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目的是为了供人主备要，因此，他除了在史论中表述历史史观，也参杂了个人的政治思想与建言。他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在《资治通鉴》史论中，屡屡强调礼教治国的必然性。他极力阐发礼制的统御性与规范性，无非是以国治久安为目的导向，使得礼制的主张，在《资治通鉴》中，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资治通鉴》为我国编年史巨着，所载上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计1362年兴衰史事，详备可法之善与可戒之恶，以为人主取法。司马光曰：“臣今所述，止述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其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反诸正也。”（《资治通鉴‧魏纪》）清楚地说明了着书意旨。

司马光纂修通鉴，目的本是为了献帝观阅，又自陈修史乃为“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其失，以为劝戒”，故必于论赞中借史事寄寓劝戒之旨。司马光长期出入儒学，以儒家眼光褒贬史事，乃至贯注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于史书评论中，在所难免。我们可从218则论评中，窥测司马光的礼制思想，以及其如何藉礼制拨乱反诸正。

司马光对礼制的定位

《资治通鉴》常以礼为论赞的铺垫，对于礼的内容与影响力多所阐释。司马光于通鉴首发之论，即指出礼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资治通鉴‧周纪》）

司马光认为天子的职责中，首要维护礼制。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制是国家的纲纪，其内涵要由地位的确立来充实，而所谓身分地位的区别，指的就是君臣上下的尊卑关系。至于名分，则是公、侯、卿、大夫等爵禄的划归。透过官职的称呼，地位的高低也就由名称而彰显，名分能清楚规定，上下关系也就能层层递显。既然能明确表现出尊卑的地位，君臣的身分便不会淆混不分。如此，人君的崇高地位自能屹立不摇，以一人之身，行使无上的权力，统帅无数臣民，而臣民也会受到礼制规定的影响，自居其位而无所质疑，从而心悦诚服地受制于君。

因此，礼制的严格订立，不仅是为了使阶级划分明确，更重要的是建立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由上至下层层开展出各级官吏，乃至平民。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会随附相应的权势与责任，在其位者便能藉由对个人身份的肯认，各尽职分，并规范下属。司马光认为君臣之间该有的态度是“临”与“承”，虽然君主的才能与智慧未必胜于臣民，但是经由礼制的遵守，臣民亦能摒除才智比较的考虑，忠心耿耿，以下事上。他以“本根”与“支叶”形容君臣关系，人君犹如本根，居于国家的中枢地位，由此位阶，衍生出枝叶脉络，遍布全国。如此上下相倚相守，国家也因而能长治久安。故礼制的全面推广，是奠立国家纲纪的必然法则，唯有严定礼制，始能巩固政权，收纲举目张之效。

司马光论述礼的重要性之后，续言定名分的的必要：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资治通鉴‧周纪》）

君臣名分，如同天地乾坤，是既定的伦常纲纪，永远不能撼动。尊卑地位既然不可改易，那么为人臣者一定要以恳切谨慎的态度面对人君。这种态度，在平治之日表现为绝对的尽忠，在亡国之际则表现为伏死身殉。唯有如此，始能称为认名尽分、恪守礼节。

在司马光看来，名位是职称，本分是责任，居其名位必履尽其本分，而尽守本分的方式除了责任的担负外，同时也包括了相对其位而应有的笃实情感。基于内在真切的道德情感，始能外显为守礼的具体表现，故礼制的遵从实源于职分的认定，故司马光曰：“礼莫大于分也。”职分既然是践履礼仪的实质动力，那么应如何确认职分呢？司马光对此认为，定分必由于正名。其论云：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着，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着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着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资治通鉴‧周纪》）

司马光认为礼制的真义，在于分辨贵贱，别序亲疏，裁成万物，应对各项生活事务。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表现在其位的举措；不享用标示名号的器物，就不应该显扬相应的形象。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隔开标志，上下层级才能井然有序，伦常关系分明不紊。因此，名位与器物的标举，是支撑起礼制内容的两大要素。礼制既然为治国的总原则，那么国君就必须亲自担负制定名位与器物的职责，不能假手他人。以繁琐的国政而言，主持订立名位与器物的工作虽然微小，但是凡事皆是从细微之处产生，从而渐行显着。名器之立亦是如此，其事虽微，但是本质乃关乎国家统治纲纪，若不谨慎对待定名之事，未来所产生的影响力将难以预估。

名分既然是礼的条理，这也就表示：从治国总规范而言，礼仪节文是约束臣民行止的形式；从内涵意义而言，名分是礼制的实质内容；从具体象征而言，位称与器物则是确立身份与相应职责的标志。立于治国的立场，礼制的提倡除了是治国方向的归趋，还具有严格规定臣民举度的意义；立于国政维系的立场，臣民随名位践履本分才是维持国家运作的实质原因。

由此观之，礼制之于国家的影响，在于严格把持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名分之于国家的作用，在于规定臣民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功能。所以，礼制不仅具有形式意义，其收摄范围更能扩及君、臣、民三方面，使全国上下每个人都能还归到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名位上，而能随名位的划分全尽职位的本分。如此，君臣民便能依次整齐地纳归于所属的国家结构中，且能依照相异的名位，发挥各自结构角色的责任功能，使政治运作能全面推动，无所窒碍。

礼制的政治作用

司马光认为礼制对于国家的影响力甚大：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资治通鉴‧唐纪》）

礼制的影响力是周遍深远的，运用于一人之身，能使动静言行如理而表现得宜，德性人格也在礼制的教化中渐次培养起来；运用于家庭宗族，则能稳固亲情伦理，使内外有别，而宗族的相处亦能因此和睦融洽；运用于乡党，则能潜移默化气质之弊，使人民体现道德伦常，而风俗也在人文化成下，有醇美的气象；运用于国家，能使君臣关系相别不紊，让国政保持稳定的状态；运用于天下，能使诸侯顺服不反，君臣分际既能清楚不乱，纲纪也就能严正，秩序也就能维持，而天子亦能维护正统地位、临朝天下。因此，国君只要能彻底实施礼制，必能承继三代之王，广收政治实效。

司马光力陈礼制的影响力，并非泛泛之论，而是奠立在对于礼、名、分三者关系的确立上。定名之所以为礼制的核心，乃是立基于名实相符的理论基础。正名就是正实，意思就是身在某一职位或扮演某种角色，就要全尽本分，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大至君臣，小至父子兄弟，皆必须在不同的伦常关系中，克尽自己的职责。因此，礼的运用层面是非常广阔的，可行于一人，亦可及于家国天下。礼制落实的范围有多广阔，行为规范与人文教化的效力就有随之倍增，人人遵礼守分，国家自能平治无虞。

司马光屡屡说明礼制的正面影响，无非是为了藉由史论向帝王表述其政治主张，以劝戒人君彻底执行礼制。除了指出礼制的作用层面，司马光并托上古盛世深化礼制成立的必然性：

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资治通鉴‧唐纪》）

“乐”素为圣人喜好，而“礼”则是圣人道德实践的具体彰显。圣人于动容周旋间无非是中庸平稳的行止，于乐音演奏的氛围，自然呈显平和中正的气象。为了教化百姓成就美善的人格，于是制定礼乐，以引导人民建立伦常意识。因此，礼乐的倡导，是圣人为了启迪四海人民与后代子孙，而方便施教的成果。司马光指出，三王五帝正因以礼乐治国，治道方受后人称颂。事实上，司马光之所以以三王五帝为鉴，是上承儒家托古改制的传统。“三王五帝”的提出，重点并不在于历史发展中的上古实况，而是象征文化精神的根源。故司马光对于三王五帝治道的肯定，其实正是通过对先圣的追怀，藉崇古以寓托礼制精神。

司马光在伸述礼制的效用后，又举魏晋因礼崩乐坏而冲毁国政为例，强调推动礼教的刻不容缓：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哉！怀帝承乱即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复取之矣！（《资治通鉴‧晋纪》）

一旦礼教崩解，也就代表维系社会结构的价值力量失落，伴随文教总纲的解体，人心自易浮动不安，国本便会动摇。此时，即使国君具备长才，也难以挽回天下之势。所以，人君必须强烈意识到礼制推动的必要性，于国势尚可挽救之时，便要实时倡导礼教，以稳定社会结构。否则，一旦纲坠领亡，也难以力阻颓危局面，回复安治平稳的政局了。

司马光从人君制臣御民的角度出发，强调礼制对于政局的稳定功能：“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资治通鉴‧周纪》）施行礼制，能使臣民谨守君臣分际，即若高才睿智者，也不敢踰越本分，而能衷心臣服，为国君尽力效劳服役。司马光将礼制视为国君统御臣民的利器，认为通过礼制的统御，可以由内部加强国家结构，深化臣民忠君意识，使君权获得有效的发挥。

由于司马光重视的是礼制严正纲纪的政治效用，对于礼的教化功能，反而较少着墨。就算提到，也泛泛以“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资治通鉴‧汉纪》）数句带过。由此可知，司马光虽是立于儒家的立场，劝戒人君施行礼制，但是他重视的是礼制的规范性，与由此带来的君权巩固。目的在于规范人臣的行为，使臣民不敢以下犯上，达到君臣序别，政功成就的具体功效。

结语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目的是为了供人主备要，因此，他除了在史论中表述历史史观，也参杂了个人的政治思想与建言。他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在《资治通鉴》史论中，屡屡强调礼教治国的必然性。他认为礼制可兼纳全国臣民，使君臣民在礼制的规范下，发挥各自的角色功能，从而稳固政治结构。因此，他力谏帝王实施礼制，以礼制为治国根本，施之于臣民，达到巩固君权地位的效益。他认为礼制除了能使国家结构制度趋于严谨，其内容所包含的名分层面，亦能使臣民随名定分，确实发挥各自的角色功能，从而强化国政的运行。故唯有透过以礼规约治国总纲，才能保证国君的地位不受居下位者的侵犯。君臣分际既能明确划分，人君也就能掌握统领大权，驾临臣民之上，全力治国。

由此可知，司马光极力阐发礼制的统御性与规范性，无非是以国治久安为目的导向，使得礼制的主张，在《资治通鉴》中，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