了一项西班牙-瑞典联合声明，呼吁和平。

兰德乔报告说：“桑德勒表示愿意接受西班牙政府的指示，但他认为随着事件的发展，最好遵守呼吁的精神，而不是其字面意义。”

这种类型的声明只有在编写得使得瑞典的回应和西班牙的公告完全一致时，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桑德勒对斯德哥尔摩的使团团长们的全体听证会上，再次被讨论，由于两艘瑞典船只被鱼雷击中，因此在国内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愤慨。

瑞典以纤维素不在德国视为走私品的产品列表中为由，向柏林提出了抗议。

英国曾向瑞典提供保护其商船的建议，但德国已告知斯德哥尔摩接受这项提案将被视为敌对行为。桑德勒在会议上指出，中立国之间保持联系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有利的。

当时瑞典并未因为英国和德国的走私品列表而感受到威胁，因为与德国的贸易是通过波罗的海进行的，无论如何它都希望与英国达成协议。

瑞典希望通过与英国和德国达成具体协议的方式，比从原则上解决问题更能取得好的结果，否则可能被解读为偏向任何一方，从而置其中立地位于危险之中。

然而战争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商业关系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德国要求瑞典船主保证其货物的目的地中立国不会再次出口。同时英国对西班牙船主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三周后的一次最新会议中，西班牙部长“除了提到关于芬兰的必要问题外，又再次坚持他之前的观点，即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向交战国发送抗议信”。

桑德勒猜测，瑞典对这个可能感兴趣，但遗憾的是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商业协议可能比通过法律论证更能得到更多的收益。

桑德勒提到的“关于芬兰”的问题，就是由于苏联对芬兰的要求而产生的紧张局势，这导致了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的攻击，从而引发了为期100天的冬季战争。

在这期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勇地抵抗了其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敌人的攻击。

三、北欧峰会背后的危机：冬季战争的导火索

10月12日，兰德乔向上级报告称，无论是在政府圈子里，还是在公众舆论中，瑞典都对苏联可能对芬兰发动攻击的威胁感到非常不安，这可能会导致瑞典卷入冲突中。

瑞典已经采取了军事防备措施，进行了一场“伪装的动员”。

第二天，他宣布北欧国家的首脑们将在斯德哥尔摩开峰会，而且瑞典权威圈子中有人评论说：“英国政府对瑞典政府关于若瑞典遭受俄罗斯侵略是否可以依赖其支持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同一时期，德国媒体对瑞典外交部长里卡德·桑德勒发起了猛烈攻击，指责他是瑞典和第三帝国良好关系的障碍。

这些攻击的直接后果是桑德勒在1939年12月13日被一位没有任何政党背景的新外交部长取代。

被选中的人是克里斯蒂安·冈瑟，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如果没有爆发内战，他将于1936年成为瑞典驻马德里大使，后来成为瑞典外交部部长秘书，在与佛朗哥的西班牙关系方面，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瑞典驻马德里外交官对后战争时期的西班牙的看法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提一下瑞典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大使卡尔·伊万·韦斯特曼和使馆顾问兰纳特·佩特里，关于佛朗哥西班牙战后初期的总体看法。

韦斯特曼于1939年至1945年担任瑞典驻马德里大使，除1941-42年期间被派往芬兰外。

佩特里从1939年到1941年担任秘书，多年后又回到西班牙，成为刚刚建立的西班牙民主制度的首位瑞典大使，任期为1976年至1980年。

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兰纳特·佩特里生动地描述了他在1939年西班牙的经历，这是他的第一个外交工作地。

刚到达布尔戈斯后，他陪同韦斯特曼前往马德里，参加了1939年5月19日的胜利游行。

在讲述旅行的种种遭遇后，佩特里详细叙述了他们对马德里瑞典使馆大楼的视察。

战争结束时，弗朗哥政权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前景，需要处理三年内战带来的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随着世界大战的开始，西班牙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位以及重要性将发生剧变。

韦斯特曼的任务是关注并向斯德哥尔摩报告西班牙可能加入轴心国的情况。

尽管法西斯分子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同情，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压力，韦斯特曼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当微小，因为西班牙实际上无法承受一场新战争，否则将冒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的风险。

总的来说：韦斯特曼对弗朗哥政权持批评态度，但他的观点并非全然消极。他报道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突，以及上层阶级对改革的抵制。

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政权，都在建立一个或多或少稳定的政府形式上遇到了困难。

在1941年3月结束他的西班牙任务时，韦斯特曼得出结论，该政权在二战中欧洲独裁政权遭遇失败后，很难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