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去掉滤镜，做一个诚实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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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曹寇突然搬回了老家八卦洲，并以这两年的村居生活为素材写了十几部短篇小说，结集为《鸭镇往事》。讲述返乡浪子遭遇的莫名尴尬，相互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忧郁沉思。

△作家曹寇

曹寇原名赵昌西，笔名“曹寇”是互联网野蛮生长时代某网络论坛初级会员“草寇”的谐音。2002年，曹寇开始混迹于“新小说论坛”“他们论坛”“橡皮论坛”，并深受韩东、朱文等作家发起的“断裂问卷”影响，汇入了民间写作的生态圈。

这么多年过去了，70后的曹寇在同代小说家里算得上高产，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小说集《金链汉子之歌》《在县城》《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长篇小说《十七年表》、随笔集《生活片》《我的骷髅》等。因为小说天然地带有一股草莽气，集精灵古怪、泼皮无赖、悲悯庄严于一体，曹寇常被冠以“先锋作家”之名。

早些年，曹寇会因为想写好而紧张，近来，他面对写作变得越发松弛，并试图削弱自己现实中作为写作者的存在感。不惑之后，他对宏大叙事、意义、主义、标签、架子等更加敬而远之了，“现在已经有大量宏大叙事的文艺作品，它首先让我产生审美疲劳，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也不太信任。事实上我们的宏大叙事真正能成立的、像样子的也很有限。比起超越个体之上的那些价值，我更关注人本身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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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某天晚上，曹寇突然开始思考人生：“碌碌半生，矫情了说，真是无言无形。然后我就想到了早已死去的父亲……他的主要‘业绩’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也无非两条：娶妻生子，砌房造屋。圣贤我学不了，只能向父亲学习了。”正好父亲去世时在八卦洲留下了宅基地，可以自己盖房子，在城市生活近二十年后，曹寇举家迁回了农村。

八卦洲是长江冲积的沙洲，四面环水，清代是旗人的封地，民国十八年放垦才有固定居民，历史很短。曹寇出生的时候这里是公社，后来为乡，再镇，现在被称为街道。说是农村，实际上已有若干公交线路通达江南江北，来往市区十分便利。和其他农村相似的是，现在的八卦洲，年轻人在外打工，老年人在家种地，取缔了茅房，铺设了沥青道路，严禁养猪和焚烧秸秆。

曹寇如今和哥哥一家住在同一个小院里，“我叫赵昌西，就住西边，赵昌东住在东边。”除了兄弟俩各自的小楼之外，小院里很整洁，角落里有造型雅致的木制凉亭，独辟一间房做厨房和餐厅，栽种各种绿植，几块菜地大多数时候由曹寇母亲侍弄。院子里趴着黑白杂色的小狗，看到生人立刻胆小又警觉地缩着脖子观察，受到惊吓忍不住“汪汪”吠一阵，主人出现才稍稍安下心来，“之前养了一只，被盗狗贼偷了，这就是中华田园犬的命运。”出门碰到隔壁老大爷骑着农用电动三轮笑着招呼，一时没注意脚下，连人带车打了个趔趄，“憨厚朴实”的印象扑面而来。

小院附近有林荫道，还有清澈碧绿的水流。第一次来的人，难免会想象《归园田居》那样诗情画意的生活。但在曹寇看来，这都是游客心理。和城里的生活相比，他的村居日常其实没有太多不同，无非一日三餐，想写的时候用电脑写点东西。唯一不同的是，不想写的时候可以挖点蚯蚓，找些没人承包的沟渠钓点小鱼。

对于真正住在农村的人来说，俊秀也好，穷山恶水也罢，都不过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曹寇将这一切尽量不加判断地记录了下来。这种真实的庸常无疑打破了那些或“伤心”猎奇、或“故园追忆”式写作的滤镜。“我试图展现的就是‘我知’的乡土世界。不寻求典型化，不奢望乡土层级的共鸣。”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曹寇感兴趣的只是游走其间、在时代浪潮下显得格外被动的“中华田园人”。在新书《鸭镇往事》里，有离乡打拼的女青年、迷恋钓鱼的中年人、往返于乡镇和市区之间的打工者、相互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事业和情感都存在竞争的青年教师……他们平凡、微不足道，不具备成为小说主角的特质，而曹寇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发掘和审视他们那些不被看见的微妙情绪。

如果写小说的人分为冷和热两种，曹寇绝对属于前者，“路遥的《人生》肯定是很热的，你能感觉到路遥的情感投射在里面。我是尽量避免这个东西，我更愿意充当一个诚实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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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同名短篇《鸭镇往事》的写作“缘起”，是一位女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曹寇看，故事讲一个小学老师，城里来了一个支教的，她喜欢人家，但人家不喜欢她，于是她发愤图强，也考到了北大清华。“它是一个励志性的东西，但我觉得太不符合实际，也不好玩，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遍。它对我有点启发，因为我当过中学老师，我有大把的乡村经验、教师经验，我写的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经验，没有美化它，也没有贬低它。”

于是在曹寇笔下，故事变成了身世凄苦的鸭镇女孩杜鹃渴望改变、走出鸭镇，但外来支教的彭飞利用她的期待，将她一步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杜鹃的悲剧起源于身世卑微，若安之若素，稳步前进，大概不至于结局凄惨。但她对自己低端处境的怨恨，她的“非分之想”加速了悲剧的发生，她的上进心或奋斗心恰恰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推力。

“权力”无疑是《鸭镇往事》整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曹寇认为，有上和下，有上下流动，就遍布着权力水位。在“中华田园人”的价值体系里，年轻是，学历是，郎才女貌是，衣锦还乡是，混不好就不回来了更是……在他看来，不仅自己的小说，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在描述权力的游戏。

除了更加完整的《鸭镇疑云》和《鸭镇往事》，书中其他短篇都是曹寇在《第一财经杂志》开设小说专栏所作。这些篇目类似于鸭镇人物列传，令人不免想起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或者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显示出现实的无聊与荒诞，但在乡村生活窘迫俗气的外表下，掩藏着生机勃勃的欲望。这些逃脱不了自身宿命的小人物甚至没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张亮、王奎、李瑞强在不同篇目中反复出现，与此同时，他们不清楚方向，但执意去挣扎、去改变的冲动是极其感人的。

在一众小人物里，曹寇对“每个村都有的傻子”情有独钟。《龙》里的张德贵在声称看到龙之后风雨无阻地在荷塘边蹲守，把龙画满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高先生》中的高秃子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执着地守护爱慕的秋艳，不惜借高利贷给秋艳治病；《鸭镇往事》里的顾益群一直留级到原本的同班同学当了自己的老师，他一直赖在校园里不走，乐于助人，与世无争，最终神隐而去，堪称“完人”。在曹寇眼中，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执着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品质，“傻子的存在给我们号称正常人的世界增添了可喜可贺的新维度。”

为了讲好这些琐碎小事，让人听得进去，曹寇知道必须在讲述方式上想想办法。浅白平实但绝对称不上口语化的遣词用句是基础，“我讨厌在写作中过度修饰。我提倡的也不能简单归为口语，其实是最简化的现代汉语。所谓口语‘及物’，及物指的就是‘贴’，跟我们的时代贴、跟人物贴，它不是脱离的。”此外，就像一个相声演员，曹寇写作时有丢“包袱”的习惯，一会儿丢一个，逗引读者读下去。在大段插科打诨的铺陈之后，他会突然亮出底牌，让人一惊或让人一脚踩空。在看似散漫的节奏背后，是精心的排布和仔细拿捏的分寸感。

文字之外，版画家张雷的十九幅插图也吸引着读者的目光。插画中的人眼神空洞，景物抽象，线条扭曲，画中分不清白昼、黑夜，宛如梦魇。这种画风深得曹寇喜爱，也与《鸭镇往事》的文字形成了绝妙的互文，甚至反过来激励了曹寇的创作。

与曹寇相似，张雷也有数年在岛上生活的经历。从2010年至2017年，他住在江心洲，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作品。对张雷来说，八卦洲就是扩大版的江心洲，《鸭镇往事》的插图也因此画起来很顺畅。曹寇在家每写完一个故事，就把它发给张雷，张雷反复阅读几遍之后，就在光滑的铜版上直接绘制、转印出版画，每一幅都能够直接呈现确切的肌理和笔触，也直接地传达出他的阅读感受——“头皮发麻，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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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曹寇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后悔使用这个网络ID作为自己的笔名，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草寇，太有“意义”了，太有所指了，“似乎我在蓄意对抗什么。”他试图摆脱“先锋”“无聊现实主义”等标签：“先锋是别人赋予我的，我自己无所谓，不是我写作的自觉意志。在我看来，先锋是精神品质，而非文字、技巧和形式那种浮于表面的东西。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具体到写作上，就是是否顺应那些庸俗不堪的写作观念和文学诉求。”

面对“知识分子”“文人”“作家”这样的头衔，曹寇也努力划清界限。对他来说，写作只是为了实现一种表达自我的愉悦感，更实在点说，写作还是为了获得稿费，补贴家用。除了写小说，曹寇平时还会写一些报纸专栏作为生活补贴，十多年来，他每星期都要完成两篇千字千元的专栏。此外，他还写过诗，写过剧本，写过关于中草药的书，豆瓣上至今还能看到他出版过一本《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他甚至还在动画电影《大世界》里给一个角色配过音。

“我就是想看看自己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具不具备其他才能。现在如果有人请我去当总经理，我也干，我就试试看。我不认为我是天生写小说的，我干吗非得写小说，如果我有更好的事干，有更让我有愉悦感的事干，我为什么要写小说？没有任何必要。我不觉得写作是我的终身职业，这件事没什么不得了，写作就跟绘画、搞音乐一样，它就是一个器具或者途径，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才是人们真正向往的地方，而非去的那条路。”

平日里，曹寇基本上不会看时下的文学杂志，他看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放在枕边，只要有工夫就翻一下，“虽然它是有穷尽的，但是你可以无穷无尽地看，《聊斋》的魅力就在这里。”

在曹寇看来，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自由几乎是人类有史以来之最：“在中国，诗是高贵的，李贺可以给王昌龄递诗求举荐。小说呢，晴雯就是小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小说的写作因为功名的不在场，因为不存在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因为极端的私密性，反而构成了写作上的无限自由。”对这种无上自由的渴望，也许可以在《鸭镇往事》的第一页开头第一句找到端倪，那是蒲松龄的一句话——“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文 牛华新 苏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