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林则徐三临陕西都做了啥

作者:吴树民


林则徐自26岁中进士入仕为官,直到66岁去世,为官整整40年,历官十四省,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他与陕西颇有渊源:曾对他仕途产生重大影响的王鼎、梁星源、田溥等人皆是陕西人,而他本人一生中也先后三次来陕,其间他与陕西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留下了许多故事。


三次赴陕经历


林则徐和陕西的渊源,离不开蒲城县的王鼎,这是第一位关系到他一生功绩的陕西人。王鼎是嘉庆年间的状元,后为嘉庆和道光皇帝的老师,历任工、吏、户、礼、刑五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道光年间任军机大臣。当时26岁的林则徐会试,中二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被派去学习满语,和王鼎相识,成了王鼎的学生。


林则徐第一次到陕西,是道光七年闰五月初(1827年6月26日),抵西安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林则徐遂留陕暂理原职。他曾下令修葺年久失修的西安城墙,改建城壁,为保护西安文物留下佳话。


八月初,陕南大雨连绵多日,嘉陵江、八渡河、玉带河三水汹涌,淹没了位于嘉陵江上游的略阳县城。时为略阳知县的金在绅呈请布政使,移建县城于原城东三里文家坪。林则徐闻报即前赴略阳勘察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加给一月口粮”;参与勘查移建县城,上报朝廷,予以拨款。道光八年(1828年)正月十六日始建,至九月二十九日竣工,耗银近五万两。今老城东门城楼上,仍有“古兴州”三个大字。


在救灾中,林则徐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的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河流治理,林则徐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高梁秸堆进行检查,还查看沿河地势、水流状况。他所到之处,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的农耕用具。他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这些农耕思想,对振兴陕西农业,多有裨益。不久,林则徐闻父卒讣讯,南归奔丧。这次在陕任职,林则徐上任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认识了岐山县的梁星源,这是第二位关系他一生功绩的陕西人。


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时的画像


道光十八年(1938年),时任军机大臣的王鼎向道光皇帝推荐林则徐“多谋善断,有为有守,堪当重任”。最终朝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开始使用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销毁鸦片,在熊熊大火之中,害人鸦片并未化为云烟,而是渗入泥土。吸毒者掘地取土,仍得烟膏十之二三,这就形成了官府白天烧烟,百姓夜间挖土的旷古怪事。正在林则徐一筹莫展之时,梁星源向林则徐推荐了自己的陕西老乡,人称“鸦片克星”的临潼人田溥。


田溥当时任广东香山县县令。道光皇帝几乎年年颁发禁烟令,坚决执行的只有田溥一人。田溥因病辞官,在安徽舒城养病。林则徐专门拜访了这位禁烟的老前辈,田溥向其传授了自己独创的“海水净化法”:先用海水浸泡鸦片降低烟土的稳定性,加入生石灰产生热量,使之沸腾蒸煮溶解,最后排到大海,彻底销毁。这便有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力禁鸦片的林则徐成了朝廷的“罪臣”,被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听闻,极力保荐,被道光皇帝所拒。王鼎遂效法春秋时卫国史鱼的尸谏壮举,自缢于圆明园邸所。遗折中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用,林则徐不可弃!”


林则徐第二次到陕西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上旬,赴伊犁途径西安,由于治理黄河水患,“河上积劳,感受时温,顿成疟疾”,到西安后即卧床不起。“呈请病假,就地赁房侨居”,暂留西安调治,治病三个月;直至七月,病愈后,留妻郑夫人和子女住西安,托陕西巡抚李星沅等人照顾。同年七月初六,林则徐自西安出发赴伊犁,告别家人时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二首:


其一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其二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出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第一首诗林则徐以“浩荡襟怀”,安慰家人“莫心哀”,显示出林则徐对革职遣戍表现了豁然大度的胸怀。他坚信自己从事的禁烟抗英事业是正义和爱国的,是受广大人民欢迎和支持的。他安慰家人要乐观,要有信心,不要相信“西出阳关无故人”“有去无回”的预言。


第二首诗意指只要是有利国家的事,就要不顾生死全力以赴,不能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而看风转舵,避祸趋福。这两句诗,既是林则徐发自肺腑的爱国心声,也是他一生作为的真实写照,诗中的最后两句是借苏东坡《志林》中杨朴的故事自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取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因为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国人诽谤,曾坦然地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这两句诗,不仅是林则徐自己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众多仁人志士喜爱的千古名句。


林则徐一行三人,过咸阳、礼泉、永寿、长武等地到甘肃泾州,继而西进兰州、过嘉峪关,入新疆境内,走了四个月,十一月初十日到伊犁后,林则徐才得悉他的恩师王鼎因他而向朝廷苦谏无效,在京尸谏身亡。得知恩师的惨烈结局,林则徐悲愤难抑,含泪写下了挽诗、挽联。


三年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林则徐被清廷以“查勘开垦,著有劳绩”为由,结束戍边经历,召回京城。当年初冬时节,朝廷正式起用林则徐。十一月初四,清廷命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令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这就是林则徐第三次到陕西。


清朝有八大总督(不含清末设立的东三省总督)。陕甘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职责是“掌治军民、总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掌管陕西、甘肃两省的军、政、民大权,品级为正二品。由于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例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之官衔,陕甘总督的品级上升为从一品。清朝早期,陕甘总督一般只用八旗亲贵,后逐渐使用汉人。唯有林则徐把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无一例外全部担任过。


林则徐到任后,专程赴蒲城,到王鼎坟茔祭奠了恩师王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清廷命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七月初九,林则徐抵西安接任后赴蒲城,特为恩师王鼎“守心丧”(“心丧”即古时老师去世,弟子守丧,不穿孝服,只在心中悼念)三个月。十一月十六日,林则徐自十月接任以来,患病未痊愈,清廷准假三个月,让他返乡治病。次年二月十五,林则徐回陕赴任,三月十六,清廷又命他为云贵总督。


缉匪赈灾,关心国防建设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林则徐被授陕西巡抚后,他面对的各种社会矛盾,触目惊心: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之后,把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原来上缴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百姓生活艰难异常。


饥饿道生贼,关中土匪横行,聚众黑夜抢劫,到处抢劫吃大户,闹得人心惶惶。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尚武百姓“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揭竿而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让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林则徐上书清廷,表示要把“除暴安良”“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首务”。针对匪盗和“刀客”,“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惜费惮”“望而却步”。林则徐主张“严拿严办,辟以止辟”,整顿营伍,严厉打击匪盗和“刀客”结伙黑夜抢劫的行为,要求地方官吏兵勇改其“锢”“剖析开导,务令极力破除”,增强地方官兵“缉匪”的勇气和信心。


林则徐从渭南“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下手,“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就地正法”外,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到这年年底,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146人,其中明确称为“刀匪”的有46人,均从严惩处。林则徐镇压农民起义有过,但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一方平安。



林则徐上任前二三个月,关中久旱无雨,发生大灾,四十州县收成只有六成,十三州县收成不足六成,二十二州县收成连五成都达不到。饥民流徙满路,死者不可胜数。西安、同州、凤翔、乾州等地旱灾肆虐,造成“二麦多未播种,即其已种出土者,亦因久不得雪,未能稳固盘根,来年生计所关,难免人心惶恐”,大批饥民被迫逃荒。西安、凤翔、同州所属各县,旱情特别严重,而以同州为甚;同州各属,又以朝邑、蒲城、韩城为甚。同州冬种小麦,不过是历来播种面积的十分之二三,即使春初得有透雨,也只能补种杂粮。“满地扬尘,无处可以挥锄秉耒,自食其力者,安得不刮及树皮!”朝邑“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众,有阖门坐待饥杀者,有煮食乾瓜皮、辣菜而卒无以逃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其他受灾地区,也有类似惨烈的灾情发生。


林则徐看到这情景,立即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平抑粮市,改变粮仓出借的旧章为平粜,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压低市场粮价,使贫民得到“实济”;倡捐劝济,劝令“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即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官暂收养,对于“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者,暂由官府收养,避免饿殍在途,仅西安省城一处,就收养三四千人;缓征钱粮,林则徐向清廷连续上呈《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这一主张,得到陕西督粮道张集馨的支持和贯彻,使灾情得以缓解;保护耕牛,由于干旱,“民不能耕,争杀牛以食”的现象严重,这会造成“来岁又饥”的危险,林则徐决定采取“官为收牛,偿其值;劝富民质牛,予以息”,即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研究水利,林则徐请张集馨详考典籍《关中胜迹图》,以确保农业生产发展。林则徐的这一系列举措,减轻了灾害带给人民的困苦和灾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当时陕西财政经济出现的“银贵钱贱”现象比较严重,银价昂贵时,每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银贵钱贱”是由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造成的,会危害劳动人民生活;同时还会造成“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严重境地。御史刘良驹、内阁侍读学士朱罇等,提出解决“银贵钱贱”问题的奏章,奏请各省广用钱而持平银价,官运钱入内地以济银。清廷即将此议发交各地督抚讨论。林则徐根据陕西的具体情况,主张陕西仍应银、钱并重,不宜更改旧章。他从陕西的实际出发,认为这里交通不便,运钱费用繁重;陕西银钱市价,涨落无常;规定全省银钱时价,难以统一;税课已有部议明文规定,不便更改;可以投放钱文的项目,早已实施。这反映了林则徐确实掌握当时陕西财政经济的具体情况,故而主张因地制宜,反对强求一律。这也可以看出林则徐是一位比较务实的官吏。


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被革职,以“罪臣”之身西赴伊犁,路经陕西患病,治疗三个月后又开始西行。途中,林则徐致函陕西抚标中军参将马辅相,论述到陕西制炮问题,他在信中坦言:“……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前将弟所刻炮书,托朱方伯(指陕西布政使朱源灏)转送,谅经览入。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知大才经画,自必合宜,若一时铁匠未即得法,先以铜铸亦可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林则徐任陕甘总督时,也曾写信给友人姜玉溪,向他了解造船铸炮之事,信中说:“……前次足下委赴江南监造战船,未识如何造法,并曾否经手铸炮?所铸是否即照洋中铜炮?每位斤重若干?费用几许?口门多大?能放多远?并祈详悉开载,以广见闻,是为至幸。”这反映出林则徐对铸炮、造船技术研究了解地十分认真仔细,说明他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在陕西留下丰富文化遗存


由于民族英雄的光环过于耀眼,人们往往忘记了林则徐还是清代顶尖的书法家和著名诗人。他28岁即以书法闻名于世,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其楷书堪称清朝第一。他的楷书《佛说无量寿经》,骨力劲健,姿态饱满,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林则徐在陕西写有许多诗歌、序言和书法作品,曾写有《过紫栢山留侯庙》《定军山谒武侯墓》《武侯庙观琴》《秋怀》等诗。这些诗高度评价了张良、诸葛亮、文天祥等人的忠贞爱国、足智多谋和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诗中联系自身,禁不住要“同感君恩泪满襟”,阐述了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攻陷喀什噶尔的事件,清政府调集三万多兵将进剿,林则徐渴望赴疆杀敌报国,但又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愧歉怅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林则徐为朱彬的《礼记训纂》写序,序中阐述了朱彬的学术渊源。同年十月,林则徐主持陕西武闱,并作《道光丙午科陕西武乡试录序》,反映他对选拔军旅人才的重视。

蒲城林则徐纪念馆内林则徐题字


林则徐对书法也很有研究。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初,他在西安藩署写《跋沈毅斋墨迹》,显示了对书法的认知,他主张学习书法应从唐帖入手:“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版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锺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


林则徐在陕西任职期间,留有大量墨宝,仅陕西蒲城林则徐纪念馆,就收集到林则徐书写的匾额九块,其中“味兰书屋”“观察第”“慈惠徽音”“兄弟叔侄科甲”五块匾额,尚保存完好。特别是“味兰书屋”匾额,这块匾额长168厘米,宽72厘米,黑底金字,上有竖行林则徐撰写的跋文,其书法艺术居诸匾之首。


除了匾额,还存有新发现的林则徐题写给王益谦的行书扇面,笔法苍劲有力,为林则徐书法中的珍品。其内容是林则徐借陆游诗文,表抒自己的心迹,也借陆游与朱熹的真挚情谊,比喻自己和王益谦的亲密往来。王益谦为陕西蒲城人,曾在福建为官六年,当过知县,两人为挚友。在纪念馆中,还保存有新发现的林则徐校阅过的王益谦所编《太华山人诗集》、林则徐为王益谦之父七十寿庆而撰写的《王实田封翁寿序》、为王益谦之母撰写的墓志,还有为王益谦之兄王之谦撰写的“三爻饮易韦编古,百岁娱亲彩服荣”的对联,该对联上款题“地山大兄大人同年有道之教”,下款署“少穆第林则徐撰句书”。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的这些书法墨宝,为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陕西任巡抚,曾请假三个月在王鼎家乡蒲城养病,也为王鼎“守心孝”期间留下的。


蒲城当地修建“林则徐纪念馆”


林则徐官至一品,曾先后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在宦海生涯中,有许多贪污纳贿的机会,但他带头严格守法,清明廉洁。他的家产价值白银三万余两,比起入仕前确有增加,但这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尚不足以富足。他嘱咐儿子:“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后来有人称林则徐“为官清廉”的榜样,这是当之无愧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顶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年)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三十年九月,林则徐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平定农民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


位于陕西蒲城的“林则徐纪念馆”


林则徐逝世后,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制作蜡像,以表敬意。当年的虎门销烟处,也立有一座高约一米的“林文忠公销烟处”纪念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于1957年在销烟池旧址建立了“林则徐纪念馆”,并竖立起“林则徐纪念碑”。


陕西蒲城县也有一座建筑面积1080平方米的“林则徐纪念馆”,又称“王家大院”,完整保存了林则徐三次来陕的寓所。该馆在当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不久,赴蒲城怀念他的恩师、军机大臣王鼎时下榻的王鼎族弟王仲山的家宅基础上筹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庄严肃穆。院落里青砖漫地,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古色宜人。各色木雕、砖雕、石雕,手法娴熟,生动逼真。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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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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