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与吴佩孚共进退

1926年7月，北伐军自广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湖南，直指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的攻击下，北洋军开始溃败，一退再退。局势骤然变化和日趋紧急，使吴佩孚大为震惊。8月25日，他匆忙带勇将刘玉春等，赶赴汉口督战。这时北伐军已兵分四路，会攻汀泗桥，北洋军李卓章正集中各路，据险而守。

8月27日，蒋介石到岳州督战，吴佩孚则亲临汉口，双方统帅在各自前线，往返指挥。因北洋军顶不住北伐军进攻，一经接战，便纷纷后退。吴佩孚派出了8个大刀队在前线督战。翌日晨，北伐军经数度强攻，拿下了汀泗桥。为了阻止溃退，挽回败局，吴佩孚立即调整兵力，其参谋长张方严，部将李卓章、陈嘉谟、刘玉春、宋大霈、刘佐龙等，全部集中在贺胜桥、桃林铺、杨树垱一带，凭借坚固工事，做最后抵抗。

攻克汀泗桥后，29日，北伐军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直逼贺胜桥。北洋军惊惶失措，兵败山倒，势如潮退。为了杀一儆百，阻止后撤，吴佩孚带领大刀队执法队长赵荣华，分八路督战。但仍阻止不住北洋军的溃败。这时，吴的部下军心动摇，士气丧失。吴佩孚只好由贺胜桥退到汉口查家墩总部。而以部将刘玉春率军守武昌。

9月7日，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院子里，正在与诸参赞商议军情。曾经信誓旦旦对吴效忠的北洋军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部，竟与靳云鹗一起叛吴而去，接连向吴所在的院子里打来两发炮弹。这时，吴佩孚既无可用之兵，也无能守之将。10月10日，北伐军攻下武昌。危机之中，吴佩孚逃入河南。因北伐军攻下武昌后，其中一部当天即旌旗东指，所以吴回河南洛阳后，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

于学忠部时驻宜昌，没有参加东线战事。

这时北伐军第九、第十两军向宜昌进攻，军事形势十分不利。12月13日，出川助战的川将杨森召开军事会议，动员卢金山、于学忠随军入川。卢收拾细软乘船逃走。于学忠不为所动，随之率部北撤。同年冬于部撤至老河口，司令部设在谷城江北岸的傅家寨。吴佩孚又电令于任联军第九军总司令兼荆襄总司令，辖第七师师长阎得胜部、第八师师长秦建斌部、第十八师师长毛永恩部，以及原属第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师。因为谷城地域狭小，难以解决供应，于学忠不得不别筹自存之策。

当时，河南虽然军队密集，但京汉路驻马店铁路两侧尚有空间。1927年初，于学忠拟移师该地，但中间新野、邓县、镇平、内乡、南召、鲁山一带为樊钟秀部所据。樊13岁人少林寺习武，从军后曾任靖国军第二路司令，奉军许兰州部支队司令，建国豫军总司令等职，以善战闻名。

于学忠部东进，必经樊部所据地区。于备函先派人往商，提出假道新野、邓县之间。樊复函拒绝，并立即出兵阻截。于学忠“先礼后兵”，决定强行通过。

于部开始行动后，樊钟秀即命所部两师（师长分别为赵天青、李万林）由邓县出来截击，企图将于部分路各个击破。这时，于学忠已进至邓县南60里之孟江楼，即命第二十六师进占王良寨。樊部遂转而猛攻正良寨。于学忠命令正面部队坚决抵抗，同时命第十八师、第八师在左翼，主力二十六师在右翼，以包围之势前进，另派第七师先占新野。樊部看形势不妙，紧急退踞邓县。于学忠当即下令围城。

邓县分内外两城，外城系土城，但皆有深壕，壕水很深；该城分东、西、南三门，北面无门，外阻于河。于学忠遂即部署东、西、南三面包围，城门前构筑工事，以便久困樊部。樊部数次突围，均未能出。20多天后，樊钟秀率部亲来解围，邓县外城樊部部分官兵闻讯冲出，与樊联合，但行至穰东一带时全被于部第七师击溃，樊钟秀差点被俘，此后再未敢来。

樊部冲出一部后，于部遂占领外城；又围月余，内城弹尽援绝，于部遂克邓县。樊部两师长仅率300余人，由北面缒城涉水逃走，其余全被缴械。樊部原约17000人，经于部围城63天，仅余约3000人退至信阳。

1927年农历三月初七，吴佩孚在洛阳过54岁生日，由其幕僚，洛阳士绅，各省代表为其大张寿筵，热烈祝贺。正在杯酒高歌齐集欢会之际，下午3时，忽然接二连三收到告急电报，继而传来隆隆炮声。奉军精锐正猛攻汜水。面对危机，吴佩孚深感已成败局，势难挽回，遂立请宾客散去，并下令前线部队后撤，幕僚们准备动身。翌日晨，吴携带眷属，由高级幕僚张其皇、蒋雁行、张方严、毕泽宇等数十人相随，离开洛阳南逃。

同年5月，冯玉祥所部北伐军兵出潼关，分路东进。一路由冯玉祥统率，自潼关直压豫境，另一路由孙连仲统率，自陕境商雒一带入豫；唐生智则率湘、鄂之军，进入河南许昌、郾城之间，与南进的奉军相持。

吴佩孚一行离开洛阳先到巩县。在国民革命军的压力下，直军军心浮动，一些人已不听号令，吴佩孚难以立足，处境困难。吴派湖北第一混成旅旅长孙建业，前往邓县给于学忠部送无线电器材时，途经南召、鲁山一带，被杂牌军李振亚部截获，并将孙击毙。情况如此，吴已无能为力，遂弃巩县前来邓县。得知吴佩孚前来，于学忠即率6名师长将吴迎至军中。直军战败后，吴佩孚的很多部下已经溃散或他附，但于学忠对吴没有改变态度，仍一如既往，执礼甚恭。

对此，冯玉祥的说法是：自吴（佩孚）抵邓县，独于学忠倾心附之。吴佩孚来到南阳后，曾打算会合于学忠，号召襄宛驻军及徐寿椿、马文德各部，占领襄宛，分由钟沙、随枣两路攻袭武汉。武汉政府为此接连电催冯玉祥出师襄樊，以图牵制。接到武汉政府的电报，冯命孙连仲率部出紫荆关、以攻击昊佩孚、于学忠部。

那时，驻襄宛直军为参赞张联升。该部本已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番号为陆军第九师。在张派代表与冯玉祥部接洽合作办法时，冯又委任张联升为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当张得知吴佩孚南逃，又为于学忠所迫，在吴到达南阳前，又与于学忠联合起来。

孙连仲率部行抵淅川后，派出一支部队于5月17日攻克内乡。当时吴佩孚、于学忠、张联升合起来尚有四五万兵力，而孙连仲部兵力不足两万，众寡悬殊。但为了牵制吴、于进攻武汉，冯玉祥命令孙连仲摒除一切顾虑，举全力直攻邓县。于学忠利用邓县西30里之文曲集原有平排三个土寨，令第八师师长秦建斌坚守，挫其锐气。

孙部到达后，即将三寨包围。于学忠右翼用五个团，左翼用两个团，拟以主力进行反包围，以便将其击破。孙连仲得到消息，害怕遭于部反包围，一天晚上忽然退去。这时，冯玉祥又改变策略，命令孙部只在李官桥之线，构筑防御阵地，坚壁不战，敌进则进，敌止则守，牵制吴、于、张兵，不使扰及唐生智之北伐军。

北伐军攻克郑州后，奉军停止南进，黄河以南只有襄宛为吴、于、张部所据守，其他散兵游勇都已肃清。冯玉祥认为对吴、于、张等不能听其盘踞襄宛，应趁机肃清，随于6月4日下令孙连仲部由内乡进攻南阳，方振武部由襄阳进攻，以期解决宛南，肃清吴部。

树大招来的风也大。吴佩孚败走南阳来到于学忠军中，把北伐军的注意力和压力一下子都吸引过来，引起于军内部议论纷纷。在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第七师师长阎得胜向于学忠提出：“吴大帅在此，目标太大，致为各方所集矢。”阎主张将吴佩孚礼送出境。

于学忠闻听此言拍案而起，说：“玉帅今日正在患难，即属朋友亦应援助，况吴为直军统帅，今日岂可落井下石。诸君如坚执此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和诸君。”众人一向敬佩于学忠，见他如此坚决，会上无人再持异议。第七师师长阎得胜、第八师师长秦建斌虽然都有驱吴之意，出于对于学忠的威服，暂时未敢表露和有所动作，但不久他们还是与张联升部投奔了国民革命军。

大势已去的吴佩孚在于学忠军中住了约一个月，对北伐军的进攻已无力反击，同时于部有的高级将领要将吴礼送出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吴的耳朵里。这时吴佩孚与于学忠面谈，一方面对他的厚谊表示感谢，一方面酝酿自己今后去向。

据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一文记载和郭维城、牟中珩、惠德安等人回忆，当时于学忠与吴佩孚面谈的基本情况是：吴佩孚要于学忠一起率部入川，暂依杨森。

于听了吴这一想法后，不同意他带部队入川，自己更不随吴一起去，对吴说：“我始终听从大帅。北伐军兴，目的首在我帅，是以无论如何穷蹙，我终不附南。冯玉祥与我帅对立，我亦无附冯之理。我帅既去，我个人相从，于事无益。若简率师徒，则此师原由川鄂边境远道跋涉而来，川省系防区制，何处防区能容大部客军？重率饥疲之众再入险阻之区，将士亦难期用命。今我决定解甲归田，与我帅共进退，将部队交与部将，听其自求生存。”

吴佩孚说：“好！我只带卫队团去，免得外界产生误会。但我不能一走了之，剩下的几万部队要有人管，不能自乱起来。我就把部队交给你了。”

于学忠说：“感谢大帅的知遇信任，我决定回蓬莱老家.豫南的部队可让别人去带。”吴佩孚说：“你为什么非走不可？”

于学忠说：“大帅来我军中、我不能有所作为挽回颓势，对不起大帅，应去者一；邓县一带年来歉收，民有菜色，驻此重兵，深扰父老，应去者二；官兵无粮无饷，亦无服装，不自避位，负我部属，应去者三。”

听了于学忠的述说，吴佩孚极为感动。但他仍不让于学忠走，说：“你年未满四十，正宜进取，岂可蒙生退志？我把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

于学忠说：“我决心已定，大帅不必再劝了。”

吴佩孚说：“这些部队非你莫属，别人谁也不给。你能自立最好，如果不能自立，可以投奔张学良，但无论如何不能去投蒋介石。蒋介石不学无术，见利忘义，你若投了他，将来我再也不和你见面。”

于学忠说：“国民党正兴旺，冯玉祥也在动作。大帅不走，我当然相随；大帅不能继续，我只有下野。”

吴佩孚不让于学忠离去，坚持要将部队交给他。于学忠对吴佩孚非常忠义，坚持下野，返回祖籍，做乡间寓公。他说：“我意已决，玉帅去后，我即还乡。”

吴佩孚见于学忠难为所强，只好任其求去。这时吴佩孚大势已去，所部心急思变。一天晚上，吴与于学忠在院中谈话，墙外忽然枪声大作，乱掷手榴弹，竟是吴的卫队所为，情况险恶，吴遂带卫队数百人，离开于学忠部，西行入川，暂依杨森。于学忠亲自将吴佩孚护送至渡口。于与直系之关系从此结束。

于学忠所部虽与川军多次交战，但较少战败，损失不大，队伍仍较完整。在撤到河南邓县时，吴佩孚事先已作交待的其豫南部队，也都来归附于学忠。因为于部仍是一支较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很多人想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派员找于学忠洽谈。

第一次是唐生智派于学忠的同学姚荐楠来豫游说。于见同学来了，热情接待，但一转入收编正题，于学中的脸色马上变了，他郑重地说：“我若肯附南，在宜昌时即归附，何苦等到如今？今移师至此，岂能变易初衷。”姚荐楠见于学忠态度坚决，不便再说，快快而去。

接着，蒋介石派姚荐楠陪陈干同来劝说。两人来后，陈极言蒋介石对于学忠的爱慕借重之意，并展示了随身带来的蒋介石委任于学忠为军长的委任状，告诉于收编后马上可以就任。但于学忠对蒋介石这份授以重大军权的委任状不屑一顾，说：“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并怒气冲冲地当场将委任状撕碎。陈干看到这种情景怎好多说，与姚荐楠也怏怏而去。

阎锡山也派代表与于学忠接头，商谈于部归顺问题。于不改与吴佩孚“共进退”的初衷，又拒绝了阎的代表。

接着，于学忠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自责无能，有负众望，无法挽回颓势；驻军邓县，深扰当地父老，于心不安；官兵时常缺粮断饷，对不起众位弟兄。有鉴于此，自己决定下野。他说：“你们好自为之，但你们有办法能立足，我当躬耕故里，终不着此军衣；若仍不能自存，找我时，我但能管亦不能不管。”临行，军中尚存现款万余元，于学忠除带少数路费外，以万元分给全军官兵，每人只得3角余。官兵对此十分意外，惊疑之际，纷纷恳切挽留。于学忠去意已决，毫不动摇。

是时，张学良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军团长，率部进入河南。他也授意该部师长应振复设法与于学忠联系，希望联合起来，一起整军经武。应特遣江揖安（以后任东北军一零八师师长）与于学忠联系。据江说，他在湖北任王汝勤第八师参谋长时，与于相识。

应振复曾屡次向张氏父子进言，称赞于部为直军中最精强的一支劲旅，须设法收编。时住北平的张作霖，在与任过河南督军的赵倜和任过热河督统的米振标等毅军老伙伴会晤时，得知于学忠系故旧于文孚之子，不仅治军严明，骁勇善战，而且很讲义气，也派参议尹同愈、范浦江、宋学礼等来邓县见于，力述张氏父子爱慕借重之情。希望于学忠与之合作。于因下野决心已定，当时仍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这时，于学忠将其二十六师编为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师，以原二十六师旅长杨殿云、马廷福分任师长，并下令联军第九军各师统归资历较深的第七师师长阎得胜指挥。于本人于7月初“只身便服”离开邓县下野，取道汉口乘船经上海，返回蓬莱故里。

于学忠

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