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的声音

“金枝”的声音

我时常以为，世上的文字，最难的是“悼文”和给尊长做传——当然有时这两者也会重合。悼文之难，姑且不论，给尊长做传，难处在于如何找到合适的距离和视角来说对方的故事。费孝通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称为“差序格局”，以区分于西洋人的平面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在讲述血亲故事的时候，也不免根据这个差序格局，以亲疏定远近，有着情感和立场上的递推。

邵丽的 《金枝（全本）》 是一部以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经历为对象的长篇小说。当然，在小说里，主要集中的其实是“我”（周语同） 的父亲周启明的两个妻子各自组成的家庭，而且小说的着力点也在于两个家庭之间的各种情感与伦理纠葛，外界历史和现实，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人物活动一个模糊的背景。

故事源于周启明的葬礼，或者说源于“父亲”之死。正是因为“父亲”的死，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叙述者“我”才开始重新审视同时也重新寻找父亲。很多时候，人也正是在失去父亲后才开始真正去学着理解父亲，重建自己与父亲同时也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甚至自己去填补“父亲”的空缺，承担父亲的功能，成为“父亲”。

作为这个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关系的交汇点，周启明有多重身份，比如逃离旧式大家庭的新青年，参加“解放战争”的革命者，新中国的革命干部，穗子和朱珠的丈夫，周庆凡的弟弟，两个家庭里孩子的父亲、爷爷……“父亲”显然是他所有身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审父与寻父

周启明的形象，在这个小说里，是在与一系列人物的关系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里的关系主要有两类，一是周启明在城里的家庭中的妻子和儿女；另一类是被他“休掉”的留在老家的前妻与女儿拴妮子，以及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周庆凡。

在与城里妻儿的关系里，由于叙述者是女儿周语同，而其立意又在“审父”和“寻父”之间，周启明的家庭形象被安置在政治生活背景中，分为公、私两部分，或者说归为大叙事和小叙事的两部分。

在大叙事中，周启明自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他少年时投奔革命，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县长、县委书记，性格耿介，忠于职守。周启明的诸多优良品质，多次激发着叙述者周语同强烈的叙述动力，被反复述说，诸如“相貌俊美、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能文能武、良善忠诚”“耿直、朴实、直接”，而又“心怀对人民的热爱，真正对群众关心，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丝毫不怀疑”等等，尤其是经周语同带着热烈口吻的描述，周启明死后的备其哀荣，非常隆重，来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以至于母亲朱珠自豪掩盖了悲伤，这也从外界的评价上证明了周启明的公共形象。

在这种大叙事的背景中，周启明以及会走家三代男人逃离家庭，抛妻弃子，也就可以得到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相异的阐释，而成为离开“封建家庭”、反对包办婚姻的“壮举”。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大叙事中的父亲也只是一个背景，这样的父亲形象引起的是崇敬而非亲近，真正有着切身之亲也有着切身之痛的是家庭生活中的父亲。

在家庭生活的小叙事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我”的情感的激荡与犹疑。这时的父亲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单纯的光明与荣耀，那些至亲之人间的淡漠与隔膜，更多地与各自的伤痛、伤痕乃至血肉模糊的令人难以释怀的经历与这些经历在内心带来的创伤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我”的叙述开始变得唠叨、琐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因为“我”自己也没想好——也不可能想好——怎样去讲述父亲。而“我”对父亲的复杂难言的情感与情绪，也就体现在那些多少有些支离破碎的叙述里。

“我”在童年时代，一度得到父亲的宠爱，然而因为一次幼稚的“政治事件”（给报纸上的领导人照片画了眼镜），五岁的孩子被视为“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再不亲近。此后直到父亲去世，周语同的一切讨好或过激的叛逆乃至成年后对成功的极端渴望，大多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至少是引起父亲的注意。而父亲传统的粗暴教育方式，也使父女俩人渐行渐远，心灵不能相通。

在夫妻关系中，周启明也与现代意义上的丈夫标准相差甚远，虽然因前妻穗子的存在，他对现任妻子朱珠多有谦让，但是也照样有着传统男人的男权意识，从不做家务，也几乎从不参与育儿，在家中永远是喝茶看报纸，小说中有一个典型细节，说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死后，周语同对于父亲以及自己对父亲的理解都有过反思，她固然要先肯定“父亲一生耿介，他只相信党。两袖清风，却不是为了明哲保身，是为了他认定的信仰”，却也开始认识到，“他的一生，被组织所固定，也被家庭所束缚”的累与挣扎，认识到“他这一辈子用政治遮蔽了社会生活，甚至是家庭关系的纷乱复杂。他逃避是因为他应付不了，对于他而言，仅仅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便是苦海无边，但回头也找不到岸”。

开始认识到父亲的“累”，往往也就是理解的开始，当然也是将父亲从需要仰望的位置拉回平常人的开始，意味着将以平视的眼光看待父亲。公共生活中的光芒，并不能完全遮掩住日常生活中的软弱乃与冷漠。对于周语同来说，那个大叙事中父亲的荣耀固然是她讲述的动力，但其实那个故事非常简单，说一次就可以使个人分享乃至炫耀的情绪得到释放，而小叙事里那些亲人之间难以扯清的爱恨交织，才是她反复讲述父亲以及父亲与家人故事的真正驱动力。对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的仰望与维护，和父亲与家庭之间的难以相互理解的隔膜，两者之间的拉扯，始终使她心意难平，要一遍一遍地尝试着去说，尝试着去通过“说”来缓释自己内心的焦虑，反复在审视与修补之间摇摆，因此也注定永远说不好——因为父亲已经不在，终究达不成真正的和解。而巨大的父亲的形象，使得她无法躲避。

周语同眼中的父亲，其实并不少见，很符合我们心目中传统父亲的形象。父亲，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权威，在具体的家庭生活里常常缺位，却又承担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因为他的世界在家庭之外，也羞于向家人展示内心的情感，因而也拙于表达，显得冷漠，不可亲近。父亲在家庭中，总是沉默的。所以父亲的形象可能受到损伤因而也需要修补的，并不在周语同审视到的部分，而在于他与乡下那个家庭的关系里。

加上乡下的家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周启明在家中的地位和这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也能够比较完整地拼出周启明的形象。周启明虽然“非必要不回乡”，但他却一直是周家的核心。从夫妻关系来看，穗子和朱珠都是为他服务的，一个作为他生活和工作上的伴侣，在城里和他一起生活，另一个作为弃妇，却在乡下一直替他守着老家，同样繁衍培育子孙，不论与他的感情、关系如何，这两个女人都是在维护他的夫权。

这一点，周语同在反思中也看得很清楚。在她眼中，穗子“二十出头进入周家，几十年里守着一个执念，其实是妄念。为了守住她的户主地位，她给唯一的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坚决让女儿的孩子必须都姓周。她恨了老周家一辈子，可也极为忠诚地守护了一辈子”。

而看似新女性的朱珠，在这一点上与穗子也没有什么差别，“总归还是个传统妇女”。周启明要把乡下的母亲接到城里来，朱珠给自己做了心理预设：“周启明哪怕是一个对她强势的人，她也不会和他离婚。从懂事起，她就深受母亲三从四德的教诲，好女不侍二夫。女人啊，一辈子吃一眼井里的水，是最圆满的结局。”所以周语同才会觉得，穗子“不过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或者说是我母亲的另一个面相。她们二人用一辈子的生命维护的，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目标吗？”在根本上，朱珠与穗子分享着同样的家庭伦理：“说到底，母亲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

这两个妻子，一个是周启明鄙视轻慢的不识字的小脚女人，一个是他敬重的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在周启明那里，她们都是女人，都是消极的、忍耐的，以自己的一生来成全这个男人的，而这一点，这三个人都心知肚明，也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部小说中的多数叙述是由周语同完成的。当涉及周启明与城里家人的关系时，她侧重“审父”的一面，对作为传统权威符号的“父亲”多有批判；而在涉及周启明与乡下一支家庭关系时，侧重的则是“寻父”的一面，又是在重塑父亲的形象。尤其是周启明去世后，周语同主动将承担起家族复兴的重任，其实是自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现代薛平贵与老屋里的王宝钏

与朱珠相比，周启明与穗子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些。如果单从情节模式来看，这个故事里其实包含了一个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丈夫的离家出走。一般是丈夫因前程 （科考、闯荡、经商等） 或意外 （遭遇坏人袭击） 离开妻子，后半段则分为几种情况：一是丈夫在外面闯荡，多年以后发迹变泰，不忘旧情，回乡迎娶结发妻子，著名的是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二是丈夫在外另与贵人结亲，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甚至试图谋害结发妻子和儿女，典型的如陈世美和民间传说中的蔡伯喈故事；三是丈夫消失多年，一朝归来，发现儿子成材，家族兴盛，遂全家团圆，类似于 《白罗衫》《石点头·郭挺之榜前认子》 等。

第三类故事其实有一个预设，就是具体的父亲可以完全缺位，不需要承担任何家庭义务——父亲往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第一类故事自然是一切被安置于家乡的传统妇女内心的理想，也是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期许所在。传统社会中人 （尤其是女性） 与现代人的一大区别，在于更注重人生的结果而非过程，“苦守寒窑十八年”固然是“苦”的，然而“先苦后甜”本就是传统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哲学，如能等来丈夫发迹，妻凭夫荣，哪怕只做十八天的“夫人”“皇后”，则一切的苦楚也都会被这短暂的结局照亮，具有了正面的意义与价值。第二类故事与第一类其实是一类故事的正反两面，第一类故事的意旨在正面褒扬，第二类则是反向批判。

周启明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薛平贵故事的翻版。他的两个妻子，穗子的名字，已经显示出她注定要永远在乡村守着周家的故土，而她的全名其实是王穗子，正与王宝钏同姓。朱珠对应的则是薛平贵在西凉国的妻子玳瓒公主，从名字的偏旁也可以看出两人是相似的，皆是珍宝珠玉之属，所以朱珠也和玳瓒公主一样长期陪伴在周启明身边，充当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明乎此，关于这部小说为何题为“金枝”，也就似乎可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了。

作家 邵丽

小说里提到周家的女性，往往用“金枝玉叶”这个词。老家上周村邻居夸拴妮子长得美，便说“周家这一门子都出美女，黑摸影里闭着眼睛都能生出个金枝玉叶来！”拴妮子是周启明和穗子生的女儿，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出乡土气，尚且是“金枝玉叶”，则周启明城里一支的女性后代自然就更珍贵。周语同给侄女周小语画肖像，即取名为“金枝玉叶”，而这位刚会说话的小朋友不仅长得好看，“更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贵气”，“似乎生出来与人就有一份天然的距离感”。这不由得不让人怀疑这孩子是照着公主写的。关于“金枝玉叶”，周语同还会“无端”想到一句词，“蝴蝶，蝴蝶，飞上金枝玉叶”。这句词源于唐代王建的 《调笑令·蝴蝶》，全文为“蝴蝶，蝴蝶，飞上金枝玉叶。君前对舞春风，百叶桃花树红。红树，红树，燕语莺啼日暮”。所说的也是宫中的事，而一度“飞上金枝玉叶”，终于“燕语莺啼日暮”也确实符合后来周小语因婚姻不幸自暴自弃的经历，用周语同的话说就是成了“残枝败叶”。

在创作谈中，作者曾提及“金枝”的寓意：“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生命的前半时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而无论是我们日常的语言感觉，还是小说中的相关表述，都让人觉得“金枝”并不像是泛指“每一个女孩子”。“飞上金枝玉叶”，既是周语同对周家女性后代的定位，也是对她们的期许。如果我们将周启明视为薛平贵这个西凉国王，则“金枝”就不会显得太突兀了。

话说回来。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在现代遭遇了危机，可以说是“旧伦理遇到了新革命”。在穗子那一边，仍然以王宝钏自居，希望自己的苦守周家老屋能换来丈夫与家族的认同；而在周启明那边，他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站在了新时代一边。在传统社会里，薛平贵无论是衣锦还乡，不忘故人，还是“一阔脸就变”，抛妻弃子，社会伦理都可以给出一个稳定的判断，算是有个说法。可是世道变了，在新的伦理标准下，周启明的抛妻弃女完全可以赋予“逃离封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的进步意义。于是家里的那个和在外闯荡的那个，便各自遵守各自的伦理，一旦交汇，就是鸡同鸭讲。

按理说，新的与旧的各走各的路，周家乡下一支与城里一支，从此再无交集，倒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偏偏周启明与大他七岁的穗子有过十几天的新婚鱼水之欢，留下了一个女儿拴妮子。这个孩子，是周启明亲生女儿，使他无法完全撇开，但又是他终身“耻辱的印证”，无力面对，一想到“像心上长了一根刺”。

女儿为什么会成为父亲的耻辱呢？因为女儿打破了父亲追求“婚姻自由”，追求“恋爱的结婚”的新人形象，也使得他单方面与王穗子离婚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既然没有爱情，为何却有“爱情的结晶”呢？关于两性的爱，另有一位周启明先生在 《人的文学》 这篇文章中，提出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一是恋爱的结婚，也就是爱情、性与婚姻的合一，即“灵肉二重的一致”。所以，拴妮子之于周启明，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红字”，自然让他避之唯恐不及。周庆凡初次带拴妮子上门，周启明见了，“慌忙堵着门，好像看见小偷强盗似的”，依他的本意，是门都不让进的。此后拴妮子每次上门，他也都是从不搭理，这种冷漠甚至延续到第三代，拴妮子三岁的女儿周河开到城里姥爷家，周启明也同样冷漠待之。一切的冷漠都在“耻辱”中得到了解释。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声音里，也折射出人物不同的形象，使其相互补充也相互拆解，使读者看到更完整的人物与事件。在众多声音中，最强劲的当然是周语同的那个，但是它也时常遭到其他声音的质疑与干扰，所以我们在小说里常常能看到周语同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搏斗的痕迹。周语同的声音，其实完全契合本文开头所说的儒家伦理，在讲述自己和周启明的父女关系时，对父亲有着严格的审视，而当其他声音损及“父亲”形象，使其遭受危机时，周语同的声音又不断对其进行着悲壮的修补。比如关于周拴妮的出现，小说中便设置了一个颇为狗血的情节，让那个传统美好伦理象征的周家老祖 （周启明的祖母） 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在孙子的新婚期间，逼迫医生开了春药。这个情节，当然是要将周启明“灵肉”不一致的责任推给祖母，这其实与祖母一贯的女圣人形象不符。在一个完整的文本世界里，“伦理”是有一个总量平衡的，这边多了一点，那边就会少一点，这边占用得太多，那边就会成为负数。要为一个人物找补，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物形象坍塌。

拴妮子的出现，在周启明“革命新人”的形象上敲开一道裂缝，也让人不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周启明与前妻穗子的关系。在旧伦理中，周启明可以享受少爷和家主的权力，同时被预期遵循发迹不忘结发的原则；在新伦理中，周启明尽管尽可以追求自由恋爱，但与之相匹配的，则应该是不论阶级与性别的平等原则。可实际上，周启明从来没有把穗子当成和自已一样的值得尊重的人来看。他一声不响离开家庭姑且不论——毕竟那时还只有十五岁，按照今天的算法，尚未成年——而他所谓的和穗子离婚，也是根本不与相见，连通知离婚的信，都不直接提到穗子，而是交由祖母处理。这其实不是现代人对待婚姻和配偶的态度，他和穗子的解除婚姻关系也不是“离婚”，而是单方面的“休妻”——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去征询穗子的意见，也没有人考虑过穗子的感受，作为革命新人的周启明仍是在行使旧式少爷兼家主的特权。对“新思想”的掌握，只是增加了他对小脚而又不识字的“旧人”的傲慢。在男性的权利上，他向传统看齐；在男性的责任方面，他又“咸与维新”。不论是新伦理还是旧伦理，周启明都没有坚定遵从任何一个，他只从中挑选与自己有利的部分。

从与周庆凡、刘复来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作为革命干部的周启明，骨子里还是少爷和家主。小说中不断说周启明如何敬爱、心疼他这位大哥，这固然是真的，但是这种敬爱与心疼，并不是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尊重——他从未将这位大哥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尊重过。当穗子成为周启明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弟弟周启善想到的是让周庆凡把她娶了，这样周启明就可以方便回乡下看母亲，而不必再遭受穗子的烦扰，甚至也不必在面对那个他视为“红字”的女儿拴妮子——毕竟一旦穗子嫁给了周庆凡，周庆凡便从拴妮子的“大大”变成了“爸爸”，不再是周启明的女儿，也不再会出现在他城里的家中。可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穗子和庆凡作为“人”的感受，他们兄弟仍是在行使旧式家主的权力——将自己不要的女人配给家仆。

周庆凡是周启明的祖母收养的孩子，名为孙子，实为家仆，他也懂得感恩图报，始终以“奶奶的狗”“周家的狗”自居，以自己忍辱负重的一生，回报祖母的收养之恩，为周家奉献自己的忠诚。周启善来劝说他和穗子在一起，他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尊严和对穗子的感情，而是问：“这是启明的意思吗？”“怎么都成，我听你们安排。”可是周启善并不回答周庆凡的问话，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劝说，可见这事周启明也是默许的——即便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会让周庆凡委屈，但还是希望他答应。

小说中也反复以叙述者口吻或者借周庆凡本人之口说周家从来都是把庆凡当做亲人，但是从具体情节上可以看出，毕竟还是不同，比如小的时候启明启善兄弟闯了祸，推给周庆凡，祖母明明知道，却还是打了庆凡；比如启明启善兄弟都读了书，庆凡却没有 （小说中归因为庆凡不爱读书）；比如明明周庆凡年纪最长，是所谓的大哥，祖母却把她中意的姑娘穗子先嫁给老二启明……而周庆凡不读书，就不会如他的两个弟弟那样出去闯荡，留在乡村看家护院，确实也最符合周家的利益。

周庆凡是家仆这一点，虽然周家祖孙一直否认，穗子却心知肚明。在周启明要求和穗子离婚后，启明祖母提议将家里的田地平分给穗子和庆凡，穗子则要求“周家所有的土地房屋，除了周庆凡的一份，剩下的都过继到她的名下，她要当家，奶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其实也是以主妇自居。更不必说，她一直认为周庆凡是奶奶的狗，在周庆凡想让拴妮子上学时，穗子怒斥他是“周家捡来的花子”，“我家的事，你少掺和！”

“我家”自然是周家，穗子从来不放弃周家主妇的身份。启明启善兄弟口口声声对庆凡亲，但穗子说的才是庆凡在周家的真实处境。周庆凡后来终身不娶，无儿无女，死了都要埋在周家的田里，这种知恩图报的精神自有感人之处，但情节如此设计，也确实因为这样更符合周家的利益。小说给其取名“庆凡”，其实已经预先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注定平凡，而且要庆祝这样为他人而活的平凡。

拴妮子的上门女婿刘复来则是下一代的周庆凡——所谓“复来”，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又来了一个“庆凡”——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对“庆凡大大”的复制。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刘复来想圆自己的大学梦，也一度动过心要和中学时的初恋在一起。这时忠仆庆凡便结合自己的经历，宣扬周家的根基与荣耀，劝说刘复来，以奴隶道德消解他内心的“不平”，要求他“认命”，“知足常乐”。周庆凡不仅自己是忠仆，还是周家的意识形态专家，随时做思想工作，维护周家的稳定和周启明的家主地位。周庆凡做的是思想工作，但是实际上刘复来的放弃高考，更主要的还是周启明的干涉。周启明对乡下的家庭从来冷淡，不闻不问，可是刘复来想高考，立刻“惊动了周启明”，他派弟弟周启善前来解决。这件事在小说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小说“中部”，周启善大赞“还是农村老家好”，庆凡从旁劝说“知足吧”，打消了刘复来高考的念头。而在小说下部插入的一篇周雁来的作文 《刘复来》 里，则是周启善来看望穗子的病，“走之前很严肃地跟侄女婿谈了一回话。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只是周启善走后，刘复来对待穗子更加恭顺，对拴妮子也渐渐有个自家男人的样子了”。虽然周启善和刘复来谈话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从谈话态度的“严肃”和周启善走后的效果来看，应该与前一个版本中的以哄劝甚至恳求为主并不一致。大约也正因如此，刘复来才会有“不平”，才需要老一辈忠仆周庆凡的开导。

与周庆凡一样，“知足常乐”后的刘复来迅速得到了周家的认可。周启明不见前妻穗子，不承认女儿拴妮子，却喜欢这个上门女婿，也正是因为他和周庆凡一样，勤勤恳恳为周家奉献，承担了在现代社会里本该由父亲承担的责任，小说中这样描述周启明面对刘复来的心情：“忽然之间，他心里好像抽掉了一块石头，真像荷重蹚水的人，找到了一块干地，可以把重荷卸下来一般。”

可见在周家，一切还是以家主周启明为中心。他在城乡分别有家，各自开枝散叶。乡下的家庭，他固然鄙弃，从不轻易沾手，却也希望有忠仆周庆凡和刘复来代为辅助。

小说中拴妮子曾向周庆凡询问问“爸爸”是不是恶人，庆凡对此很不高兴：“你爸心地良善啊，看见个讨饭的都会伤心半天。”周启明的善良，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心灵的敏感，和内心对他人的同情。

在这一点上，周启明与他的母亲是同一类人。周启明的母亲是一个神仙式的人，她心中有佛菩萨，也从不沾惹凡俗的尘埃。但是在拴妮子的眼中，她却“是个心长歪了的老婆子”，看似不问世事，其实只是漠视别人的苦难。而拴妮子在奶奶和父亲共同的冷漠对待中，也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没有凡心，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瓶倒了都不扶的。”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有着精致的镜像式对应。他们母子心中都住着更广大的世界，却也因此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

从小说中不同视角的交替叙述里，我们大致可以拼贴出一个周启明的形象。他是一个新旧更迭中的人物，虽然参加革命，接受了新思想，却还免不了少爷气，视他人为附属，不论是两任妻子，还是兄弟女婿，都是功能性的人物，为周启明或者说为周家活着；他善良又软弱，怯于承担责任，面对烦难时本能地选择逃避，或推给他人。

另一位周启明的大哥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这位民国时期的“大哥”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虽然此启明非彼启明，但是意思移过来似乎也不能完全算错。

结 语

虽然说的一直是周启明，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其实是周语同。她也是小说最主要的叙述者，她的声音时常侵入到其他人物的声音中去，以至于即便在看似是以穗子、拴妮子以及拴妮子的子女的视角叙述时，我们感受到的也仍然是周语同在说话。

周语同的立场和情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情节走向和人物塑造，而周语同的立场正是费孝通所说的儒家伦理规范，由血缘的亲疏决定情感的浓度。一般来说，在周语同自己“审父”时，会对周启明有所批评；而当处理城里周家与乡下周家的关系时，则明显站在维护城里周家的立场；当然，在与周家以外对比时，周语同又是站在整个周氏家族的立场，这时候，连拴妮子及其子女都是可爱的。

不过周语同的声音毕竟不是小说中的唯一声音，也有许多其他人物的声音与之共存。以不同人的眼光看待同一件事，呈现事物的不同面相，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征。《金枝（全本）》 的讲述，就像是信号不好时的收音机，不断有杂音干扰着播音员周语同的表达，与之相互纠缠、冲突，提示着读者叙述的不可靠，以及故事真相的多种可能性，而对它的每一种理解与阐释，都可能只是管中窥豹。因而，我们对于周启明这位“现代薛平贵”及其家庭的认知，自然也只可能是偏颇的。这种关于叙述不可靠的提示，将周语同这个讲故事的人也放在了被审视的位置。周语同是一个虚构人物，却也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周语同所说的一切，也代表着作家在袒露内心，诉说自己的焦虑与企盼、情感和欲望。这是一种奋不顾身地彻底敞开自己的写作姿态，有着令人钦佩的坦诚和勇气。

（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源自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梦想与现实、根系与枝脉、缘起与当下，活生生地呈现在这部小说之中。周氏家族亲人间的逃离、刺痛、隔膜和融合，令人动容。家族精英从乡村汇集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轮回里，真实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和变迁，写出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较量和理解，殊途同归，从而表露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金枝（全本）》的叙述摇曳多姿，感人肺腑。从乡村文明到都市文明的历史嬗变中，很多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体验。作家邵丽用细腻和冷静的笔触，以家族历史为依托，用生花妙笔演绎出一出出跌宕起伏的人生悲欢，塑造出一系列可亲可感的人物形象。那些触手可及的男男女女，用他们丰沛的心灵与颠簸求索的奋进，走出了一条迈向未来的铺花之路。

——邱华栋 小说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