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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驶进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放门户，与世界接触时，有许多犹太人早已同化在世俗的西方生活潮流中，以至日本人不容易明显地区别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不同。

经过数年内乱之后，日本对培里的要求作出了尽力而非常迅速的反应。

1、日本对犹太人的最初印象

到20世纪，日本觉得够“现代化”了，足以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它觉得它同样也能借军事征服获得利益。它所选择的牺牲品是对它北方边境经常构成威胁的俄国。

日本希望通过对俄作战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地区。它希望这会为它不断扩张的工业提供一个可靠的原料基地。单是在国境之外夺取并控制这一大片土地就会使全世界对日本更加敬畏。

随着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爆发，日本于1904年2月挑起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它发现自己吞得太多了。俄国是个一望无际的国家，有大量的军队和实际上无限的财政来源。

1904年4月，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男爵到伦敦，尽管他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可他连日本继续战争所需的最低限度经费的一半都得不到。

在即将返回日本的前几天，高桥参加了一次由一位银行家主持的正式宴会。

用餐后上点心之时，高桥向恰好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客人流露出失望感。他伤心地说，日本肯定将战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在他的帝国生涯中取得另一个胜利。

高桥的这位宴会伙伴是个叫耶柯勃·歇夫的先生，他对此似乎很感兴趣，而且不只是出于礼节的要求。两人的谈话直至送上白兰地和咖啡，宴会宣告结束才终止。然后，歇夫消失了，高桥也就忘了他。

次日早晨，高桥的助手叫醒他，说有位歇夫先生来访，要讨论500万英镑借款！

歇夫先生是美国库恩一洛伯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他在世界金融市场有强大的实力，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大代理商，也是一位犹太人。

高桥感到好奇，立即与歇夫会面，从此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毕生的友谊（后来这位日本银行家将他的女儿送至纽约，与歇夫一家共同生活了3年)。

在此后几个月里，歇夫又进一步安排了4次贷款。日本手中有了钱，得以继续作战，直至能够得到一个胜利的和平。在日本，雅柯勃·歇夫成了英雄。国家报纸连篇累牍地领扬他在日本取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书上增加了整整一章来叙述他。

明治天皇采取了绝无先例的行动，邀请歇夫这位普通人在皇宫共进午餐。没有歌歇夫的帮助，日本不会取得对俄作战的胜利。正是借歇夫之助，日本为自己取得了新的领土、新的资源，并大大地提高了在世界上的地位，任何赞誉对这位先生来说都不过分。

歇夫是位美国人，但他并非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帮助日本的。他筹集了近2000万美元，但其中大部份并非来自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歇夫充当一个犹太人的角色。

这一事实对日本人起了作用，对全体胜利了的日本人民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

高桥是清

直到1919年，日本军队被遣往西伯利亚与白俄士兵共同对苏俄作战失败，日本才被引向一种对犹太人的消极态度。

2、一本影响日本人对犹太人印象的册子

白俄不喜欢犹太人。而最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是这支反革命武装的头目之格利高里·谢蒙诺夫将军。

除了枪支、饭盒，谢蒙诺夫还向每个士兵发了一份《郇山长老议事录》，这是一本恶毒的反犹书籍，据称是一份关于犹太领袖们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夺取整个世界的。

实际上此书是俄国秘密警察凭空编造出来的。然而，无论是对谴责犹太人应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负责的俄国士兵来说，还是对7.5万名第一次在完全西方的条件下生活和学习的日本士兵来说，《议事录》必须一字一句阅读。

在日本士兵中，有两名年轻军官深受感染，结果《议事录》在他们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还将对几千名欧洲犹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其中一名是安江仙弘大尉，他33岁，精通俄语，任谢蒙诺夫将军的参谋，出身于日本北部一个武士家庭，是个头脑敏锐的实证主义者。他本应在一个日本著名大学教历史而不是在日本帝国军队中当官。

另一名是犬塚惟重，来自东京的海军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地中海度过，远征西伯利亚时驻在距海参崴不远的战舰上。犬塚虽然不到30岁，却野心勃勃，不断寻找特殊途径以求出人头地。

这两人，还有其它至少数千名日本人，都接受了《议事录》的结论，即：没有自己土地的犹太人多年来一直谋图占有整个世界。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不道德行为灌输给年轻人”并在所有阶层中制造普遍不满以破坏社会稳定。他们垄断了小麦市场，让整个世界挨饿。

他们控制了世界的资本并狡诈地说服了世界上天真的企业家、银行家和“百万富翁”与他们合作。一旦成功地完成了这些初步工作，犹太人就可“踏上统治世界的门槛。”

像安江和犬塚这样的人只要观察一下他们周围的世界，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奥匈帝国、中国、甚至俄国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强盛之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陷于没落。

日本以及据说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已经断然地与他们父辈们的传统价值观决裂。银行家、企业家和百万富翁的确以其粗野的、经济取向价值观控制了社会，这是前所未有的。

1922年，日本的西伯利亚远征军回国。士兵中大多数人对《议事录》这本书及其概念已经忘却。然而犬塚却开始在东京海军司令部他自己周围聚集一伙有同感的官员共同讨论和研究“犹太人的阴谋”。

安江则在陆军情报局开始将《郇山长老议事录》译成日文。

几年之后，这被称为“犹太问题专家”的军人派系愈来愈庞大和公开。

在各种门类的杂志上开始出现许多文章，其标题诸如：“国际性阴谋的研究”、“犹太人消息”、“犹太人研究”。

此外，又产生了一些非正式的讲座和论坛。

《郇山长老议事录》日译本已出版、其内容被充分研究。

20年代中期，安江和犬塚成功地促使外务省注意到“犹太民族”。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合乎逻辑的是，调查犹太人最紧要的事情是必须到他们的本土去。1926年，外务省向陆军借调了安江，并派他去中东调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安江遍历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不过他向外务省报告，犹太人对有关占领世界的计划守口如瓶，关于这一国际阴谋甚至没有一个人漏过一丝口风。

外务省情报部门感到失望，但更决心尽可能多地取得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信息。它向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出备忘录，要求得到全球犹太人和在他们地区内犹太人活动的情报，而且要连续不断的报告。

随着日本国内情势的发展，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犹太问题专家”们的影响继续扩大和增长。他们认为日本的高贵灵魂被那些只想装满口袋的人沾污了。

3、河豚计划的缘起

1929年的国际性经济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萧条，使得东京的决策者们渴望得到中国东北，中国东北以其原料财富、广大的可开垦土地及空间等待着吸收日本过剩的数百万人。自1905年以后，日本的关东军就一直占有着满洲铁路，这是日俄战争结束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所得。

关东军中的两名军官，一个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另一个是石原莞尔大尉。1931年，两人说服了他们的上司：控制满洲对于挽救日本已至关重要。几个月后，这支军队不受东京政府的节制单独行动，占领了整个6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而在世界上建立了独立的“满洲国”，该国将受日本的“指导”。

鲇川义介是战前日本的主要企业家之一，他在美国学到了制铁的最新技术，回到日本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这一企业后来被称为日产企业。

1932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该株式会社是半官方机构，控制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和矿业)邀请这位实力雄厚的企业领袖访问满洲，向他请教如何开拓并发展这一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鲇川欣然接受。

他首先与老友高桥男爵（即是那位与歇夫签订庞大借款的高桥）商量，然后在满洲作了广泛的旅行调查。

他与后来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谈了好几天，松冈那时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他又与石原莞尔大佐和此时已是陆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就建设东北计划作了长谈。

他通过石原大佐会见了《郇山长老议事录》的翻译者安江，他当时已被认为是日本犹太事务的主要专家之一。

他还会见了安江的同伙，海军军官犬塚（他一开始就是石原的忠实支持者)和樋口喜一郎将军，樋口曾参加过西伯利亚远征军，现在是驻“满洲国”军事使团的头子。他们之间讨论的话题经常转到犹太人。

鲇川对犹太人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高的评价，这是受了高桥男爵的影响，而且当初他在美国时与犹太钢铁商人也有过来往。

就在几个月内，鲇川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建议开始集中到一个新的想法上：何不利用犹太人来帮助发展“满洲国”？

这是一种极端而大胆的想法。如果能把犹太人从欧洲吸引来，他们会提供创造性的能量、工业技术和文化上的手段，这样，满洲的潜力就能得到发挥。

如果犹太人在满洲建立了移民点，那在世界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自然会有兴趣在那里投资。

还有，为了保护他们同一宗教信仰者的利益，在幕后秘密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会停止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大肆攻击，也不会使日本再受到“抵制日货”的威胁。

总之，这个计划是恶毒的。

尽管日本人搜集了许多情报资料，他们对犹太人仍然陌生，而且多少持有疑惧。但当鲇川在满洲以及东京继续讨论该计划时，欧洲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在把犹太人挤入一个特别顺从的位置。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德国总理。4月1日，德国开始抵制所有犹太人的商业。

10月，犹太人被禁止在德国政府机关、专门机构以及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任职。鲇川决定行动了。

1934年，他以在外交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形式放出了一只试探气球，这篇文章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

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地宣传，没有消极的反应。

狂热的日本军方领袖们感到商兴，“犹太问题专家们”欣喜若狂。

现在，他们所有的理论和研究工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来为日本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

犬塚在一次“犹太问题专家”的非正式聚会上提醒大家：

“这一计划极像河豚鱼（这种日本鱼在可食之前必须去掉它的致人于死的毒物)。

如果我们确实精于烹制这顿美餐的话，如果我们对犹太人的狡猾本质时刻保持警惕的话，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注意这一事业以防犹太人用其固有的聪明手法改变局面，而利用我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话，总之，如果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的话，我们将为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天皇创造一顿最美味、最富营养的、难以想像的美餐。然而，如果我们犯了最细小的错误，它将使我们毁灭在最可怕的状态中”。

要提供河豚鱼，当然首先必须抓住它。如果满洲成为千千万万犹太人快乐的新居，那么它将会重新获得日本占领前的声誉。

4、犹太人对日本的观感

犹太人聚居满洲的历史、可上溯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急于把刚从中国人那里取得的地区“俄国化”，他声称，任何愿意移民到“满洲天堂”的犹太人都将得到宗教信仰自由、无限制的商业权利和进入没有限额的学校。

满洲的冬天长达7个月，当时气温降到零下40度、而在炎热干燥的夏季，空中满布的苍蝇使人几乎不能呼吸。确切地说，满洲不是“天堂”。

然而由于渴望自由生活，在20年代中期有13万名俄国犹太人住在满洲的主要城市哈尔滨以及海拉尔、齐齐哈尔、满洲里、沈阳、大连等地的较小的社区里。

哈尔滨的犹太社区在考夫曼医生和拉比阿隆·吉雪列夫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有学校、医院、银行、老人之家和基地，其犹太会堂是满洲犹太人引以自豪的。

尽管在1920年来了几百个反犹的白俄，哈尔滨仍被犹太人确实认作是一个天堂。

但是，在1931年，日本人来了。关东军领袖们要建立一个“满洲国”乌托邦，而随军队到来的文官只想发财后再回到“文明”的日本。

他们接管了商业，又将许多住宅和商业建筑物占为己有。勒索高额赎金的绑架屡见不鲜，金额最高竟达40万元（日本人并不专门挑选犹太人进行勒索，但白俄却这样做，日本人常与他们合作，或者是作为警方默认他们的活动)。

哈尔滨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个乐园，而现在成为人间地狱。其中绑架西蒙·卡斯帕事件可说是登峰造极。

西蒙·卡斯帕的父亲约瑟夫于1907年从俄国来到哈尔滨，到30年代初他已成了富翁。他在哈尔滨市中心拥有声名显赫的“现代大饭店”，在整个满洲有许多影剧院。

1933年8月，西蒙暑假归来。一天，他与女友外出，在回家途中受到来自后面的袭击，随即被带到哈尔滨西边约36里处的一个隐匿处。次日早晨，约瑟夫·卡斯帕收到一张通知，索要10万元赎金。

这种事并不新鲜，按照通常的要价，所要的赎金也不算过分。

然而约瑟夫·卡斯帕不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国公民，于是他立刻去找法国领事。

在领事看来，这事涉及到法国的荣誉。他坚持认为约瑟夫·卡斯帕不能付赎金。领事称，他将与日本警方合作，找到西蒙·卡斯帕。

30天后，半只血淋淋的耳朵送到约瑟夫·卡斯帕那里，但法国领事向他保证：官方即将找到绑票者。

约瑟夫再次同意不付赎金。

1933年12月3日，被绑后的95天，西蒙·卡斯帕被警方发现了。他受尽饥饿、拷打和酷刑。这位钢琴家灵巧的手指上的指甲已被拔掉，双耳都被割去。他被关在地下室已几个星期，那个地窖中土地是半冻的，只在他的头顶上方有一丝光线，气温在零下25至30度。在他被发现之前，绑架者已“仁慈”地用一颗子弹射穿了这个青年的头颅。

整个满洲从来没有哪次葬礼像为西蒙·卡斯帕所举行的葬礼那样。为了制止聚集庞大的人群，日本官方警告悼念群众不能通过大街，只能穿越小巷。尽管如此，仍有数万人参加了葬礼，包括中国人和欧洲人。一路上，人群不断高呼，“日本军队偿还血债！该死的野兽偿还血债！”

哈尔浜和上海的犹太人社区都就虐待满洲犹太人一事向日本外务省次官重光葵提出了抗议，但徒劳无益。后来绑架者被抓住了，他们虽然被投入监狱，却于当晚被释放回家。

经过长期的审讯，使大家吃惊的是他们居然被判刑。两天之后，日本警方逮捕了两名中国法官，控告他们叛国罪。在日本法官二审时，绑架者被判处10年至15年徒刑。但一星期后，他们以特赦的名义被释放。

犹太人社区早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了。就在安江、犬琢和鲇川设想出河豚鱼计划基础的同时，有几千名犹太人离开了哈尔滨。

有的到上海的公共租界，有的到中国其它城市。有极少数人甚至宁可回到苏联而不愿留在日本人控制的土地上。到30年代中期，差不多有70%的哈尔滨犹太人离开了那里。

5、犹太人如何“上钩”？

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明白：

如果河豚鱼计划要付诸实施，这种离境情况必须制止，满洲各城市必须再一次成为犹太人的天堂。安江现在已是大佐，他本人亲自负责落实此事。

安江行动小心谨慎。他与考夫曼建立了友谊，这位医生是留在满洲的几千名犹太人的非正式领袖。安江对社区的活动显示了他个人的真诚的关怀，他不断地往访哈尔滨，与那里保持接触。但是等到需要解决问题之时，安江往往等请求他帮助时才行动。

这是“犹太问题专家”的主要策略之一，为的是不使别人想到日本需要犹太人或者有目的地向犹太人讨好。

他的谋略产生了效果。对犹太人来说，渐进的方法似乎表明日本人方面有了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改变，并非只是短期的政策变更。

有些人因此而完全受了欺骗，另一些人则顺从日本人以改善他们的境遇。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到了1937年，在受到日本人鼓励并征得其同意后，社区组成了一个代议团体，以社区的名义发表意见，此团体即是以考夫曼医生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

同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到哈尔滨开会的代表中有的来自上海和日本神户。

会议在约瑟夫·卡斯帕的现代大饭店召开，出席者有700多犹太人代表及观察员，其中有安江大佐和他的“犹太问题专家”同事樋口将军，他在满洲和华北的军事机构中仍然官居要位。

每位日本人的发言都表示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要使全世界的犹太同胞都知道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樋口在即将结束他的声明时高喊：

“不要让它成为死文件！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使日本人高兴的是，犹太人的反应正如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通过了一项送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内称：

“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考夫曼发了一封信给世界犹太人大会，成功地为远东犹太人评议会申请到了会员资格。

1938年，在哈尔滨又召开了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将军和安江大佐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时安江常持月票，与他的“好友”考夫曼医生乘着豪华的快车往返于哈尔滨和大连之间。

较之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更为重要的是数星期前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是日本内阁的一次极端机密的聚会。

6、五大臣会议

这次会议称作五大臣会议，以后5年在日本帝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以此为基础的上百件政府备忘录从未提到其它名称。

193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参加会议的五大臣是：

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桓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大将以及兼任大藏大臣、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成彬。

出席秘密会议的五大臣在如何对待犹太人问题上意见完全不一致。

外务大臣有田和大部分陆军方面的意见坚决反对与犹太人有任何官方接触。海军立即用犬塚酝酿已多年的想法来回击这一论点。

海军的代言人说，这个居留地当然不应在“满洲国”，而应在上海地区——一个有“朋党”或“大同”的城市，或者可在南方。关于地区的争论可能并非出自偶然，上海地区受海军管辖，而“满洲国”属陆军统治。

势均力敌的另一方以财政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为首，他是鲇川的支持者和高桥男爵的门人。

池田受到关东军最早的领袖、陆军大臣板垣的强烈支持，他同样激烈地宣称：

“当然日本能控制犹太人！不论我们将他们放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持续控制他们与外界的一切交往。他们的自治政府只限于地方性水平。说到底，难道我们还不如中国人吗？几百年前，中国准许儿千名犹太人居住在开封，他们夺取了中国没有？没有！中国因他们的智慧和勤勉而得益，最终悄悄地吞没了他们，到今天已没有什么所谓‘中国犹太人’。自然，我们是日本人，更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同样能做到。”

讨论直至深夜，但最后还是达成了必要的一致性结论。

它以典型的日本方式设法照顾到双方。

决议照顾到反犹派的意见提出：

“我国与德国、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要求我们避免公开欢迎犹太人，因为他们被我们的盟友排斥。”

照顾到河豚鱼计划的支持者又说：

“…但我们不应像他们（德国人）那样排斥犹太人…。这点非常正确，因为我们需要外国资金，不能疏远美国。”

犬塚和安江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很快得知了这个决议的内容。他们的充分准备是导致成功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使他们的蓝图复活，起草出具体的犹太人居留地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强有力的美国犹太人参与它的发展。

河豚鱼已经上钩并被小心地送到了厨房。现在是开刀的时机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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