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卡夫卡的大作家

《另一种审判》，(英)埃利亚斯·卡内蒂著，刘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79.80元。

□谷立立

恐怕很少会有人像埃利亚斯·卡内蒂那样沉迷卡夫卡。他们的缘分始于1930年。彼时，卡夫卡已于6年前去世。卡内蒂25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正在创作短篇集《迷惘》。不过，除了《变形记》和《饥饿艺术家》，年轻的他并没有接触更多的卡夫卡作品。很快，他展开了他的研究。这种研究持续了63年。直到1993年，88岁的卡内蒂依然没有放下他的卡夫卡笔记。

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审判》。但这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专著。卡内蒂自称，他反感任何形式的研究文献，更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任何名目的论著。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将卡夫卡的作品放在首位，以质朴、谦逊的语气谈论那些曾经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杰作。在他看来，卡夫卡离他并不遥远，“他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而且越来越像，或者不如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他”。

问题是，既然整个世界已经毫无征兆地“卡夫卡化”了，卡内蒂又何必非要端起架子，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倒不如以日常的口吻写写笔记，谈谈他与卡夫卡的渊源。毕竟，笔记才是他“思考、写作和生活”的重心所在。而从他翻开《变形记》的那一刻起，他的“思考、写作和生活”就像一台持续运作的永动机，始终围绕卡夫卡加速运转。显然，对卡内蒂来说，卡夫卡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写作，他是良师，也是益友，更是灵魂的伴侣。

1953年，年近半百的卡内蒂无比忧伤地想起他故去的老友。朋友的出身、孱弱的身体，以及朋友的早逝，都像是卡夫卡的现实翻版。因此，只要他翻开书，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与朋友彻夜长谈的情景。他们谈论的就是卡夫卡。恰恰是有了这种剪不断的关联，卡内蒂才会毫无保留地将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献给了卡夫卡。如果说，早年的热爱仅仅是出于创作的需要，那么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卡夫卡就毫无争议地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至少，卡内蒂从来没有试图掩饰他对卡夫卡的喜爱。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在众多现代作家中，没有人能够取代卡夫卡的地位：萧伯纳是“愚蠢的笑话”，纪德“对我无足轻重”，艾略特则令人讨厌。相比之下，卡夫卡就是细节的巨人，“我对卡夫卡每一行文字的喜爱，甚于我的整部作品，因为他，只有他，不带一丝浮夸”。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卡内蒂更愿意为他的文学偶像加上一层永恒的柔光。就像他所说，卡夫卡的作品已经“理所当然、无可辩驳地成为我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这句话写于1992年。此时的卡内蒂早已功成名就，坦然地接受世界授予他的终身成就奖。然而，他对卡夫卡的景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地位的改变而有丝毫减弱。尽管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还是愿意像62年前那样翻开《变形记》，再度重温初见之时的震撼——卡夫卡注定不会令人失望，更不会过时。“他成功地预见了一些不久后即将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尚未成为过去”。

当然，在表达敬意的同时，卡内蒂应该也会感受到强烈的“影响的焦虑”。1968年，年过六旬的他突如其来地意识到自己与卡夫卡之间的差距：卡夫卡只活了41岁，却比63岁的他更智慧，“即使身处苦难之中，也比你更崇高、更纯洁、更优秀、更严格”。此时，卡内蒂的内心隐隐有了一丝不安。他很清楚，留给自己的发展空间已经所剩无几，“我已经不再残忍到可以写作，我不再是一个作家”。

因此，为了弥补内心的失落，他只能另辟蹊径，从写作之外寻求一点慰藉。比如，他以咬文嚼字般的热情逐字逐句解读卡夫卡的书信。卡内蒂自称，他带着“厚颜无耻”的感觉进入了卡夫卡“最私密的不幸”之中。而在读过后，他竟然有了一点莫名的优越感。“他（卡夫卡）具有病人的敏感，而我是健康人的视野，年过六十了还经历了最伟大的恋爱激情”。很难说，这种迟到的爱情究竟为卡内蒂带来了什么？他依然寡产，除了寥寥几部小说、剧作、笔记，似乎再也没有更多新作问世。

好在，卡内蒂并没有被内心的焦灼吓倒，更没有就此放下手中的笔——既然卡夫卡的奇思妙想为他筑起了一道高墙，他就要翻越高墙，眺望远处的风景。就像他所说，“我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彻底地观察一个我极其钟爱的作家，我自己也会再度成为作家”。《另一种审判》就是这种观察的结果。在写于1967年到1968年的笔记中，卡内蒂将探讨的重心集中在卡夫卡的书信上。他坦言，他从卡夫卡与菲利斯·鲍尔的信件中，感受到某种温柔。

卡夫卡是“那么在乎她，在她面前变得软弱，想了解有关她的一切”。想来，卡内蒂对这种“温柔的胆怯”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就算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在卡夫卡面前，仍然是怯懦的。就像一名谦卑的学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俯下身子，满脸敬意地仰望偶像的身影。即便如此，卡内蒂仍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敢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卡夫卡作品的不足。他质疑马克斯·布罗德为何会违背卡夫卡的遗愿，留下太多不成体系的断章。

《另一种审判》是散文，也是笔记，更是书信。卡内蒂很清楚，20世纪西方文学最重要的三位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都执着于日记的写作。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更是由数十年的日记发展而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未必不会写出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毕竟，卡内蒂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属于卡夫卡。年轻时，他将卡夫卡当作一位睿智的老人。而等到年岁渐长，他终于可以与卡夫卡站在一起，相互携手，共同遥望远方高低错落的文学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