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黻兄:
昨天(七月卅)始得读你六月八日的信。
在这个时期读此信,真有无限感概。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你在“九一八”之前所见,我在民廿、民廿三年所见,在当时所以不能实行,只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实行。若政府在民廿能有民廿四的巩固,满洲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至今想来,史实如此,不足怨悔。
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 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这几天是最吃紧的关头,孟邻(蒋梦麟)、月涵(梅贻琦)和我都在教育部大楼做“难民”,焦急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 南开大学是全毁了!《独立》不知还在出版否。
匆匆只能写这几句话,祝
双安
适之 廿六,七,卅一
胡适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
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适之 卅七,一,十二夜
页面更新:202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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