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5打工人在送外卖、跑网约车！如何保障他们劳动权益？

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让社会的目光再次聚焦新业态劳动者：

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比约20%。也就是说，全国有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正在送外卖、送快递、跑网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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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量的新就业形态岗位为企业降本增效、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群体劳动权益保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尚存哪些短板？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如何审理？在保障相关群体合法权益方面，广东有哪些探索？“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相关法官和专家，以期找到答案。

困境：劳动关系不明责任不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随着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迅速发展，相关劳动争议案件呈增长趋势。

广东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黄小迪介绍，这类案件中，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引发的案件数量最多，以此为前提主张相关劳动保护权益也是案件审查的核心。

黄小迪提到，实践中，一类新业态从业者在平台自行注册或接单，他们与平台企业在劳动报酬的发放上不一定具有稳定性，日常工作也不一定受到严格的管理，传统劳动关系中特有的经济和人格从属性特征不明显，加上双方实际可能签订了不同名目的合同，如承包合同、合作协议等，双方体现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如果双方未签订协议，或者约定条款未尽合理，如何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人民法院面临的挑战。”黄小迪说，劳资双方关系性质不明、权责不清，从业者在工作中受到人身伤害时，往往可能得不到充分救济。

现有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是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由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但如果新业态从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则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报告显示，目前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三类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43%，一半以上的新业态从业者因此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

记者调查发现，工伤保险之外，一些从业者也格外关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今年41岁的北京网约车司机马露（化名）告诉记者，虽然收入相对稳定，但没有五险一金一直是她的“隐痛”。她曾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交过几个月的社保，但发现费用较高，短期内看不到社保带来的收益，于是不再缴纳。

除此之外，新业态从业者更具体的保障需求，比如高温补贴，也被纳入了讨论范围。记者搜索相关公开报道发现，部分外卖平台代理商确实会为专职骑手发放高温津贴，但是众包骑手则未见报道。

可见，在新业态从业者中，用工形式是否稳定也直接影响到高温补贴的发放。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认为，高温补贴等保障措施制度不应当以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无论何种用工关系，只要劳动者工作环境的温度达到法律规定的保护前提，都应受到保护。

对策：“穿透式”认定新业态用工关系性质

采访中，一位外卖骑手向记者展示了他与平台配送商之间签订的各项合同，其中与他签订劳务协议、为他投意外保险、发放工资、缴税的主体是几家不同的公司。在他的印象里，这些公司都更换过不止一次。

“对于部分新业态劳动者而言，用工单位的角色被层层转移、分摊了。”沈建峰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去组织化”的用工趋势。他认为，随着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运用，企业和劳动组织被解构，出现了用人单位碎片化、用工关系交易化、技术控制强化的后果。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一个骑手或网约车司机同时注册几个平台，以及有部分平台经营者为了逃避用工责任，要求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法律关系趋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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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类复杂用工关系如何认定？

前段时间，佛山法院审理了一起骑手与配送商之间的纠纷案例。骑手小A应聘全职骑手并通过面试之后，被要求注册用工平台APP。小A在未仔细阅读格式条款的情况下，被诱导在线确认了一系列协议，完成了个体工商户注册。

“虽然注册了个体工商户，但是依然由公司通过APP对小A进行任务分配以及考勤奖惩管理……”法院据此认定，平台公司与小A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小A注册个体工商户为其无心之举；双方签订的转包协议，平台公司也未举证已履行。最终，小A打赢了官司，拿到了赔偿。

黄小迪介绍，广东法院在审理新业态用工纠纷时，采用“穿透式”认定用工关系的性质，在审理过程中拨开不同名目的合同、经营模式的“迷雾”，直接审查劳动者和平台企业的经济从属关系和人身从属关系，根据双方对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对用工性质进行认定。

“如果仅依靠合同条款，平台或外包公司就能排除事外，这既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更可能侵害当事人权益。”谈到一些新业态从业者面临复杂多元的用工关系，沈建峰认为，平台经济下还需要引入复数用人单位概念，允许形成单一用工关系但多个用工主体的格局。

展望：广东构建适应新型用工关系的社会保险制度

改变正在慢慢发生。

今年3月，人社部专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旨在引导相关企业依法合规用工。

逐步打破传统劳动法领域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的两分法，将新业态从业者作为“第三类劳动者”加以保护，是近年来的政策趋势。

早在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在传统的劳动关系形态和民事用工形态之外，首次增加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提法。

“其基本思路是，这类用工关系虽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但是用人单位实行了一定的管理，在这当中劳动者也要得到保护，于是就把一些劳动法的规则，以列举的方式运用到这类关系中。”沈建峰介绍。

在《意见》基础上，广东省人社厅等八部门于去年5月颁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按照范围扩大、条件放宽、便捷高效的原则，构建适应新型用工关系的社会保险制度。落实放开户籍限制政策，推动新业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同时按照国家部署开展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作为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仲裁员，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欧阳锋，长期关注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他认为，广东的《实施意见》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完善其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是鼓励倡导性质，具体成效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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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被认为是有效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减少诉累的途径之一。近年来，广东省法院与省总工会探索共同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双方联合开展诉前、诉中劳动争议案件调解以及诉后释法答疑等工作。

广东省劳动仲裁会调解员、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锋分析，在涉新业态从业者劳动纠纷的调解中，如果仅涉及工资或劳务费，通常调解成功率很高。对不同类型的劳动纠纷，通常先要厘清法律关系，确认从业者的要求与法律规定相差如何。

实践中，欧阳锋观察，陷入劳动纠纷的新业态劳动者，普遍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同时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很难符合现有的法律援助受理条件。他建议要修改法律援助受理标准，才能真正让这一职业群体的法律权益得到保障。

“现在规则尚未彻底形成，导致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如何处理，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沈建峰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涉及到法律援助等救济路径的程序法，而是应在实体法层面，让保护规则尽快落地，变成权利义务确定的依据，对保护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才更有实质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进一步保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立法层面正在释放积极信号。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广东代表建议，在修改现行劳动法时增加一个专门章节予以特别规定，明确在劳动关系认定的基础上，增加“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用工类型。

沈建峰也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基本劳动标准法列入立法计划。未来，新就业形态劳动或将真正“入法”，法定领域将增加保护相关群体的规则。届时，相关群体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全面的保障，也不再只拘泥于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

【南方+记者】孟健 吴晓娴

【统筹】杜玮淦

【作者】 孟健；吴晓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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