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毁灭后，欧罗巴大陆的秩序更加混乱，无数势力蜂拥而至，妄图借助帝国的遗产成为欧洲的新主。

宗教的权力也趁机被世俗君主掌握在手中，这也使得欧洲王权与神权的斗争日益激烈。

▲欧洲教堂

随着欧洲的“神王之争”进入白热化，几场经典对决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被后世借指为屈辱投降，又同时指代忍辱负重的“卡诺莎之辱”。

罗马帝国衰败后，宗教权力和其他一切财富被世俗君主侵占！

君主们或直接无视教廷，将神职交给自己的亲属和忠诚的手下，或将教权当作商品售卖，同时掠夺教区内的资源。

长此以往，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大批打着教皇名号的“宗教力量”，这些宗教力量随后又形成了数股较强的政治势力。

▲罗马帝国

和过去的宗教力量不同，新生的宗教力量属于世俗，这使得罗马教廷的声望和财富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教皇对领土和宗教事务的控制力加速衰败。

然而，披着宗教力量外衣的世俗力量，其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彼此间纷争不断。

相反宗教力量由于有名义上的领袖是教皇，所以其体量依旧不可小觑。

在这种背景下，教皇的力量虽然被削弱，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仍然有和王权做斗争的资本。

果不其然，公元十一世纪，西欧爆发了克吕尼运动，该运动本质主张提升教皇的地位以及反对教区世俗化，很明显，教廷是克吕尼运动的幕后推手。

▲克吕尼运动

1056年，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去世，其年仅6岁的儿子亨利四世成为继位者。

提起亨利三世，虽然他是坚定的克吕尼运动支持者，但其同时也是对教皇控制程度最高的罗马帝国皇帝，他曾儿戏般地罢黜了三位教皇，又随便选了三位新教皇，让教廷的声望跌至冰点，也几乎一度让教皇成为了傀儡。

所以当亨利三世去世后，罗马教廷趁着新皇帝少不更事的好时机，颁布了一系列繁琐的宗教法。

这些法律的内容极其复杂，核心在于将神权和世俗剥离，逼迫世俗君主让出神权。

▲亨利四世

由于此时的亨利四世还不大明白复杂的政治斗争，为其辅政的母亲艾格尼斯也是名气大于能力，所以帝国内觊觎母子俩地位的人数量众多。

这些人在罗马教廷许以承诺的诱惑下，主动向后者靠拢，帮助其回收了诸多权力，此消彼长之下，属于亨利四世的权力就变少了。

1075年，罗马教廷中铁腕改革先锋希尔德布兰，凭借克吕尼运动中立下的赫赫威名，成为新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尽管此时的亨利四世已经25岁，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然而格列高利七世却仍然未将他放在眼里。

成为教廷的新领袖后，格列高利七世下的第一条命令便是实行《教皇敕令》（二十七条）。

比起十几年前的宗教法，《教皇敕令》（二十七条）试图进一步突破世俗君主的底线。

▲格列高利七世

除了“教皇有权解除民选主教的权力”、“教皇有权制定新宗教法”这类和宗教事务相关的条文外，《教皇敕令》（二十七条）甚至出现了“一切君主应该亲吻教皇脚面”、“教皇有权废除皇帝”、“教皇可以直接征讨邪恶的人民统治者”这类充满攻击性的、专门针对世俗君主的挑衅条文。

同年底，格列高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不得干预米兰大主教的选举！

然而后者压根没有将警告放在眼里，委任了新的米兰大主教，毕竟罗马皇帝任命主教是司空见惯的操作。

亨利四世的操作惹恼了格列高利七世，1076年2月22日，经过周密的策划，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取消亨利四世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剥夺其在帝国内的统治权，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呼吁民众停止对亨利四世效忠。

一开始，亨利四世并没有在乎格列高利七世的操作，毕竟他刚平定了萨克森叛乱，正是志得意满之际，然而后续的发展给了他当头棒击。

▲亨利四世的王冠

在10月的帝国会议上，大多数领土主一致逼宫亨利四世。

他们给出了一年的期限，如果在一年之内，格列高利七世没有取消罢黜亨利四世的决定，那么施瓦本公爵鲁道夫就会成为新的帝国皇帝。

而民众此时也不再支持亨利四世，理由是后者已经被逐出教会，和自己的信仰冲突，这意味着亨利四世很难靠武力支持渡过难关。

内忧外患之际，亨利四世被迫妥协，他承诺会在一年内取得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原谅。

几乎在所有人看来，亨利四世的回应只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不至于输的太难看罢了。

其实亨利四世和格列高利七世的冲突，是王权和神权冲突的必然阶段，两方势力均已膨胀到极致，缺乏突破空间，想要突破只能抢夺对方的空间了。

至于为何国内的其他世俗势力，选择了站在教廷一方，无非是他们想趁乱重新划分权力范围而已。

▲卡诺莎之辱

就在所有人等待着一年之期顺利到来之时，亨利四世却展开了绝地反击。

没有言论争执、没有对外求援、也没有武装冲突！

1077年1月，欧洲寒冷的冬季，亨利四世带着妻子贝尔塔、幼子康拉德、数十个最忠诚的卫士，冒着严寒前往教皇所在的卡诺莎，恳求教皇撤回对其发出的绝罚令。

尊贵的国王降低身份，选择了最艰难的出行方式，去恳请教皇的原谅（也可以升华到教廷的救赎），消息传出后，立刻吸引了全欧洲的眼光。

或许是出于对弱者的天然怜悯，当亨利四世动身后，立刻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由于领土主们不对亨利四世放行，所以后者步履维艰。

然而之前和他闹过离婚的妻子贝尔塔，却坚定地支持丈夫，不仅亲力亲为地伴行，还恳求自己的母亲女侯爵阿德莱德斡旋。

▲亨利四世向格列高利七世忏悔

离婚事件让岳母和女婿相处得非常不融洽，然而哪个母亲又能拒绝女儿的眼泪呢！

最终，在阿德莱德的调停下，亨利四世一行通过赛尼峰内的小路抵达了卡诺莎城。

随后，亨利四世脱掉皮帽和靴子，穿上了苦修士的长袍，来到卡诺莎城的城门口，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教皇的忏悔。

妻子贝尔塔也脱掉鞋帽，赤足站在雪中，加入了忏悔的队伍。

夫妻两人痛哭流涕，陈述着自己的“罪行”，希望以此来换取格列高利七世的的谅解，并收回之前的处罚。

除了尊贵的教皇外，卡诺莎城内还居住着许多贵族，眼下他们都被这难得一见的奇景吸引了注意。

尽管亨利四世夫妻俩身体上饱受严寒的折磨，然而格列高利七世内心的煎熬却远超二人。

由于低估了亨利四世反击的决心，此时的格列高利七世的正在面对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原谅亨利四世，还是不原谅他呢！

▲赎罪券

毫无疑问，格列高利七世是不想原谅亨利四世的，如果成功罢黜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这会是自己加强神权、实现改革、收拢权力、打压其他势力的大好机会。

问题在于，教廷对逐出教会或违反教规的人，允许其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忏悔仪式，来赎取自己的罪行，比如赎罪券，就是用巨额钱财换取教廷原谅的最佳手段之一。

而伤害自己身体的忏悔方式，其效力甚至远远超过金钱的效力，因为教廷所谓的赎罪本质上只针对贵族，而贵族鲜有爱钱财胜过爱自己的。

无论是早期的罗马教廷、1056年克吕尼运动时期的罗马教廷、亦或是格列高利七世在任时的罗马教廷，为了收买人心，对忏悔和赎罪行为极为鼓励和提倡。

所以亨利四世通过忏悔乞求赦免，同样是有理有据，按照教规要尽可能地从宽对待。

▲亨利四世和妻子贝尔塔

尽管格列高利七世并不愿意赦免亨利四世，然而城里的其他贵族开始联名向他施压，这里也许有对弱者的同情，却也有政治博弈。

最终，在贵族们的集体施压和联合担保下，格列高利七世同意接见亨利四世，这也代表着他原谅了后者。

所以当亨利四世进城后，尽管他卑微地匍匐在地面，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罪行，给足了教皇面子，可是全欧洲的人都知道，这一次对抗，其实是亨利四世大获全胜。

果不其然，亨利恢复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平息以鲁道夫为首的诸侯反对派，最终以武力征讨的方式废除了格列高利七世，洗刷了卡诺莎之辱。

▲格列高利七世

而格里高利七世不得不离开，随着诺曼人来到意大利南方，不久就在众叛亲离中病死在萨莱诺。

卡诺莎之辱将此时欧洲社会政治与宗教力量的不平衡，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情况，直到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确立"王权至尊"才出现转机，但它对人民的影响却是无法回避的。

参考资料：

本文中关于卡诺莎之辱的部分内容，参考自英国.britannica网《Learn about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ope Gregory and King Henry IV of Germany and King Henry IV's walk to Canossa》，发布于2018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