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枪就能救国？救国是不是太容易了些？

只要发展经济，发展军事，国家就能够强大。

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有，北洋的那些诸侯们，早就亲自实验过了。

1905年春，严复在伦敦和孙中山先生见面。

两个大佬的话题，无关风月，一定是指向民族危机的。

在这次少见并且少为人知的会晤中，严复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当然，这个“很重要”，是个人做出的判断。很显然，并没有人认为，严复这个观点，其实“很重要”。

就好像虎狼之国秦国已经急红了眼要吞并六国，六国竖起脖颈上的羽毛严阵以待提防秦国，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孟子来到中间拉架，说：

先王之道，重在仁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七个国家一起拿起扫帚，把老夫子扫地出门，顺便带上一扫帚。

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谈圣王之道。

眼前锅里的水都沸腾了，急需扬汤止沸，哪管什么圣王之道？

严复，就是那个站在中间拉架的孟老夫子。

天下未平，战争频繁，逐鹿的北洋诸侯们听不进去这些话。

所以，即使是金玉良言，震古烁今，也依旧没有人去听。

严复说的都是什么话呢？

民族性。

严复说：

“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

意思是：中国国民的民族性非常卑劣，民智太低。即使有大的改革，想要兴利除弊，当我们去驱逐这样一种弊害的时候，另外一种弊害就产生了。我们将这两种弊害都驱逐的时候，第三种弊害就产生了。

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不举了。防止文章不好发。

用比较生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国民，非常擅长于“钻空子”。

不管法律条文多么严密，但是只要擅长“钻空子”，就没有钻不到的。

比如，国家不是不让炒房吗？

但是就会有一些“聪明”的人，想出各种“套路”，用投资股票一样的投资方法，来入股，一起买房，然后分红。

地上不行，转战地下；陆地不行，转战海上；现实不行，转战互联网；国内不行，转战国外……

有这样一种顽固如“牛皮癣”的民族劣根性，就有永远钻不完的空子。希望这样的民族振兴，指望什么呢？

所以，严复提出了拯济民族的方法：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就是通过教育，让民族的劣根性，得到改善。

严复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的。他的这种真知灼见，也同样被北洋诸侯们不屑一顾。

北洋诸侯们急着弄钱买洋枪洋炮，搞洋务运动，他们觉得坚船利炮才是说话的底气，用坚船利炮一轰，娘的，不就完了吗？

如果让一个民族强大，通过金钱和坚船利炮一轰，就能够解决，那么拯救国家危亡，也太容易了吧。

就是在多年经营的坚船利炮被沉入海洋之中，洋务运动之后几十年，用金钱包装起来的国力依旧不堪一击，严复再度发表了他的看法。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指出：

西方国家在过去两百年突飞猛进，并不只是形而下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是另有一种精神在，也就是：

形而上的精神，比形而下的坚船利炮更重要。

那么，西方到底有什么精神在呢？

严复原来的话，比较晦涩。通俗一点讲，是这样的。

西方人有一种比我们强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自由平等观念。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就“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

我们中国人是等级制度，大清帝国最上面是皇帝，大大小小的等级臣子，巡抚大人，刑部判官，小到村里还有村长主任，一大堆等级人。

做事情自然就有很多忌讳，州长大人面前不能随意谈笑吧，族长大人面前要有种种礼仪规矩吧，乡邻朋友之间也要客套寒暄吧……

一句话，规矩太多。

西方不需要，所以没有忌讳，没有烦苛，不拥堵。省去了很多麻烦。

所以，严复说：西方人因为平等，“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国君也不高贵到哪儿去，百姓也不低微卑贱到哪儿去，上下联成一体，这就很有力量，外人不能超过了。

严复还看到了西洋文化优于我们的另一处，就是他们的法律非常完备。

“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

正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和法律意识，形成他们的国民性：精密广远，做事根本于学术，做学术又追求实事实理，然后能达到至大至精之域。

严复提到的问题，就是民族性塑造的问题。

他深刻看到了民族性对于国邦的重要意义。这是民族强大的根基所在。

他深刻看到：“形而上”的道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形而下”的器的作用。

在那个时代，真是难能可贵。

因为过了一百年，他提到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重视。

在崇拜金钱和权势的社会里，没有人在意，道是什么？

文化思想，是塑造民族性的根本。

英国非常尊重传统，重视经验，认为自然演化才能达到进步。外人看来他们很保守，但是他们形成了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和非常沉稳的民族性格。

德国曾经在持续三十年的战争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深深反思，感觉有序稳定的社会是多么重要。

正是这种对秩序的强烈渴望，他们产生了新教思想，追求秩序和纪律，追求工作的严谨性。

不同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

民族性，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

拯救这个社会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重塑民族性。

抗战的时候，人们穷得穿不成完整的衣服，眼睛望向飞着炮弹的天空，那眼睛都是鲜亮的，充满希望的。

战争多残酷，几万同胞可能会在一天两天全部战死，那些家庭优越的青年，拿着年轻的生命去战斗。

那是什么性格在支持他们？ 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民族性。

虽然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被当作旧文化打倒得很彻底，但是这些人的民族性，都是传统文化塑造的。

我们经历一百年传统文化的断裂，失去了很多。 失去最多的，是思想。

我们抛弃了旧思想，却无力建立起新的有效的精神支柱。

因为过度贫穷和底层，产生了对金钱和权势的无底线向往和崇拜。所以，民族性已经严重丧失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危机所在。

怎么拯救我们的民族性？

重修伦理，再建道德。重修我们的民族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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