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被搬上舞台后

由家政女工出演的剧场作品《分·身》一结束，坐在后排观众席上的张苟立刻冲出了剧场，她害怕灯光打开后，其他人会看到自己情绪失控的样子。她想到远在山东小县城的母亲，妈妈从来没跳过舞，也没有机会像参演的17位家政工姐妹一样，用身体自由地表达自己。

受触动的不止张苟，演出期间观众席上传出此起彼伏吸鼻子的声音。《分·身》呈现了家政女工的日常家务劳动，比如打蛋液、掂锅，用手臂甩动衣服比拟洗衣机滚动时的漩涡。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家务劳动经过艺术表达，在舞台上被聚光灯照亮的时候，被看见的不仅仅是3700万家政工，还有无数个默默承担家务劳动的全职主妇或家庭妇女。她可能是母亲、妻子、女儿，或者是你自己。

《分·身》的创作团队并不想盲目随意地礼赞女性的苦难和奉献，而是本真地呈现女性的共同生命体验。“身体因重复劳动变得僵硬，几乎忘记人与人之间还可以通过拥抱这样的身体接触互相联结, 忽视身体的同时也回避自己的情感和需求”这可能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状态。

参演者和幕后人员都是幸运的，《分·身》为她们打开了一个感受自己的身体、觉察自我的窗口。而敏感的观众，或许能透过这部剧，看见女性共同的处境。

给你一个真切的拥抱，我们就都是活着的

《分·身》采用一种小众的表演形式 “接触即兴”。不同人初次体验“接触即兴”的感受很不一样。

在众多参演者中，戴晓璐年轻的面孔引人注意，她是纪录片编导，为了积累素材，以体验者身份参与排演。她记得第一次练习中，和一位家政工姐妹背靠背，互相交换身体重心。她感受到对方的背是热乎乎的，也感受到另一具身体的重量， “对方竟愿意把身体重心交给我吗？” ，这突如其来的信任让她觉察到，自己内心竟是长久封闭着的，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家政工姐妹对“接触即兴”这种表演形式也很陌生，有些人一开始甚至是抵触的，觉得“没什么意思，顶来顶去的，哪有广场舞得劲儿” 。

或许可以用“拥抱”这一生活中常见的身体接触，尝试理解接触即兴：你的身体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给对方一个常见的拥抱，或者抱住对方的大腿。对方则会做出反应，她可能会选择俯下身抱住你的背。“接触即兴”鼓励身体接触时，听从身体本能而不是思维去做出选择, 它重视身体即时的、当下的真实反应。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两个人，每次拥抱的姿态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家政女工小燕不习惯肢体接触：“什么搂啊抱啊，咱农村人多不好意思”。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和别人拥抱过，哪怕是和丈夫。和不熟悉的人拥抱更让她觉得尴尬，一开始她只是在旁边看大家排练。看到第七回，小燕在姐妹鼓励下加入了。

“刚开始抱没一点感觉，后来遇着一个跟我一样不爱说话的姐妹，我俩抱在一块的时候，就觉着舍不下她。我俩平时聊天，说到儿子离婚的事我伤心，两个人抱一下，就是给了我力量。”小燕说，后来和其他家政工姐妹熟络起来，反而首先是通过身体接触。

关于“拥抱”和“身体感受”，家政工姐妹们在一次练习中有过深入讨论。有位姐妹说，有时候不是不想拥抱，而是不敢。有一次她将要离家，很想抱一下姐姐，但她没有，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害怕自己会哭出来。话题延伸到 “如何面对身体欲望”，有人干脆就不回答，有人说会玩手机斗地主转移注意力。一位戴眼镜的大姐说，她会洗完澡半裸着，双手环抱住自己。

进入排练后期，身体接触的力量越来打动人。一段影像记录了一次彩排：一位穿绿色上衣的大姐抱着一位穿褐色衣服大姐的大腿，《分·身》导演廖书艺在画面外轻声地指引：现在轻轻地抱住对方，然后慢慢地分离。褐色衣大姐逐渐从拥抱中抽身，绿色上衣的大姐拽住她的双手，紧紧不放。褐衣大姐慢慢往后退，在地上将绿衣大姐拖行了几米，然后缓慢地分离，对视，身体像磁石一样再次抱在一起。

两位家政工姐妹上演“拥抱与分离”。摄影：李润筠

一开始，有位在旁边围观的家政大姐忍不住笑了一下。但在排练接近尾声时，几乎所有大姐们都哭了，有人说想到自己背井离乡时依依不舍的孩子。这一段在《分·身》上演时，观众席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吸鼻子的声音。

台下，“拥抱”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家政姐妹们只要一见面就要互相拥抱一下。在演出开始前，一位女性观众刚走到家政工姐妹身边，就被一位大姐紧紧抱住了，她觉得特别温暖。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观后感：“在彼此之间的连接日渐式微的今天，我给你一个真切的拥抱，我们就都是真的活着的。”

一个觉察自己的机会

纪录片导演齐博跟拍了《分·身》的排练过程。十年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家政工群体的片子，但进展很不顺利。他说，这一群体的工作场景很难被看见，就算有雇主愿意配合拍摄，也很难拍到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北京某家政公司的拍摄经历。家政公司的经理要给家政工拍照，准备发给雇主。镜头里的阿姨的脸因紧张显得有些僵。举着手机摄像头的经理来了一句：“不会笑啊？”，阿姨尴尬地笑了一下。齐博觉得家政阿姨像一个商品。

第二天晚上收摄影设备的时候，公司老板很生气地说不准再来了，齐博觉得对方可能怕影响公司形象，被拍摄的大姐也觉得不自在。有位家政大姐准备从行李箱里取东西的时候，猛地转过头狠狠盯了摄像机一眼。“阿姨很防备，也能理解，毕竟没有人想把自己的行李箱打开给别人看” 齐博觉得很可惜，觉得家政公司的日常运转里，有很多细节都能展现家政女工的真实生存状态。

2012年，齐博在上海工作时，好朋友的母亲因伤住院，请他到医院帮忙。他记得，阿姨躺在医院大厅的移动病床上和他闲聊，谈到她从事家政行业以来遇到的雇主，说有些雇主已经成为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甚至要比家人更亲密。齐博觉得很震撼，产生了拍摄这一群体的想法。

2022年，他看到专门服务家政女工的公益组织“北京鸿雁社区服务中心”在招募志愿者，立马递出申请。

但跟拍的过程中，齐博一直在担心自己的男性身份会成为深入了解家政大姐们的最大阻碍。在他的镜头中，最打动他的两位大姐，反而是语言表达最少的，一位不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另一位插科打诨就过去了。

这种沉默不是个例。演出结束后，主持人邀请参演的家政工姐妹分享感受，话筒被大家推来推去： “你来讲”“她说的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 。

“过。”另一位阿姨说。

和舞台上舒展、自信的身体姿态不一样，现实生活中的她们是另外的样子。在雇主家，她们希望展现出靠谱的、情绪稳定的、能做事的专业形象，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不随意说话就不会出错，不会暴露出真实或脆弱的一面。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家政工不说话，雇主也“看不见”家政工。在一次分享交流中，有一位大姐说，“雇主只看你是不是把饭做好了，家务活干好了没有，孩子带好了没有”，另一位家政姐妹点点头：“确实不看，我那次理发两三天了，雇主才发现，说你理发了，什么时候理的？”有人接过话茬说：“现在的社会，雇主也要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别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连自己都关注不到。”

沉默也出现在家政大姐们自己家里。一位参演的家政工大姐个子高，她说从小听着 “长那么高难看死了，哪像个女孩子”这样的话长大，变得敏感自卑，在家很少说话，在外只要被人多看一眼就会脸红。

家政大姐小燕回想起来，没嫁人前，她是家里兄弟姐妹中最活泼的那个。结婚后在地里干农活、照顾年纪大的公婆、抚养孩子和偿还家庭债务，她感觉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自己身上，心里有了怨气，和丈夫一说话可能就会吵起来，慢慢变得不爱说话。

参加排练后，小燕觉得自己话多了也爱笑了，她提到自己头一回和陌生人搭话的场景。有一次她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和自己岁数相仿的女人，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一问发现果然对方也是个家政工，刚刚下户，小燕就邀请她到鸿雁来参加活动。搁在以前，她根本不会和陌生人说话，害怕被骗，也不想多管闲事。但现在，她觉得自己能帮到别人一点就特别开心。

对于家政工姐妹的细微变化，《分·身》制作人、鸿雁工作人员颜维旭觉得，相比大家常说的”突破自我”，“回归自我”更符合家政工姐妹参演过程中的状态。

这种体会是颜维旭在一次排练中感受到的。她发现家政姐妹张开双臂，模仿雁群飞翔的时候，很多人肩部紧绷，胳膊架在那里，到后面手臂都在发抖。

颜维旭当时想，要不要提醒一下她们，放松肩部就不会那么辛苦。但廖书艺觉得，那就是家政工姐妹们当时的身体经验所呈现的真实状态，如果直接去提醒她们可以怎么做，其实是对她们提出了要求，缺少了自身探索的过程。这不是作品的初衷，《分·身》应该包容不同人不同阶段的真实状态，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张开双臂的方式。

表演者模仿雁群飞翔。摄影：李润筠

鸿雁此前举办的两届艺术节分别采用影像和诗歌，这次选择通过身体呈现，鸿雁的负责人梅若认为，身体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对于家政工这一特殊群体来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强度地使用身体，但却没有机会更细腻、勇敢地去感知它，很少正视身体承载的情感和欲望。

梅若说，我们希望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觉察自己的机会，也许会有人在过程中发现，一些可能性被打开了。

有一位大姐说，她最深刻的记忆是躺在毯子上，被姐妹们拽着四个角用力向上抛，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消散了。她觉得排练是一种成长和挑战，更是让她不断回到孩童时代，认识真实的自己。

当女性决定不再忍耐

张苟在演出结束时冲出了剧场，在外面可以尽情地哭。她看到家政工姐妹们在舞台上特别自由地跳舞，想起之前在杭州一江边散步，有好多阿姨在桥下跳交谊舞，她坐在石头上看了好久。回家后，她和母亲提议退休后也可以去跳舞，但母亲却说从来没跳过舞。

张苟想，如果妈妈也能像家政工姐妹这样勇敢展现自己就好了。母亲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外出时不敢问路，把张苟往前一推：“你去问“。她也没有勇气离开婚姻，父亲频繁出轨，张苟因此很抗拒结婚，母亲认为男的多多少少会有出轨行为，她对张苟说：

“你要忍。”

张苟的母亲一直在隐忍，因为生了张苟——一个女孩子，母亲忍受着来自家庭的不公平对待。她记得小时候母亲说，你要证明给他们看，你一个女孩子也可以比男生强。张苟从山东某县城考上了山东大学，一毕业她就去了别处。

看完《分·身》，张苟意识到，自己和妈妈别说是拥抱了，就连肢体接触都很少。她在母亲身上看到肢体僵硬和情感回避。家里来客人，母亲准备好蔬果，然后略微佝偻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板凳上，也插不上话。她曾经想和母亲聊聊亲密关系，母亲觉得很好笑：“你一个小屁孩，知道些什么”。

张苟家乡的人们认为女性最好的归宿是考公，且最好是事少的岗位，方便照料家庭，然后嫁给一位公务员，实现阶级跃迁。此前每个春节，她默默听家里男性长辈一个又一个的上门说教。

2021年春节，她开始“发疯”。每个向她灌输“过来人经验”的人，都被张苟怼得脸色难看。敢于表达自我的勇气，是张苟走出家乡后在朋友们鼓励下获得的。去年春节，张苟发现母亲有了变化，每当有人劝母亲让张苟回老家工作，都会被呛回去：“家里太重男轻女了，谁愿意留在这”。以前母亲觉得自己老了穿颜色鲜艳的不适合，但现在她买了一件薄荷绿色的上衣，甚至有一次她看到女儿穿JK裙时说：“你这裙子真好看，我也想试一下”。

在剧场外，张苟说很想把母亲接到北京，让妈妈也看看《分·身》这样的演出，以及最重要的，她要和妈妈一起学跳舞。

表演者用衣服模拟扫地。摄影：郭若梅

除了“拥抱”，《分·身》引起共鸣的还有“家务劳动”。

排练时，廖书艺和大姐们一起尝试体现家政工作内容，展示她们是如何在无休无止的日常劳动中，大量使用身体。道具是一件衣服，大姐们很快想到，衣服可以变成扫把，在地上扫；用手臂把衣服甩动起来，像洗衣机在转。

大姐们还被引导拖拽那件衣服，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自己拖动的是什么并大声说出来：

“一桶油”，一位大姐轻松地拎着。

“一袋大米”，需要用力拖动

“一套房子”，步伐越来越沉重。

然后逐渐从实物演变成抽象的 “一家人”。

这一幕被搬上了舞台。大部分家庭中，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都是女性。这可能是为什么一些观众在观看时会想到母亲。台上的表演者正是每一位女性的分身。

观众李龙在演出某一刻突然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母亲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但这是不公平的。

他想起有一次母亲半个月不在家，没人做饭，爷俩过上了犹如丧家之犬的生活。父亲用摩托车载李龙在家乡县城里找餐馆，由于县城小，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经常一推开门看到下属或者熟人坐在里面，担心对方会抢着买单，他又默默关上门，跨上车找别的餐馆。两人经常在大太阳底下，骑着车不停地在县城里转。李龙记得，那阵子父亲取消了每天40分钟的午休。

另一名男性观众也表示在家是妻子承担家务：“她很懂事，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情吵过架”。在传统观念里，女性被认为“理所应当”承担更多家务劳动。

《2018年全国时间调查公报》显示，一天中，中国居民家务劳动平均时间为1小时26分钟。其中，男性45分钟，女性2小时6分钟；男性的家务劳动参与率为40.4%，女性75.6%。

有人认为，低估家务劳动的原因之一，是看不见生活中大量的隐形家务，比如给扫地机器人开路、挪动家具布局、收拾快递盒、掌握日用品的库存并及时补货等。

同样容易被忽视的是家务劳动中产生的情绪劳动，颜维旭觉得，这种现象在家政职业中得到集中体现。

颜维旭记得自己请过一位家政工阿姨，做菜很好吃但口味偏重，有一天她和阿姨说想吃清淡点的。但这之后，颜维旭发现阿姨有段时间好像不会做饭了。

后来，颜维旭在和家政工姐妹接触多了才理解阿姨为什么会这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做清淡点吗，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但对住家阿姨来说，雇主的喜好、情绪可能会决定自己的去留。有时候雇主简单一句话，家政工心里可能就翻江倒海，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

具体的人比演出更重要

《分·身》首演落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颜维旭感觉自己依旧沉浸在家政大姐们甩动的 那台“洗衣机”的漩涡中。

她见证了这个作品诞生的全过程，从排练到首演，时间跨越近3年，颜维旭前期参与了20多次排练，后期为演出做筹备。4月8日首演那天，她坐在观众席上成为一名观众，尽管对演出内容已经非常熟悉了，她还是几度眼眶湿润。

《分·身》原定在2022年11月26日首演，但在前一天， 3位家政工姐妹因为防疫被封在雇主家里。这种情况，主创团队很早就考虑到了。之前排练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这次有多少人能到场，人数最少的一次排练只有3个人。为此，廖书艺设计了可以容纳不同人数的内容框架，她们预期最糟糕的情况是最终可能只有几个演员上台。

排练中。摄影：李润筠

疫情期间，这个项目的支持资金中断，鸿雁想到以众筹的方式筹集经费，最终筹到3万多。作为道具的500件红色元素的衣服，也是向全国征集，从各地寄来北京。

为了首演，团队里几乎所有人都卯足了劲。颜维旭提前把道具放到车的后备箱，以防万一自己被封，其他人还能去去车上拿道具。负责现场音乐的工作人员演出前一天解封，当晚他决定去剧场打通宵。

演还是不演，到了做决定的关头，廖书艺犹豫了。她给颜维旭打电话，说被封的几个家政大姐几乎参与了每次排练，大家一起创作了很多演出内容，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如果没能参与，对她们来说那该是多大的遗憾。

这场“演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完成首演，那缺了谁都能演。但廖书艺和颜维旭觉得，相对于成功举办演出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尊重家政工姐妹的感受与参与。主创团队紧急和所有参演的家政工姐妹开了个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推迟演出，等待被困的家政工姐妹解封。做出这个决定时，舞台灯光设备已经在开往剧场的路上了。鸿雁团队向剧场和其他工作人员道歉，大家都很理解。

“暂停演出这件事，对我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以前我会觉得不演不成。洗衣机都已经转到这个程度了，除非发生剧场被封这种无法控制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都要转下去。”颜维旭说。

颠覆自己长期的工作习惯，颜维旭反而特别高兴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最终没有被那台不停转动的洗衣机裹挟，第一次把具体的“人”放在“事情”的前面，人不再被“工具化”。

另一个改变是，演后的交流环节上发言时，颜维旭只是去感受自己在紧张时震颤的音色，尊重这种状态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评判自己。随之而来的是，她能看见更多不同。

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这不仅发生在颜维旭身上，她提到“丸子汤”的事情：有一天，一位家政大姐给雇主做丸子汤，肉丸子捏得有点松，煮汤时散了。以前，大姐可能会特别难受，一直在自我否定，这下雇主肯定觉得我做得太差了。

但是这次，她顺其自然地说，今天的丸子汤做失败了。没想到雇主的孩子说，这样做特别好吃。

采写：南都记者郭若梅 发自北京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小燕”“张苟”“李龙”为化名，文中视频由北京鸿雁社区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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